历史百人会沙龙多位学者共同探讨：传教士与百年中国的往事

编者按：

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过去100多年来，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做出的客观贡献，并且逐渐发现更多的史料，在此基础上也展开越多越多的探讨。日前，多位学者在“历史百人会”这样一个关注史学的微信社交空间的线上沙龙上共围绕“传教士与百年中国的往事”这个话题分享和讨论，学者中有北大教授陈浩武，多年来非常关注历史上在苗族传教的柏格理与石门坎的故事，也有温州籍的沈迦，他曾藉着多国的史料对影响深远的苏慧廉传教士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同名书籍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焦点，也有曾撰写过《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中国近代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多部著作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教授刘家峰...十多位学者中的探讨中许多宝贵的史料，也有学者中正的思考。基督时报蒙允刊登，与读者共享，希望透过这些也给读者带去更多的信息和思考。

时间：2014年12月27日晚8点至9点半
主持人：方韶毅
整理者：方韶毅
发言人：方韶毅  陈浩武  储朝晖 邢小群  陈远 刘家峰 章玉政 张在军  杨祥银  王昊   沈迦

@方韶毅：大家晚上好！历史百人会第二期线上沙龙现在开始。我是本期主持人方韶毅，此时此刻我在上海，网络给处于天南海北的我们提供了诸多讨论的方便。这或许是历史百人会有别于过去一些共同体的鲜明特色之一了。我们希望通过线上沙龙来提高历史百人会的学术价值和分量，这是举办该类活动的初衷，请大家给予支持。

言归正传，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传教士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及医疗事业。诚如我在活动预告中所提，这个题目很大，无从谈起。但出这个题目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题目大，切入点可以小，可以讲一位传教士、一件所知的传教士之事、一个你认可的观点、一点关于传教士的感触、一些研究心得。一句话，请大家畅所欲言。

@储朝晖：我先说一点我的看法，关于教会教育和医疗这方面的话题，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脱敏”，还很难依据事实客观地去研究，很多研究者内心还诚惶诚恐，生怕别人说什么，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方韶毅：储朝晖先生言之有理，这也是目前该方面研究还不深入的一个原因。不仅传教士话题如此，其他研究领域同样有类似局限。

@陈远：主持人，我接着储先生的话插一句，其实在研究界相关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方面的情况稍后我们可以请@刘家峰先生讲讲。

@方韶毅：作为主持人，先说几句责无旁贷，但我并非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抛砖引玉而已。

我关注传教士话题是因为苏慧廉，他是英国传教士，清光绪七年（1881）飘洋过海来到温州，在温州传教二十六年，把整个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苏慧廉在温州创办了西式医院和学校，他所创办的艺文学堂开学时，孙诒让和李提摩太出席典礼。还有一位传教士曹雅直先苏慧廉来温州，同样创办了西式学校。可以说是这些传教士改变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其他传教士所到之处无一不如此。今天温州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信徒众多，是和曹雅直、苏慧廉他们所奠定基础有极大关系。

@陈浩武老师近年来从事与苏慧廉同属循道公会的伯格理在贵州石门坎传教活动的硏究，能不能先谈谈看法？

@陈浩武：好的，我先讲讲伯格理的故事。

伯格理是在贵州毕节威宁县石门坎乡活动的一位传教士，1904年他在云南昭通成立苗疆部，把传教重点转向花苗民族活动的区域。正如主持人说的，伯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受戴德生先生内地会的感召来到中国。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传教士只能在沿海地区传教。中英《烟台条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允许传教士到内地活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戴德生创办了内地会，向长江上游、黄河上游，特别是云贵高原地区传教。

伯格理1886年来到中国，然后去了昭通传教，但他在昭通的传教并不成功，在昭通呆了17年，做了昭通主教，只发展了不到20名信徒。这是因为他把传教重点放在儒生也就是读书人上。但是这些读书人一直有孔孟儒学观念，大中国概念，有华夷之分概念，对西方文明不了解，不能接受西方宗教。在偶尔一个机会，伯格理接触到花苗人。按当时社会背景，花苗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如果说官府是一等人，汉人是二等人，那么彝族是三等人，他们是土司阶层，统治着苗族人，而苗族人没有土地没有财产，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花苗部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教育水平很低，生活水平也很低，处在这个社会最底层。

伯格理1904年进入石门坎，他深深地看到花苗人对知识的渴望，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这个文字的今天被称为花苗文，在联合国文字推广纪录中还被承认，是以伯格理的名字来命名。伯格理当时找了汉族和苗族中的精英分子一起来创立这种文字。

