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解读赛珍珠为父母写的传记《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谈女权主义者与男权原教旨主义的斗争

“我曾设想得那么高尚的生活，当我回头看它时，只是一场污秽与懒惰进行的战役，此外什么也不是-- 而且我还输了。” -《异邦客》女 主人公卡罗琳心声

早在2001年4月，有一部由中美首次合拍的影片《庭院里的女人》在中国和好莱坞同时上演，它的放映热潮再一次引起了观众对原小说《群芳亭》和原作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赛珍珠以一部真切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现实生活的长篇巨著《大地》而荣获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授奖词”中，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却说：“在她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就是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的确，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一生对父权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始终保持敏感，并用手中的笔对她们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进行了客观的揭示和批判，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前途进行了展望和探析。虽然赛珍珠不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女权主义者，她自己也很少以女权主义作家自居，但追溯她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表的两部公认的传记方面的杰作《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以及她后来对有关美国妇女问题的论述，不难看出她在妇女问题上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她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先行者，她的作具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

赛珍珠资料图片。

《异邦客 》和《战斗的天使》出版于1936年的同一年，是赛珍珠以女儿的身份和口吻记叙了作为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的母亲卡罗琳和父亲赛兆祥之间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内容。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赛珍珠对影响其父母一生的清教思想的评价。

赛珍珠童年与父母、中国乳母的合影。

在《异邦客》中卡罗琳代表对极端宗教信条持有矛盾态度的女权主义者，而在《战斗的天使》中，赛兆祥代表对极端宗教信条严格遵循和恪守的男权制原教旨主义主义。那么在这两部传记中，赛珍珠为何把他们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褒扬母亲而贬抑父亲？父母的传记和她自 己的人生经历又有什么关系？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从两性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传统是父权制文化传统。

《圣经》的《创世纪》宣称，世界万物都是由男性而生的上帝创造，女人取自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是男人的被创造物和附属品。亚里士多德声称，妇女之所以是妇女，乃因其缺少某些品质。圣保罗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只有通过男人才能接近上帝”。所以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从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男性为主体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被降低成男人的对象，被铸造成了男人的男性”，即是第二性的。

赛兆祥（在《战斗的天使》中称安德鲁），是一个过分虔诚和狂热的基督徒，他所属的美国南方长老会是新教最保守的教派之一，他是那种“盲目笃信，毫不宽容、传教热忱、对人和尘世的藐视以及对天堂的深信不疑所造就的精神。他的性格特点是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只爱上帝不爱世人；对《圣经》深信不疑，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而把其他所有宗教都当作“异教”。他的人生最高追求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另一方面，他又是在西方的父权制文化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男权主义者，“下意识的性别歧视根深蒂固”。他信奉圣保罗的教条“丈夫是妻子的头”，“男人不是从女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却是为着男人而造的”。反映到个人的家庭生活中，他其实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现代意义上的圣保罗。他和卡罗琳的婚姻，起初根本就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选定她做自己的新娘，完全是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完成母亲的使命，排除母亲为了阻止他到海外传教的一个障碍。

当赛兆祥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卡罗琳到达车站去中国开始他们神圣的海外传教之旅时，人们发现新郎只买了火车上的一个座位。这一小小事件从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昭示了卡罗琳作为妻子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和她一生将因此缺乏亲密的爱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的前景。卡罗琳与赛兆祥共生有七个子女，其中有四个因他传教的居无定所和亚洲的流行病而早年相继夭折在中国。但是，赛兆祥竟冷漠地说这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对卡罗琳及孩子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无暇顾及、从不关心。对赛兆祥而言，钱乃是用来拯救灵魂的一种力量，每一分钱都只该用于传教，而不是用于添置食物和衣服。所以，他不让卡罗琳有独立的经济权，连碰一下他的支票薄都不可以。为了凑钱出版他的《旧约新书》，他决定克扣全家的日常开支，孩子的玩具以及牺牲孩子的教育资费像其他传教士一样。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配偶”，而不是一个能分担他工作的、情投意合的伴侣。他始终认为妻子低他一等，从不费神了解卡罗琳的喜怒哀乐，和关心她的情感渴求。他对女性的轻视态度，不仅表现在他对妻子现实态度的漠然冷淡，而且更有甚之，更可悲地体现在他对妻子健全人格的否定，对她宗教热情的扼杀，强迫卡罗琳屈从于他所献身的“传教事业”。

