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仪式举行 记住灾难中那些传教士闪亮的人道主义

12月13日，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

清晨7时，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集会广场，将举行升国旗和降半旗仪式。上午10时，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国内20家反映抗战主题的纪念(博物)馆，在13日当天也同步举行悼念活动。与此同时，208个华侨华人社团今天将同步在世界各地举行悼念活动。

八十年前即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中华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留下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设立公祭日，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至国家层面。

如今，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0年。据北京晨报消息，目前登记在册、健在的幸存者人数已经不满100人，年龄最小的幸存者也已超过80岁。

历史需要铭记。同时，南京大屠杀中那些曾经做过大量人道主义工作的爱心人士的事迹也值得纪念。

当年，南京大屠杀时，国内的媒体和民众很少有对此的记录，但当年在南京中国民众的一些传教士、牧师们积极展开对南京百姓的救护，并且在国际社会上呼吁对当时的日本侵华者进行制裁。这个属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藉着他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资料，为日本侵华期间施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人难以否认的，也是今年需要直面的历史资料。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逐步还原和重视当年这些史料，2014年公祭日之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收录了十位美国传教士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信、日记及其他档案资料。同时，多位传教士当时积极参与了保护南京市民的工作。

附：以下是关于纪录片中展示的几位传教士的历史资料：

约翰·马吉牧师(John Magee)

美国传教士，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不仅拍摄了画面，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加拿大传记作家琳达·格兰菲尔德正在筹备一本关于约翰·马吉的传记，她说：“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他是日本人的朋友。所以当悲剧发生时，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相信日本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们的军队理应遵守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击得粉碎。教会配给马吉一台摄影机，记录日常工作。在日军破城后的第四天，约翰·马吉冒险拿起摄影机，把镜头对准正在蒙受巨大创痛的南京。

纪录片中有一个个隐藏在窗后晃动不已的镜头，拍摄时间是1937年12月16日。这是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第一组画面：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成千上万的平民被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遭到日军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用手榴弹处决……马吉的场记单里还详细描述了很多影像的内容：1938年2月20日，胡金宝两兄弟被日军从200码外开枪打伤；3月9日，拒绝陪日军出门找姑娘的王培相，被日军砍断手指；3月10日，蔡盼生被日军刺了10刀，最后被绑在梯子上，头部中枪被毙，蔡夫人头部和背部被刺数刀；3月16日，李高氏的家人头部被日军刺了2刀，同一所房子里的3人被杀死……

马吉牧师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马吉牧师在1941年日、美开战后，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

也译为“万特琳”或“沃特琳”。魏特琳（万特琳、沃特琳），女，中国名字叫“华群”，美国传教士。

1886年出生在美国，1912年来中国，应金陵女子大学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1919年至1940年5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两度代理金陵女子大学院长。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毅然选择留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和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的负责人，收留和保护了一万名以上的妇女儿童。

与此同时，《魏特琳日记》是重要的史料，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以日记的方式记述在南京生活的所见所闻。“1937年12月15日，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难民、强奸妇女……”“12月19日，我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

1938年，国民政府也因此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成了南京难民眼中的“守护神”，被南京人民尊称为“活菩萨”。即便是在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魏特琳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但目睹和耳闻的那些残酷和苦难，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在1940年5月14日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明妮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自杀了，当时才55岁。

明妮临终前说：“我有两个生命的话，仍愿为华人服务。”在魏特琳墓碑上，用中国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个大字。

乔治·费奇 

1883年1月23日，乔治·费奇出生在中国苏州，中文名字叫费吴生，他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之子。1906年费奇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沃斯特学院，1909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并接受长老会按立为牧师，同年回到中国，任职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其实，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当时，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费奇牧师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

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费奇用日记将日本军队的暴行记录了下来。在12月19日，费奇日记中写到，“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5至10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有些人无缘无故被残酷处死。有一个区我们的人7人卫生小队，6个遭到杀害，第7个逃走了。”后来，这份日记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广为流传，并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奇的日记。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38年1月23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 　　

1967年，费奇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年至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1979年1月20日，费奇在美国洛杉矶逝世。 　

约翰·拉贝（John Rabe）

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由其本人所著的《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约翰·拉贝是一位德国商人，是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人（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中国难民提供了栖身避难的场所。在南京安全区内，约翰·拉贝先生同其它外国友人一道，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而在此期间，在安全区之外，至少有30多万中国人则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约翰·拉贝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从拉贝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937年10月17日，拉贝写道，“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南京沦陷后，有一天的日记结尾记录了他这样的祈祷，“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 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以后，写信给希特勒，向政府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1948年，拉贝的家庭一度濒临饿毙的地步，孩子只能喝煮菜汤、大人啃干面包。1950年1月，拉贝在柏林中风病逝。

罗伯特·威尔逊

基督徒，美国医生。1937年冬天，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威尔逊博士，送走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独自留守南京，成为大屠杀期间南京城里惟一的外科医生。缺乏水电供应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军枪击、刺伤、强奸的中国难民。威尔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8日，今天标志着当代的但丁的炼狱已进入第6天，这是用鲜血和强暴的大写字母写成的。整批整批的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现象。

之前好几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都曾提到过这位威尔逊医生，但关于他的生平却只有短短几行字。此次摄制组辛苦寻找到威尔逊医生的三位子女，找到他在加州的故居、墓地、生前常去的教堂，找到了威尔逊妻子马乔里生前的珍贵采访，找到了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给家人的全部书信，找到了1936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颁发给他的医师执照，找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颁发给他的采玉勋章，找到了他1946年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而准备的证词。我们第一次知道，威尔逊医生在二战期间走上了战场，担任美军医疗队队，们也在上海找到了被威尔逊收留的国民党军医周纪穆的妻子和儿女。

贝德士(Bei Deshi, Miner Searle Bates) 

基督徒；男；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宣教学学者。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贝德士出生于俄亥俄州的Newark，父亲是基督会的牧师和大学校长。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海勒姆大学（Hiram College），并以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35年，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获得哲学博士。1917至1918年，贝德士在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做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从1920年至1950年，贝德士作为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南京大学教授历史，长达30年之久。南京大学于1902成立，由三所美国基督教差会支持的大学合并而成。 

在教学之外，贝德士积极参与许多普世性的事工。1938年，贝德士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在印度马德里举办的会议。此后，他在1941年至1945年间还任国际宣教协会的远东顾问，并任国际宣教协会在中国战时紧急事工的协调员。抗日战争期间，贝德士在唯爱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服务，与日本接触。他还服务于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南京国际救援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会。同时，在日本占领期间，贝德士还参与调查鸦片贸易。1945年，他的著作《宗教自由：一份调查》一书用七种文字出版。

从1950年到1965年，贝德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宣教学教授。他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会的理事，也是美国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国专案部的成员。贝德士退休后，一直到去世，都孜孜不倦地工作，对于基督教20世纪在中国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