花苗文的发明是以罗马的拉丁文拼音为基础，但是融合了苗人文化，是易学易懂、内容非常丰富的一种文字。伯格理运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就是花苗文《圣经》。一百多年以后，这种《圣经》还在石门坎地区流通。

伯格理运用花苗文《圣经》来传教，同时用这种文字帮助苗族人发展教育，办学校。教堂和学校基本同步。他在一个地方建教堂，教堂同时是学校，招收学生，培养他们学文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个文字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大规模开展扫盲活动，让苗族人学习文化，接受教育。在伯格理去之前，能简单数字运算的苗人屈指可数，只能依赖能简单加减乘除的老人，可建教育水平极低，但伯格理之后，到1949年之前，他们先后办了120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苗族青年和精英。

伯格理给石门坎带来了信仰和文化教育的元素，给这个落后地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伯格理办教育的成效非常大，1928年就培养出来了一位医学博士吴性纯。吴性纯后来回到石门坎，办了平民医院。还培养了一个学生朱焕章，创办了石门坎第一所中学，使苗族有了自己的中学。

伯格理和他的后继者在石门坎地区做了大量的传播基督教和推动教育文明的工作，他们把现代西方教育体系带到了这里，而且带去了西方文明观念，比如他们1912年建立中国第一支足球队，其水平也非常高，据说1952年中国组建足球队，好几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方韶毅：谢谢陈浩武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伯格理的故事。伯格理的故事很长，又是一部厚厚的书。请做一个评论，从伯格理故事中看到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陈浩武：如果评论伯格理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典型案例，就是怎么用信仰和文化去改变一个社区？即使像石门坎这么一个落后的地区，你只要把教育、文明、信仰这些元素嵌进去，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今天伯格理给我们的启示。

刚才前面有人说现在讲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故事，还比较敏感，的确是比较敏感，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很多惧怕的理由。我们从2010年开始在石门坎做公益活动，而且建立了石门坎公益教育基金会，就是讲伯格理的故事，帮助苗人发展教育，把一些先进的教育资源带到石门坎，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我提出，也希望大家关注石门坎。

@方韶毅：陈浩武老师不仅有研究，而且从研究出发到实践，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值得借鉴。有机会应该到石门坎看看。

@储朝晖：刚刚陈浩武老师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实际上，我感觉这一块的研究需要整体性。我最近仔细读了《东成西就》这本书，它讲了几个传教士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故事。我感受很深，像这种整体性的研究，现在国内还很少。我们很多的研究都是从一个学校、一个人展开，这种研究方式作为基础是可以的，是一种铺垫。从清朝到五十年代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传教士整体做了什么，整体上对我们的教育和医疗产生什么影响，还要加强。

@王昊：各位老师好，陈老师关于伯格理和石门坎的研究实在意义深远。我个人曾做过一点南开校史的研究。南开虽然是华人自办的学校，但它的创建曾得到传教士的助力。这一点虽然现在有人关注和研究，我个人认为还不深入。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格林等人在天津创办了现代学校，给南开的创建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南开的课程设置比如体育课，都是模仿青年会学校做的，而且外聘了很多青年会工作人员担任教师，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教育和办学理念。

美国作家约翰赫斯写过一本著名小说《召唤》，八十年代获过奖。赫斯是传教士后代，在中国长大，以华北几位著名传教士的事例以及南开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

我还关注张伯苓归信之后，他的信仰对南开办学理念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以往的校史研究曾提到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有传教士提出要注入外部资源把南开改造成教会学校，但张伯苓断然拒绝。不知道这是传说还是事实，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始依据。但南开的青年会组织比较发达和活跃，虽然张伯苓不力主把信仰教育带到学校里来，但他个人的言传身教和身边基督徒的典范作用在南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早期在华北一带举办的运动会，首先都是青年会倡导的。后来南开进行了模仿和联合，越做越好。目前我在做南开体育方面的研究，从材料看南开体育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很密切。比如南开后来出现的一些体育人物，原来都是在青年会服务的。

@陈远：王昊南开与燕大联系颇多，张伯苓与司徒雷登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方韶毅：前面我提到的苏慧廉后来去了山西大学、牛津大学，在汉学研究方向成绩显著。沈迦兄有本《寻找苏慧廉》详细纪录了此人一生，可参阅。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大家应有所耳闻。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问题，也是沈迦兄所关注的。沈迦兄目前在加拿大，因为时差关系，不能亲临线上沙龙，特委托我将发言稿传到群上。

