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建大教堂，可否”沙龙一瞥

宗艺在线讯，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自2010年12月22日十名儒家学者联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后简称《意见书》）成为网络热议焦点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中华文化圣地建大教堂的话题虽已成“冷饭”，但其背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方式问题、儒耶对话途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的困境、文明交融中的冲突等诸多话题恰恰是人们应该冷静下来所应思考的。

有鉴于此，2011年3月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青年学者自发举办了一次青年沙龙，对此网络话题加以讨论，主持人为基督教研究室唐晓峰副研究员，参与沙龙的学者有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段琦研究员、周齐研究员、周伟驰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赵法生博士、石衡潭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副教授等学者与各界人士约40人。学者们就曲阜孔庙旁是否可建教堂展开热烈讨论。

 作为《意见书》的署名者之一，陈明博士首先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该《意见书》草拟并发表过程，并声明自己是以儒教的推动者、研究者、对中国伟大复兴有意识的知识分子这几种身份来参与这次署名活动的。针对此次事件，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不是“强化的多元性”，不是在孔庙旁建一座基督教大教堂便可实现的，这种作法无异于文化搭台，而非文化因素在唱戏，在此过程中，让基督教力量获得了建造大教堂的机会。他声明，自己不反对在合理的地域以合理的规划建造教堂以满足信徒的信仰需求，但不是在孔庙附近建如此大的教堂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损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社会固然是多元的，但多元共有的前提应是礼貌与尊重。发言中，他希望借助此次事件呼吁大家关注儒家及儒教的合法身份，进而解决儒家目前面临的困境，而这些他认为不是学院派的儒家学者所能实现的。

陈明博士的发言除了指摘一些非文化因素在此次事件中的参与外，整个发言基本上是从意见书所阐明的立场出发的。确实如他所言，教堂可以建，但在曲阜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在距离孔庙3公里的地方修建一座几乎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等高的哥特式教堂，是否合适？尤其是一些基督徒将在此儒家的“圣城”修建一座“大教堂”当作一种“荣耀”，看作是“上帝极大的恩典”，甚至看作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征服”时，这无疑伤及了倡导儒家复兴者们本已脆弱的心理。“身份”尚待明了，乏有“信从者”也就认了，罕有践行者也就罢了，但还由不得那整天“挤兑”传统文化、妄想“成全”儒家的“洋教”到我们的祖兴之地“显示上帝的荣耀”。这点甚至连基督徒自己都看不过去，有基督徒网友留言：“儒生们站在中华文化的代表者和悍卫者的立场上提出的抗议，我以为主办方也是不能不注意和考虑的。我做为基督徒，并不认为建个超大教堂，尤其是在不考虑当地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前提下来做这事是件聪明事。这种事对于教会的发展，上帝的荣耀未见得是重要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乃是活在信他的人心中。”

针对此次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赵法生博士则从“理”和“情”两个方面谈到他的理解。从理性上讲，他并不反对基督教，甚至对基督教会有些许好感。因为基督教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进行社会服务方面无疑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则反对在曲阜建大教堂，原因很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他还提到，基督教在中国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甚至在曲阜也出现这一现象，原因“不在于基督教把儒教打垮了，而是我们自己把儒教打跑了。……孔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儒家也因此游魂化。”儒家下一步要怎么发展？赵博士主张“要体制化，而不要制度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走民间化的路径”，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可从传教体制上向基督教学习。

法生博士在这里所说的“情”为多数网友所认同，在凤凰网关于曲阜将建大教堂的调查中，截至2月底，共有18000多为网友反馈意见，其中接受在曲阜建一座高度远超孔庙大成殿的教堂的，有4336票，占23.1%；而不能接受的有13435票，占71.6%；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信仰自由与文明间互相尊重得到兼顾的网友占23.6%，认为未得到兼顾的占58.6%。同时，在法生博士的理性对比与分析中，我们可解读出他对于儒家生存状态的无奈及他对于儒家出路的考量。这种思考得到了周齐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及卢云风副教授的响应。

国鹏博士认为“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背后有必然因素，基督教、儒家都是弱势群体，一个魂不附体，一个被斥为外来宗教，这次事件好比是‘两个残疾人’之间的战争，如今一个有了觉醒意识，而另一个因为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沦丧而没有了传播阻力，于是儒家便把基督教这个弱者作为假想敌”，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并存，这一点是儒家及其拥护者所无力扭转的，这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中，基督教文化必然是其中一环。儒家要做的是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复兴，而如今这种方案，无论是孔教化、体制化都缺少可行性，在这种背景下，失去了古代皇权的依赖，没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只能被其他思想所吸收，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卢云风博士则从身、心、灵三个方面的分殊来说明儒家复兴的障碍，他认为儒家在理论上及实践中解决人的身、心问题，这是可能的，但他们对“灵”的关注比较少。信仰和体验所体现的宗教性，即灵性，在过去民间儒教中有，但在精英儒教中比较少见。儒家的复兴必须在这些方面做努力，而不是追求一个合法的“执照”和“身份”问题，如果这样变会陷入“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与其陷入这些理性的争论，还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有生命力的行动。对此，周齐女士认为如果把儒家当作哲学，那它就“死”了。因为宗教性，即灵性可以给人以慰籍，哲学恐怕在此方面爱莫能助。

沙龙中，来自世宗所的石衡潭博士则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基督徒都有他们的不足，儒家学者的不足在于在情感上把基督教当敌人，而实质上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和敌对。基督徒方面则表现为对儒家的思想及情感了解不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去摆正。文化需要有主体性，但基督教与此无涉，因为它不能用文化来表示，只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充实之后，他有所更新。事实上他在灵性层面是对儒家的一种补充。针对此次事件，他认为基督徒并非获益者，而是遭到了外部力量的“绑架”。

此外，沙龙中，学者们还就建制性儒教的途径、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及其反作用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些讨论虽无法达成共识，但却为青年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思想、洞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现实关切的视角。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在总结中提到，我们有着这些争论是必然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在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一些困惑、误解、忧虑，甚至是愤怒。宗教的问题，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对宗教观念的认识，再一个是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认识。无论如何，宗教是一种社会生命的形态，他不需要建制，也可以有所发展，他建议学者们观察与参与，并希望从中产生大思想家，并期待日后的青年论坛能够进行更多此类讨论，并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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