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之子”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逝世纪念日丨他与20世纪的基督教保守主义

编者按：
1967年2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去世，享年69岁。他出生于中国山东蓬莱一个美籍传教士家庭，幼年在烟台读书，后从耶鲁大学毕业，25岁时在纽约创办《时代》周刊，任发行人，后将公司发展成为美国最大规模之一的出版集团——时代出版公司。

2019年2月28日，耶鲁大学的中文微博发出这条简介，对卢斯这位毕业生表示纪念。《耶鲁人物 | 亨利·卢斯的<时代>》一文提到：“他所传播的价值观和影响的那一代人却牢牢嵌入了时代。”

卢斯这位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出身于中国山东，毕生也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是一位作者考察了历史上亨利·卢斯与20世纪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关系。登载出来，与读者共享。

在中国学界，一系列的研究都在指向，20世纪的中国，清末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社会弥漫着自由主义，且是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在我们关注的基督教领域，这段时期也是基督教自由主义引领当时时代主潮流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在这段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基督教保守主义，其原因为何值得深思，毕竟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土壤。

本文以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 - 1967)为例试图进行分析，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基督教自由主义为主流的背景之下，何以基督教保守主义伴潮而起，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音。

亨利·卢斯是谁？他是在自己的时代影响了世界的一位出版人，创办了《时代周刊》、《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等当时最著名的刊物，借此向中产阶级介绍“一切可知的事物及其他”。 有评价说：“在亨利·卢斯之前，人们不曾见过一本新闻周刊，一本在大萧条中畅销的商业杂志，一本图片新闻杂志，和一个永远在提问“新闻会变成怎样”的人。”

1898年4月3日，亨利·卢斯出生。他在1923年创办了TIME(《时代》)杂志，并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纵观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的一生，他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在中国出生并长大，年少的他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而长大后成名的他也曾多次以《时代周刊》和保守主义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谈及保守主义，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它起源于英国。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因为社会未经流血动荡就立刻转型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备受世界瞩目，而在欧洲大陆随后发生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摧枯拉朽的破坏着旧的封建秩序。在英国，于是兴起了保守主义，他们代表了当时较为稳定的富人的心声，他们认为需要温和的保守自由、私有财产、个人的良心，不喜欢激烈的流血的社会动荡。一般而言，富人喜欢旧秩序，喜欢保守主义。但是穷人则不然，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真正的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新世界。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内部腐朽，皇权、地方乡绅和军阀一起统治着老百姓，基督教来华期间，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宣教团体，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开始萌芽泛滥，这给中国社会带进了新兴的元素，即在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传播致力于激进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理念。

20世纪，是一个中国步入民族国家、为新兴国家寻找国家符号的世纪。本文介绍的亨利·卢斯与中国基督教保守主义正置身于这个世纪。

1898年亨利·卢斯出生于山东烟台。当时有一场日全食，正值光绪年间，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整个烟台还是冬季，大雪压盖在苹果树上，好好的白天突然就全部黑暗，成为了黑夜。卢斯的父亲——美国来华的宣教士路思义（Henry Robinson Luce）也是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完整的日全食，所以，他印象深刻，他对亨利·卢斯说，你出生的那年日头突然消失，是个巨大的异象，亨利·卢斯记录在了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身负异秉，是上帝派来改变世界的。

当时，周树人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改名鲁迅。这是一所军校，培养新式海军军官的，陆续后来不愿意从事军事，继而学医，后来觉得下医医病，中医医人，上医医国，又开始学文。这种想法，是当时很多对旧社会倍感荒凉之后的新的选择。卢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的，与他同年出生的还有陈诚，周恩来，郑介民，毛人凤，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康生和朱自清等人。

父亲路思义对亨利·卢斯很是疼爱，路思义出生在美国的宾州一个郊区，是一个杂货批发店家庭，路思义的年代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的时代。路思义接触最多的是工矿、商业和机械，路思义对现代科学技术很是震惊，但是作为基督徒的路思义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基督教青年会告诉路思义，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大资本是造就穷人的结构性原因，工商业不受约束的发展会导致穷人的增加，导致社会不平等意识的扩散，后来路思义成为了一个传教士来到了中国烟台。很多人对路思义的印象是，路思义不遗余力介绍欧美的现代机械设备和科学技术理念，但是路思义真正对中国的帮助并不是这些，而是在学生中间传播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告诉中国的学生将来的社会肯定是科技的社会、设备的社会、资本的社会，但是在冷冰冰的资本之外需要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关怀，需要一种有别于保守主义的社会路径。