以下是沈迦准备的发言稿——

圣诞前后做个传教士的沙龙，挺有意思的。可惜因时差的缘故，大家讨论的时间，我这边还是凌晨。只能遵嘱书面写几句，提早交卷，也不知是不是可用。

西来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正面影响，应该不用再多言语。不论是教育、医疗、出版，乃至今天看视平常，其实稀缺的民主、自由、平等之精神，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壮大都缘起传教士的播种。即便从新教的马礼逊算起，西教士来华已逾两百年了；从最后批传教士被迫离华算起，到今天也有一个甲子了。但今天的大陆学界，对传教士的研究比之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还太少太少。举一个例子，大陆至今没有一本来华传教士名录（或人名辞典），目前最权威的好像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印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这本辞典中，传教士仅是一部分，当然也不全面。再举一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戴德生——至今还没有华人为他们撰写过详实的传记（基督教内通俗读物不算）。目前最权威的李提摩太传记，竟然还是苏慧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氏刚去世时写的。即便是这样的传记，大陆前几年也才有汉译本。前几年写苏慧廉传，有接触到李提摩太的材料，也曾动念在苏传完成后，为李氏写一书。但看看材料，再比照自己的能力，只能望而却步了。李氏在华四十五年，不论是在教俗两界，都可称长袖善舞。写好他的大传，要期待高人；内地会的戴德生，去世后由其儿媳撰写了详实的传记，两大厚册，在西方是研究戴氏及内地会最权威的资料。当然，其中绝大多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如此重要的书，大陆至今也没有全译本，堪可叹息。明年是内地会入华一百五十周年（也是戴德生去世一百十年），英国及港台都会有盛大的纪念活动。两周前听说，成都有几个教徒，正组织一翻译小组，要全文翻译戴德生传。另外，在欧美大型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能发现很多来华传教士留下的档案，材料之多，简直可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这些材料虽然内容多关于中国，但都是用外文记录，新教基本上是用英文，天主教则是法文、意大利文居多。这些材料是了解中国历史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是很珍贵的一手材料。它们都等待中国人去翻译、整理，并为学界所用。

我非学界人，更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因此也就借“历史百人会”这个平台呼吁一下，期待有更多学人重视这个领域，并加入这个领域。以上所说，若有词不达意或自以为是处，还请方家原谅并指正。明天早上一醒来，我就会开手机看大家的讨论与批评。谢谢！沈迦

@张在军：本人虽然研究民国高校，但是尚涉足教会大学。以前研究武汉大学时没发现它与传教士有啥关系，但在刚完成的《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里提到了教会和牧师。一是东大教职员工生病了，到教会医院诊治，二是东大外文系聘请了两名兼课的外籍教师，她们是到四川三台传教的牧师。一个是丹麦的麦迪森女士，教语音音标，给战时后方学生们带来很大帮助。还一个是名叫梯倍蒂的英国老太，教文法及写作课，她的课使学生们在用英文写作上打下一定基础。

@章玉政：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要重新审视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疗和教育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这两种影响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比如我研究的刘文典，他小时候就是跟在一个传教士医生后面学英语和生物，第一次接触了近世文明。他后来翻译了海克尔、丘浅次郎很多生物学、进化论著作，与此关系很大。某种意义上说，传教士是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播火者。

其实当时很多传教士医院兼有医疗和教育的功能，很有意思。而且，这种影响是面向普通民众的，这点很重要。让中国基层民众有了接触西方文明的机会。那时，能够进入高等学府的毕竟是少数。可惜现在各地对地方传教士的史料整理不够，不然我们就能更清晰地了解其作用到底有多大。

@方韶毅：确实，传教士在地方的研究有待突破。

@章玉政：这些传教士不仅带孩子们学英语、读圣故事，改带他们看显微镜、了解白血轮，让中国孩子对西方医学、生物学有个很大的兴趣。很多孩子因此萌生赴洋留学的念头。

@张在军：同意@安徽章玉政老师的看法，我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在研究抗战时期内迁四川高校时，发现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所谓五大学即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前四所大学都是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的。

当时迁到四川金堂（今属成都青白江）的山西铭贤学院，是按基督精神创办的。

抗战时期，四川乐山这个小县城就有三所教堂。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中很多人是基督教徒，并有自己的团队组织“珞珈团契”。经常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丰富业余生活。