对父亲歧视妇女的态度，赛珍珠曾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此种置女子于屈从地位的宗教观，理所当然地会使妇女在内心深处生来就下意识地感到伤害和不公。

”男权思想经常对女性造成的致命的伤害，使她们终生生活在精神的阴霾之中。 与之相反的是，卡罗琳是一个热爱生活、性格刚强、感情丰富的女性。从小就继承了母亲的快乐、勇敢和激情，她在苦难中寻觅着美和快乐，也给苦难中的人送去同情和关爱。她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用音乐、文学、美术的甘泉滋润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卡罗琳在家里教育赛珍珠，为她进美国的大学作准备。她什么都教赛珍珠，教女儿那些中国学校无法教授的课程：美国、英国、欧洲、非洲以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并且让她懂音乐、艺术和美。在赛珍珠的传略中，她后来这样写道：“别的美国孩子有社会、学校、教堂和一切，有他们的各种生活环境，我有我的母亲，也就没有缺什么。”这是赛珍珠对母亲的感恩。作为异乡客，赛珍珠的成长过程是孤独的，甚至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点她的母亲很清楚，这一点努力使赛珍珠如同有一个在自己国家享有那样美好而正常的童年。

在传教团体中，赛兆祥始终是树敌颇多的少数派，每当他陷入困境时，总是卡罗琳奋力相助才得以迎刃而解。卡罗琳曾在深夜吓跑过手握凶器的小偷，制止了一场对她全家可能的杀戮。然而，可悲的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使赛兆祥无法理解卡罗琳的聪惠敏悦和她闪电般的脑子，甚至至痛恨和怀疑她没有灵魂，理由是其眼光只局限于凡尘琐事，不懂得上帝深奥的教义。倘若世上真有聪明自信的女性，也只能徒增他的厌恶和嫉妒。他挣扎着与之抗衡，并像其他男人一样最恨一个女人超过自己。

在宗教信仰上，卡罗琳觉得她是一个需要担任重大任务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强烈的爱情憧憬，不安地寻找上帝的征兆，是“上帝的召唤”把她和赛召祥牵到了一起。但她的思想终究是矛盾的，对上帝和天国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永远不会像赛兆祥那样坚定不疑、一本正经地对待基督教。她认为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应该融合为一，她希望夫妻二人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相濡以沫，彼此扶持；她曾幻想过她以完全一致、战无不胜的伙伴之情与丈夫并肩同行，分享他他的一切--工作、读书、谈话，去教堂、商讨布道文……这才是她离开祖国所要从事的工作和承担的重任！然而，她错了，赛兆祥从未想过要在女人身上寻找或追求知识上的伴侣或精神上的慰藉和理解。他不认为卡罗琳的建议起任何价值与作用，他完全不需要没有脑子的女人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对于卡罗琳喜欢的赞美诗，他认为过于活泼而不适于宗教礼仪；对于卡罗琳以弹奏方式为他的传教提供音乐上的帮助，他认为奇怪而毫无意义；对于卡罗琳的教会工作，他坚持一切必须以由他这个上帝的牧师来做最后定夺，因为《圣经》上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卡罗琳只有通过他才能接近上帝！这位貌似善良，惟有灵魂与上帝同在，肉体却是一具空壳的圣徒，活生生地剥夺了卡而不适于宗教礼仪。

