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上）

编者按：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身处中国基督教之中，亲眼看着、亲手摸着上帝在这片他所爱的神州大地上这个时代的工作。那么，到底真实的中国教会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模样？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为中国神学论坛创始人王文锋弟兄的分享“我眼中的中国教会”，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形成”、“二.中国基督教的当下局面”和“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展望”。基督时报网站近期也会陆续登载，盼望读者从他的分享中得到亮光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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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

                         王文锋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同样有过快速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中国教会当下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中国教会将会如同中国的体育、经济、移民领域一样迎接世界和走向世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不管期间有多少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过，对于海内外的教会来说，我们尽可能地去了解一个正迎面而来的世界重要信仰群体，已变得无比重要，甚至是无法避免。

一、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形成

有关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一般学者依据西方基督教对中国宣教的次数把它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指由波斯传入的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主义），起于公元653年的唐朝，消亡于“唐武宗灭佛”时的公元845年；第二时期是指由罗马传入的也里可温教（罗马天主教），起于公元1294年的元朝，随着1369年元朝的灭亡而消亡；第三时期是指由罗马传入的天主教，起于公元1573年的明朝，消亡于清朝雍正皇帝实施“禁教”政策时的1723年；第四次是1807年从英国传入的基督新教，自第四次开始基督教便在中国生存下来，并逐渐生根壮大。

 对于前三次基督教为何会在中国消亡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基督教在中国的消亡跟如下原因有关：其一是因为当时西方宣教士没有培养出中国的牧者，其二是当时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崇拜被严重佛教化，即很多的信仰观念都是用佛教词汇去表达，信仰教义是用佛教思维去理解。因此等到公元845年发生唐武宗灭佛时，景教就被当作佛教一起被灭掉了。据学者估算，第一次景教徒一度达到20多万人。而第二次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消亡，有学者指出，原因在于当时西方宣教士太依附官方路线的宣教策略，认为只要取得官方的认可，那么宣教的前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当1369年元朝被宋朝取代时，与元朝官方保持密切关系的天主教也随机消亡了。据学者估算，元朝时天主教徒大约有三万多人。第三次基督教在中国的消亡则跟一次名为“礼仪之争”的事件直接有关，所谓“礼仪之争”就是指中国和罗马天主教为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问题所发生的分歧，由于罗马天主教教庭最终反对中国基督徒“祭祖”、“祭孔”，致使中国皇帝实行禁教政策，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第三次受到全面禁止。据学者估算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天主教徒一度超过30多万。基督教在中国最终能重新出现并一直生存和发展到如今乃是源于西方教会于1807年的第四次对华宣教，第四次对华宣教也是基督新教第一次对华宣教。自1807年起第四次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已有二百年历史，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教育、医疗、报业等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期间也经历异常曲折的过程，主要情况有如下几点：其一是由中国民众与西方宣教士之间冲突的流血教案频频爆发，据了解，仅仅1840年至1900年之间就爆发了大大小小400起流血教案；其二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频频发生，有关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运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教外和教内），在教外表现为以反对帝国文化为主的非基督教运动，主要体现为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反帝爱国的社会思潮，爆发非基运动主要源于中国民众不满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高举科学民主反对宗教愚昧”的思想。在教内表现为以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督教本色信仰运动，主要体现为20世纪20年代基于信仰原因的三自运动和1949年代后基于政治原因的三自运动。需要指出的是20年代的三自运动是源于中国教会本身要自力更生，而1949年后的三自运动则源于中国政府要教会自力更生。

不过，自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会便陷入了第四次入华以来最大的压迫，所有的教会和教产都受到了全面的打压，很多牧者和民众只能转入地下秘密继承信仰，这种的情况直到1980年代初才告结束。

 鉴于1980年代后中国基督教的新局面，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有第五个时期，既是指198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中国教会大复兴时期。笔者之所以有如此的看法，原因在于自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基督教的复兴不同于之前基督教在中国数百年的情况——由他国宣教士为主导的局面，尤其是1980年至1990年代。这期间中国教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自发的，在治理方面没有仿效西方的教会体制模型，只有自身的牧养习惯；教导方面没有经过西方的系统神学训练，只有自己培训的积累；追求敬虔方面没有西方的属灵传统，只有自身的灵修感受，这种情况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为明显。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后期才出现转变，自90年后期中国教会便频繁地与海外教会开始了接触，这些频繁的接触不仅让中国教会吸取了海外丰富的福音资源，同时也拓宽了中国教会的视野。但是，中国教会同时也陷入了一些挣扎，由于教牧理念和宗派教义方面因受海外教会不同宗派影响而逐渐出现团队内部的分裂，尤其是家庭教会内部所出现分门别类的状况。

有关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进展，很多海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理解都只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印象。事实上，中国教会自2000年以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为明显。具体来讲，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教会也出现了一大批以牧养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城市新兴教会。以家庭教会方面来看，这一大批新兴的城市教会与传统的教会有如下不同的特点，其一他们的牧者大多有过正规的神学训练，其中部分还从海外受神学教育回来；其二他们的牧养体制已有别于传统家庭教会的“家长制”，而是采取更加健全的堂会制。其三在事工使命方面，已由纯粹的福音使命扩展到具有社会效应的文化使命。

在三自教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自1980年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官方教会不断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机构建立关系，如1988年加入WCC（世界基督教协会），如2009年又正式与WEA（世界福音派联盟）建立关系等，始自今日中国官方教会几乎与世界所有的国家基督教机构代表建立关系，并时常进行互访。有关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国际交往特点，一般来说三自教会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官方式的互访和考察，因此他们往往注重与他国的基督教官方机构保持关系，交往形式体现于公开举行。而家庭教会的接触则多跟事工的合作和配搭有关，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机构是否出名，而在于是否有事工配搭的空间，或者说对方机构是否有自己可配搭的需要，交往和配搭形式体现于秘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