@陈远：岱峻写过一本《风过华西坝》。

@方韶毅：从南开例子可见教会学校外，许多学校都受传教士影响。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教会大会，其实传教士在中小学基础教育这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似乎鲜有人研究。比如最近几年流行民国教科书，教会学校编的教科书就不被重视，其实他们当时编的英文教材很有价值，编写者不乏哈佛牛津高材生。

@刘家峰：刚学习了各位的论说，很受启发，谢谢诸位。很少有人注意“华西协合大学”中的“合”应该是“合”，不是“和”。是合一之意，不是“协和”，虽然英文都是Union，但意义还是不太一样。

@方韶毅：我接章玉政先生的话。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刘廷芳，他是温州人，中小学就读于曹雅直、苏慧廉创办的学校，毕业后考上圣约翰大学，后赴美深造。学成归国成为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时的助手，司徒称他为中国有价值的一二基督徒之一。刘廷芳从教会学校受益，又反哺教会学校，改革教会学校，值得研究。

提到燕大和司徒雷登，陈远兄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发表一下高见。

@陈远：我这些年一直研究燕京大学，因为研究燕大，顺带对传教士有了一些了解。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教士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医疗我关注的比较少，从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为上帝的仆人来到中国，为了宣教而宣教，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早期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效果都不太理想。于是在传教士内部逐渐产生了分野，一部分传教士发现借助教育来宣教，效果要好得多，教会学校于是逐渐在中国兴起。早期的教会学校，并不十分重视教育，教育只是宣教的一种手段，在那一时期的学校里，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学生也多来自宗教家庭，或贫寒子弟，因为当时的教会学校不仅教授知识，还能管饭给钱而且还能安排工作。但是到了司徒雷登这一代传教士又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觉得过去的传教方式僵化，效果不好，所以釆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

以司徒为代表的这一代开明传教士教育家开始不再硬性要求学生们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再要学生皈依宗教。从那时起，教会大学一步步融入中国的世俗社会，也更贴近教育的本质。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此时期教会大学的宗教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尽管不再硬性要求学生们皈依，但却让更多的人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使宗教与教育二者相得益彰。去年翻译家傅惟慈和史学家来新夏相继去世，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1949年之后各个领域内出现的大家，多数出身教会学校。而和他们同时代的那些出身世俗大学的学者，学术生涯在1949年之后则大多进入了停滞期，这里面我认为就存在宗教的力量。

这样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当传教士们以传教为第一目的时，他们的宣教对像受到宗教反而有限。当他们开始融入中国世俗社会时，宗教影响反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传教士基本是全面否定，直到八十年代章开沅先生在内地开创教会教育的研究才稍有改变，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变化，传教士又一下子由被妖魔化转而被圣徒化，个人觉得，这都不尽客观，自传教士东来，他们身上多是既闪现着圣徒的光茫，又体现着枭雄的野心。另外一点，我也比较认同周宁先生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传教士东来，本来是传播真善美的，但在过程中，这一目的却是挟西方船坚炮利之势得以在中国传播，也算是历史的吊诡吧。限于时间我就说这么多，也盼诸师友指教。

@方韶毅：陈远兄所言我很赞同。当今教育缺失宗教感，或可从过去的教会学校寻找某种切入点。

@刘家峰：前面有老师谈到传教士研究脱敏的问题，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传教士对现代化的贡献等等都已不再是敏感问题，大量的论著发表，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目前这方面的著作已经都审美疲劳、没有新意了，所谓的传教士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就是指此而言，从目前学术界而言，这已经成为传教士研究向前发展的一个瓶颈。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研究与著述仍有必要，像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石门坎故事、传教士与医疗、包括陈远的燕京大学研究，对普及有关传教士的研究仍有重要影响，包括在知识分子中间普及此类知识。

@王昊：传教士被妖魔化太久了，现在我身边有些所谓研究者还是不能客观看待，总以己心揣度他人，总觉得他们有什么目的性。

@储朝晖：我看过一些香港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著作，他们大多信教，客观性也不够。

@邢小群：历史大变局过程中，中国遇到了更优势的文明。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各方面的因子。

@刘家峰：沈迦的《寻找苏慧廉》和陈远的燕京大学研究都是近年难得的著作，也是我希望学生仔细阅读的参考书，虽然两位都不是所谓学界，但眼光和资料的功夫都值得专业历史工作者学习，在这里向你们致敬。