这与同样缅怀着对上帝的无限虔诚，渴望献身于他，义无反顾地追随丈夫飘洋过海到中国来拯救异教徒灵魂的卡罗琳来说其结果是致命的精神伤害，她非但没有能拯救别人，自己却陷入孤独、绝望的深渊。赛珍珠把母亲的传记名为The Exile,是意味深长的，因为exile在英语的意思中是流放和放逐。所以卡罗琳是一个多层意义上的异邦客、流放者：远离故土亲人，难以融入她尊敬而又不能真正理解的异邦文化，看不到背井离乡的意义所在，在生活上被自己的祖国放逐；满怀憧憬期待爱情和追求幸福，与执着于传教事业的赛兆祥无法沟通，先后失去4个孩子，在家里被丈夫放逐；耗尽了心血，终身在等待上帝征兆的出现，但最后始终没能出现，这一切转眼成空，在宗教上被上帝放逐。赛兆祥的男权主义思想和原教旨主义对卡罗琳的侵害是多么严重！

赛兆祥对女性的不屑和歧视在女儿赛珍珠身上体现为从不掩饰的厌女症。1892年6月26日，赛珍珠出生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洲。由于卡罗琳的四个孩子因患流行病早年夭亡在中国，为了减轻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夫妇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赛兆祥闲赋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毫无顾虑地表露了两年的等待完全不值。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从不掩饰像喜欢儿子那样喜欢女儿，他是那种天生要生许多儿子的人，这样他就能子子孙孙奉献于基督，完成他拼命解救世人的宏伟使明和大业。卡罗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赛兆祥眼中看到最接近湿润模糊泪眼的是儿子阿瑟的夭亡。女儿们的出生或夭亡，赛兆祥表露出明显的无所谓。对她们的所作所为，他同样持毫不在乎的态度。即使多年后赛珍珠因写小说而功成名就，赛兆祥是不以为然，归劝她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子虚乌有的东西上。对他来说，女儿和妻子都是为了照顾他而存在的，女儿的用处是在妻子去世后继续为他提供一切物质的东西，除此就别无用处了。赛兆祥的厌女症使赛珍珠从小就因性别饱受歧视和冷遇。 如果卡罗琳的遭遇和赛珍珠不幸的童年是家庭性的、个别化的，那么一年一度的传教士聚会则向赛珍珠展示了传教士妻子这一团体因性别而遭受的社会、精神压抑。会上没有一个妇女敢在男人面前高声讲话、大声祈祷或在聚会上发言。她们默默地跪在男人们面前，跪在上帝面前，唯有男人才可以向上帝说话。丈夫在做报告，妻子们只能恭听着，双手在编织毛线，她们将被竭制的渴望，强烈的意志和内心的盘算统统织进了这针针线线。如果没有发泄口，她们都可能被憋死。更糟糕的是，一些单身妇女，她们没有丈夫可发言，只能将一年的工作写成报告，另请其他男人为之代读。格林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开办了一家很大的妇幼医院和一所护士学校。她单枪匹马、夜以继日地的奋斗恐怕令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平都要黯然失色。但是每年，当她把数以千记的诊例、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手术和被她救活的生命写成报告时，也只能请男人代读，然后由他们表决她下一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如此“普遍性”的男性权力话语完全扼杀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创造力和表述能力，使她们处于极为可悲的精神失语状态。她们被迫保持沉默，或者以沉默表示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当这些受压抑的传教妇女意识到内心深处的伤害和不公平后并没有绝对地服从，而是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独立意识以及表达自我的愿望。只有在男人发言的会议上，时常可见意欲发言的丈夫被坐在身旁的妻子猛地拉扯住后襟而坐下不语。休斯顿太太可以以她的强悍和能干把丈夫指挥得团团转。甘特太太虽然宣称自己是绝对信奉圣保罗学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丈夫是被她捏在手心里活受罪的。格林医生则是更有高招，她总是脸带微笑地恬静地坐着，权当作休息的好时机。等男人们做完决定，她又回去工作了。她只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而不是男人们的所谓决定。 

二、同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卡罗琳又始终与丈夫的男权制原教旨主义发动攻击，为女性争取应得的权利和利益进行着一场艰巨而又持久的斗争。

