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理性启蒙

怎样让一个混沌感性而自我惯了的民族有理性和长远一些的看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得负起这个责任，义不容辞。何出此言，为什么不是佛教或哲学理性？且冷静地从“常识”来看看：

一、佛教的理性启蒙在平面的维度已经到顶，没有纵向发展的能力

有深入的调查显示：近几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速度放缓，信徒增长量低于佛教、道教、瑜伽、儒家等的数量。这至少说明：从宗教发展角度，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竞争优势。或者说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势，其影响力远没有基督徒自我感觉那么乐观。为什么？或许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从宗教的修身养性、心灵慰藉、现世福报、生活建设等的功能而言，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最长项，更何况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和千百年来已经在求提升境界、搞好身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本土宗教相较，有点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味道。

基督教的长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救赎，和由此带来的生命的全新开启，这开启包括智慧的发端，让蒙恩之人从生命态度，思维方式、行事为人不是修修修补补，而要彻底翻转，从属地到属天的。这个翻转和纵深的维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实在是要从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除了上帝的真光和大能，谁能做到呢。简而言之，基督教得让中国人从生命根底到头脑知识都能朝向天空，向下扎根，向上伸展。这是福音在中国的十字架，不背这个十字架，福音怎么传都容易“打水漂”。查究一些基督教的极端或异端，之所以能牢笼人的因素之一，多是绕过十字架，给人以某种方便法门。

这也是上帝给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使命，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平面维度上对国人做理性启蒙。为什么佛教能逐渐在中国生根？除了和中国原有文化本质上是“一伙的”，思维上都是自求式的、向内式的而容易“兼容”之外，它给国人带来的裨益是不可抹杀的。其裨益主要有二：一是提供了心灵空间。试想如果没有佛教的慰藉，成百上千年来在现世“肉搏”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精神病，全民发疯也不是没有过。二是初级理性启蒙，佛学的思辨性给国人是上过思维体操课的。唐宋佛教鼎盛时一座寺庙就办有一所学校，对中国人的理性操练还是功不可没的。后来的儒家、道家等吸纳了佛家的一些思维特性，渐成佛道儒不分家。

但是中国文化骨子里不太喜欢理性，也懒得理性。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见一斑。佛教出现过很多派别，主要有八宗：一是密宗、二是禅宗、三是净土宗、四是唯识宗、五是嘉祥宗（又名法性宗、空宗）、六是华严宗（又名贤首宗、法界宗）、七是律宗、八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其中思辨逻辑最强的当是唯识宗，唐僧玄奘千辛万苦西游17年取经回来，先后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并揉译了《成唯识论》，奠定了唯识宗的理论基础。和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等皓首穷经、青灯暮鼓，依五位百法，判别有为、无为之诸法，主张一切唯识之旨。后来因为太难而销声匿迹，近年来始有恢复。

发展很广的还不是禅宗，是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的修行方便多门。方便得很，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往生，大众就喜欢这样的。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净土宗的高僧大多来自于禅宗开悟后而转入净土，或由天台、华严等宗行人而回归净土，也有因修密法而生西方净土的。经累代的深研集发，在教义和操作性上都深刻而又简便。比如说它特别强调“信”，并且将怎么信说得清楚，实践性也强——抓住信经，教义简明，便于操作。然而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这个直接的从天而来的维度，人的理性和思维迟早会来到它的极限，并因人的深重的罪性而积重难返。佛教暴露出来的功利性、妥协性和现实依附性，并没有力量再在理性启蒙上起到更多的作用。

二、追根溯源，让人回到启示真理的源头大光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然而对这两位先生不知源头的理解和不正确的使用，让中国百年来经历的乱象和付出的惨痛代价，怎么“拨乱反正”都不为过。早在上世纪三四年代就有国学大师敏锐而直接地指出过：中国学西方，好的没有学到，坏的全学到。民主和科学的根本在基督信仰，在真理开启下的生命更新，理性蓬勃，中国若再不被真正的理性启蒙，还会爆发疯狂的乱搞和崩溃。

为什么同样是文化启蒙，路线和结果相差辽远？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的、非理性的、盲目的、以及专制的时期。那时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认为人们有责任依据理性为社会、道德、宗教、伦理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的领军人物都对上帝信仰而敬虔，丝毫不亚于虔诚的信徒。但因各种原因，有来自宗教改革派或保守派的，有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宣传的，他们多被“妖魔化”。加上启蒙运动以来在发展中过分举高理性和自身的内在问题，让后来人逐渐舍本逐末。

对于当今中国，传福音的同时诚实地本着文明的源流，让人看到民主和科学的本源在上帝和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并且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来光照和带领的；让人懂得在历来注重感性和不可言说的中国文化中理性启蒙的重要，以及“常识”和普世价值的根基所在——上帝之光才是一切价值的价值，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就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本身而言。文化本就是江湖，也是浆糊。各民各族都有其文化，哪国哪族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对世界文化发展提供点亮光和通路。这时越发能理解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士们为什么得暂缓福音，广开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既走“戴德生路线”，又要走“李提摩太路线”。

现在传媒哄抬下不少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所信的，所高举的，不是国学，也不是福音，是追求“常识”和认可普世价值。但如果没有真理大光的照耀，没有看到这些常识和普世价值是多少人在上帝的感召下的努力，以及其间掺揉的人文理性的实用性，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堕入世界性的世俗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教会认识到开办基督教教育的紧要，而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也勉力而为。在开设课程上，天主教的教育有值得学习的。比如百年前的成都彭州的白鹿乡就有“初修院”、“中修院”和“总修院（又称神哲学院）”。当时的教学安排：初修院4年，学习语法、经文、教会礼节、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中修院（又称领报修院）5年，开设拉丁语的语文、作文、道理、修辞、历史、罗马战争史、波斯战争史，天主教基础、教义、条规，听弥撒，中国古典文学、数学（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总修院（神哲学院）6年，先学两年哲学（逻辑学、本体学、形而上学、宇宙学、心理学等），后学4年神学（伦理神学、论理神学、教会法典、教会礼仪、教会历史、圣经等）。同时开设一些中国古典文献课。相较而言，基督新教的神学院和基督学堂所开的课程，面对更新的社会和知识的挑战，着力在福音的根基，并从基督教怎么来肩负在中国的理性启蒙，从而在另一种“非基运动”中站稳脚跟，照明黑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