@储朝晖：最后还是说说我的老本行吧！ 1981年时我们做陶行知研究时，也像做地下工作者一样查资料。陶行知也是教会学校出身。

@安徽章玉政：历史上各地发生的很多教案，值得关注和研究。很多目前已有的结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沈迦老师在《寻找》里提到一些。我看一些地方史料，都有涉及，但结论基本对传教士是否定的。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太少，不知道各地档案馆里是不是有一些？安徽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自相矛盾。

@陈远：@刘家峰，还望多批评。我也注意到您所说的问题，自章开沅先生开创教会教育研究以来，有些相关研究己经相当成熟，但个案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还不够。

@刘家峰：沈迦特别提到了目前还没有一本详尽的传教士在华名录，不仅如此，也没有一本中国基督徒名录（精英基督徒）。1950年回到美国的传教士其实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都太简单。

@邢小群：陈浩武先生谈到的伯格理的故事非常感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很多人都实实在在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个人的内在的体会。

我身边有一些非常文雅的女性，其实他们都上过教会学校，比如资中筠先生等等，她们就在我们身边。

我看过林语堂自述，林语堂的父亲就是一位第二代牧师，他因为受前辈牧师的影响，非常向往和认同西方文化，所以卖了一幢房子供孩子上圣约翰大学，这个孩子有了成就之后又让林语堂上圣约翰。

很多人的故事，其实都有关于教会的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对中国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做出贡献的例子。

@方韶毅：邢小群老师所言极是，尤其是当时的边远地区，传教士作了大量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事业。

@王昊：请教各位，目前有关教会中学的研究有无比较好的著作，

@刘家峰：教会中学研究可以参阅尹文涓编辑的一本会议论文集，这方面研究包括前面老师提到的小学研究，需要加强。大学研究，也像陈远所言，个案研究也还不够，档案资料很丰富。

我最近因为调入山东大学，关注其源头之一的齐鲁大学，做了一点关于立案之后（1931）校园风波、校长遴选方面的研究，发现立案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让教会大学从一所外国大学转变为中国一所私立大学，政府及中国人的介入、干预确实也比以强很多，居然导致在中国校长的遴选问题上困难重重，导致齐鲁大学几年内都无人主政，朱经农是否要回齐鲁继续做校长，不但省政府、孔祥熙等要人介入，甚至连蒋介石都要发指示，政教关系还是很复杂的。

@王昊：能否做个比较研究：当代国人支教vs历史上西方传教士的事工。

@刘家峰：最近这些年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的吴小新博士组织了一系列的讲座和会议，讲座汇总为《远方叙事：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趋势》，可以作为一本基本参考读物，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海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早已从传教士研究转移到中国本土基督教的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如陶飞亚、吴义雄以及我本人仍认为在中国仍需要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是我们国情及学术研究基础决定的。这个不能展开谈了。

@方韶毅：传教士引发的话题确实很多，近年来国内研究已有起色，其实海外有关这方面研究成果也很多，起步早于大陆，值得关注。这里我再转发一份杨祥银先生收集并提供的传教士与医疗方面的研究目录，供参考。

有关近代中国医疗传教活动的研究可以参阅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1921;

William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5;

PaulE. Adolph, Surgery Speaks to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toChina in Peace and in War, Philadelphia: China Inland Missions, 1945;

TheronKue-Hing Young, “A Conflict of Professions: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47, No.3, 1973, pp.250-272;

SaraWaitstill Tucker, “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CenturyChina, 1835-1900,”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3);

KarenMinden, Canad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Medical Missionary Model in WestChina, 1910-195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1989;

Gerald H.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University Press, 1990;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69-185页；

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发表于“中国十九世纪医学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5月22日）；

Tse Shuk Ping, “Peter Parker(1804-1888): A Diplomat and Medical Mission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Wang Hsiu-yun, “Strange Bodies: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李尚仁：《治疗身体，拯救灵魂：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医学在中国》，发表于“宗教与医疗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11月16-19日）。有关近代香港医疗传教的研究可以参阅罗婉娴：《伦敦传道会与早期香港西方医疗体制的发展》，发表于“第三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香港：香港浸会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2003年11月21-22日）；

Wong Man Kong, “Local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1842-1923,” No. 25 of Working Paper Series,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East-West Studies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4);

Ka-che Yip,“Colonialism and Medicine: State and Missionary Medical Activities in HongKong,” presented at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uary21-22, 2006).

@方韶毅：今天晚上的讨论非常成功，非常有启发意义。如言犹未尽，随时可发言。也希望专家学者多出来组织类似活动，使历史百人会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参与者。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历史百人会”2015年1月14日首发，基督时报蒙允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