在《异邦客》中，当保姆试图以“男孩尊贵”的理由来阻止卡罗琳的儿子干活时，卡罗琳则坚持男女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女孩能干活，那么男孩同样也应该干；她向丈夫争取自由权、财产平等权和掌握家庭事务的权利；她甚至还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男权统治，反对中国人逼迫妇女缠足和杀死女婴的陋习。她还认为同情心比传教能更好地帮助中国妇女。当她看到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时，便开始培养女儿在各方面的知识结构能力，这样才能在将来的事业和婚姻家庭生活中取得主动地位，强于男人。其结果是“卡罗琳所有的孩子都有她的脾性。尽管没有一个比得上她，但她们都好斗，不怕男人。” 卡罗琳用快乐自由的天性来对抗清教禁欲主义对女性的束缚，用对现实幸福的追求来对抗赛兆祥的灵魂迷失。当赛兆祥认为人的本质是灵魂时，卡罗琳却主张人首先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她注意家庭的伦理之乐，喜爱生活中的真善美，虽然丈夫一贯忽视家庭的存在，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努力为孩子们和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家，把它当作可靠的归宿。 

卡罗琳对宗教信条并不在意，虽然她也属于传教组织，身为传教士的妻子，但是与其说她是宗教意义上的传教士，不如说她是世俗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当赛兆祥不在家时，她和孩子们一道尝试着不去向上帝祈祷，过无拘无束的世俗生活；如果说赛兆祥关心的是虚伪的人类灵魂，那么卡罗琳关心的是现实的人类福利；当赛兆祥始终以救世主似的姿态四处奔走传播福音时，卡罗琳却坚持宗教应有的救世扶弱的社会价值，相信实际的帮助比背诵福音更有用。卡罗琳亲近下层劳苦民众，尽其所能地帮助过许多中国百姓和其他身边的人，甚至还收养过一个中国孤女；当赛兆祥在华传教试图用自己的“宗教”来排斥中国“异教”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人的精神塑造成西方人的样子，这是精神帝国主义的体现；而卡罗琳却尊重中国本土宗教，认识到它和基督教的精髓是一贯相通、一脉相承的，并以开阔的心胸接受它们。她的博爱思想和宽阔仁慈的胸怀使她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人民融合起来了，这使得她象征着联系中美民族之间的友好、理解与关爱的纽带。

 但是，卡罗琳的抗争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她的自我克制力很强，这是她的她的长处，但同时也是她的弱点。她一生从未体味过爱情的甜蜜：“我们（指卡罗琳和赛兆祥）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感情”。这一句话隐含了她一生的期待、失望和无奈，一场无爱和残酷的婚姻使她的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但她始终在硬挺着，根本没有想到过分居和离婚，去换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活法，她一方面反对赛兆祥的男权制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被迫屈服于他，直到生命的尽头才醒悟过来，但一切都太晚了，她早已心力憔悴，无法再重整其鼓为自己争取独立与自主的权力。卡罗琳寻找上帝未果，是有深刻寓意的，作为男权统治者的上帝不肯把爱情、人性和幸福轻易赐予给她，她在最后对上帝的放弃，是对男权制原教旨主义的最后一击，同时也是不得不认输的标志。 

可以说，赛珍珠的童年不幸地充斥着父亲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的折磨和痛苦，母亲情感枯竭的婚姻和流落异乡的生活给了赛珍珠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它说明了一个女人屈从于压迫她的宗教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

赛珍珠认可母亲的抗争，同情她的处境作为一个传教士妻子因圣保罗教义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精神压抑，认识到男权制原教旨主义是束缚母亲的原凶，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拦路虎。前面提到，母亲曾教育她，女人不能向男人屈服，而应在各方面强过男人，实现自强自立。母亲传输的女性意识，成为支撑赛珍珠人生的重要精神力量，促使赛珍珠决心为挣脱男权制的羁绊和争取男女平等而努力，变成了“世俗的女性主义的传教士”，母亲与男权制原教旨主义斗争的勇气鼓舞着她，而母亲最终惨败于后者的教训提醒着她，必须唤起全体妇女，向宗教和男权制原教旨主义说“No”，发起猛烈的攻击。 她相信“妇女可以达到精神发展和精神鼓励的癫峰”，这意味着妇女能够成为最高的神，其力量超过男性的上帝。这对赛珍珠的信仰无疑是重重的一击，这为她以后女权主义创新意识的萌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