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柏格理等早年遗作《在未知的中国》：一本大花苗族的“大花苗出埃及记”

《在未知的中国》是一本2002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听起来距离2017年也已经有15年的时间，但其实这本书产生的时间更为久远。

事实上，这本书由七个作者所写的书组成，这七个人是来自英国的柏格理、邰慕廉、王树德、甘铎理、张绍乔、张继乔，他们都是百多年前在中国服事苗族的传教士，曾长期在黔、滇、川毗邻的广大区域内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的传教，教育及社会改革。既是历史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该书收录了收录了柏格理的《中国历险记》、柏格理和邰慕廉所写的《苗族纪实》、柏格理的《在未知的中国》，和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埃利奥特·甘铎理的《在云那一边――柏格理传记》、柏格理撰写，埃利奥特·甘铎理编辑的《柏格理日记》，和张绍乔、张继乔写的关于他们的父母传教士《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

这些故事展开的地理背景，起始为滇西北的横断山纵谷，继而绵延到滇中喀斯特石峰林立的路南，再往后，将转移到云南的东北部——滇黔川交界地带的乌蒙山中。故事所涉及的人群，也从德钦的藏族、纳西族，变成石林的彝族，再变成昭通和威宁的苗族。

日前，石门坎教育基金会推介这本书，并且引用了2009年《万象》杂志的一篇对此书的书评《大花苗出埃及记——评《在未知的中国》。该文以感慨和赞叹的口气回忆了百多年前伯格理去大花苗族传教的动人故事，也引用了柏格理所写的许多亲身经历让人看到当时传教的艰难，在作者看来这个都表现出“爱的定义”。在他看来，当时的经历就仿佛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本来收到很多压迫的大花苗族因为柏格理等传教士的努力，重塑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

作者写到：

——曾与柏格理一起工作，并整理其遗著的传教士甘铎理，在《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中，把这几个苗族汉子称为“在门口的四个人”，他们是苗族青年罗旦以理、罗彼得、张朝相、张朝书。这四人代表了一个苦难的族群，“他们的族群怀着或许能够发现朋友与帮助的微薄希望，向外面的世界伸出了一只犹豫的手”。他们试图去探寻“无人知道的存在之物”，柏格理和几位同事友好地迎接他们，握住了那只求援的手。柏格理让四个男子住在一间教室里，和他们倾心交谈，讲解教义。五天后，他们离去。过了一个礼拜，又有五个大花苗男子出现在门前，提出同样的要求。然后是十三个，一百多个，上千个。据柏格理日记的记载，1904年12月的圣诞节，传教士们为前来参加宴会的苗族人设了三十六桌酒席，每桌有八人；到1905年1月22日，已有四千大花苗访问过昭通的教会驻地。每个来的人都提出自己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给我们书，教我们了解耶稣。

“学生们放声读自家的书，模仿着汉族人学习时大声读课文的方法。看来有时在一片十分喧闹的读书声中，除非他们能够听到本人的声音，就不会确信自己在读书。当所有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这种效果的时候，汇总起来的音量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天我们家中没有安静可言，清晨五点我就听到他们开始读书，而当最后一位完成诵读时已是次日早晨的两点钟。我实在讲不清在那些日子我们失去了多少甜美的睡眠。全部传教团的房屋里就像中午的蜂箱一样嗡嗡作响，或者像中国的乡村忙于交易的集市一样活跃。在我的住所是这样，在教会城外的初级小学是这样，在东门里萨温医生的家中也是这样。在三座宅院里，都充满了喧闹和激情、拥挤与人流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疲倦。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私下休息的地方。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我们的任何人一露面，就会有一群苗族人拿着书围上来问功课，‘请问，老师，这个是什么字？’”

传教士们感觉到正身处一股汹涌的潮流之中，就像法老拒绝放以色列人脱离其统治时，在埃及发生的骚动：

“他们无处不在！萨温医生准确地概述当时的情形，并以埃及的瘟疫、成堆的青蛙有比喻，‘会进入你的房屋，进入他们的寝室、爬到你的床上，进入你仆人的住房、跳到你的头上、进入你的烤箱，最后进入你的揉面钵。’

不管你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客厅，在教堂，在学校教室，在院落，在马厩里，在台阶上，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主妇想进厨房准备早餐，她必须推开征用了所有空间与围着火炉的人群” (柏格理、郃慕廉《苗族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