路思义来华不久，妻子就生下了亨利·卢斯，听说妻子要生产的时候，路思义请求烟台长老会的负责人波尔跟派了一顶轿子赶快回家，这顶轿子前后各伸出两根杆子来，分别由一前一后的两个骡子抬着。路思义要求指挥骡子的骡夫快点走。和路思义同时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他们来到中国，不是很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生活，他们出门必定坐着轿子，要么用人抬着，要么用骡子抬着。路思义看到了刚出生的亨利·卢斯，联想起了前不久的日全食，同时正处于大乱时期的山东，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要担负着重任，后来路思义也是这样给亨利·卢斯灌输的这样的思想。

在山东，亨利·卢斯的童年遇上了义和团，这些拳民到处仇视洋人，最初的反感是来自表面的感觉，看到洋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钱，反正作威作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洋人的到来，主要破坏了一种生态即乡绅的宗族自治，自古皇权不下乡，都是由地方的土豪乡绅治理，分配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但是洋人特别是宣教士培养了一种新的势力，这些人依靠洋人生活，而不依靠乡绅和土豪，这些人有着西方的新理念，以至于乡绅无法通过正常的逻辑与之交流，无法纳入旧的利益分配体制，于是乡绅和土豪联合拳民，在山东扶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很新颖，因为之前的民间社会，是反对清帝国的，特别是把清帝国的统治看成是异族的统治，所有的汉族需要在内心里感觉到受到羞辱。但是义和团和山东人在外来的秩序输入面前，把清帝国视为了同类，而是把宣教士和秩序输入看成了新的另类，这种新的秩序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秩序。

路思义和唐绍仪保持着沟通，唐绍仪的提携人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的早期民间暴动，从而使得义和团北上，在淳亲王府里集结，这个王府后来成为了国家宗教局的办公地点。路思义见到唐绍仪后说这些乱局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兴起工人阶级，需要培养技术工人，于是唐绍仪和袁世凯创办了综合性大学山东大学堂，主要培养实业人才，建设一个新的工人群体，作为未来中国的社会基础，而工人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以路思义为代表的基督教青年会一手设计，能保证这种新的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属性。

这些讨论是在唐绍仪邀请路思义带着亨利·卢斯去朝鲜期间进行的，回来后路思义力排众议，主张在济南联合众多教会的力量建立综合性大学，而其他人则反对这种安排和计划。原因是他们希望只是建立神学院，教会不应该涉足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但是路思义有着远大的理想，认为他需要给中国培养一个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基督性的中国。

路思义是受到长老会的差派来华的，同时又是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他最主要的活动是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事工部服务，所以他需要在中国创办很多的大学，以方便培养中国的产业工人，他多次往返中国和美国之间筹集资金建立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都是路思义筹集资金建立的，路思义需要向美国的自由自由派教会介绍中国，这都帮助了亨利·卢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中国的视角。

辛亥革命发生时，亨利·卢斯和路思义深受感动，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改良运动，因为南北议和了，并未有全国性的举国战争，他认为照此下去，中国将逐步地完成社会的改良。在民国政府里，基督教青年会背景的唐绍仪，颜惠庆等人身居要职，经常在教会内部分享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亨利·卢斯这个时期14岁，和父亲路思义一样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派。他们一起认为，中国需要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需要附加基督性，同时这个国家的内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保守主义的，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自由的，需要富人丧失一部分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的权利平均给穷人，以获得以获得穷人和富人的一起均等。这个理念的意思就是，富人过多的积累的私有财产，社会不应该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他们的财产权，而应该基于基督的原则，把富人的财产通过制度性安排分配给穷人，因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若不是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甚至革命，穷人将永无翻身之地。路思义清楚地记得义和团对洋人富裕的仇视，也记得穷人抬着自己的坐轿，眼神麻木的表情，路思义和亨利·卢斯认为，这种不平等应该到此结束，穷人的后代应该成为独立的产业工人。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也通过开设夜校的形式影响到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信奉者，他们后来的土地革命正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实践。

而保守主义是为富人服务的，是希望通过法律严格地保护个人的私人财产，比如地主和乡绅有一千亩地，是希望政府无论怎么改朝换代，都需要给与保护的，他们认为这是保守主义，保护私有财产的文明进步。亨利·卢斯在中国的时候，特别是和中国本土的基督教神学家贾玉铭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些朋友都是来自贫苦的乡村，他有着天然的同情穷人的心情，但是亨利·卢斯后来却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改变，变化之快让人难以接受，他开始变为了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在美国为保守的共和党发声、为富人的自由发声。

这种改变源于亨利·卢斯去美国的经历。辛亥革命后，亨利·卢斯回到了美国接受教育，这个时期的美国已经成为了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在霍奇基斯高中读书，亨利·卢斯最早还是想着按照山东人的行为模式来生活，节俭、敬虔、分享、乐观和帮助其他人。但是在霍奇基斯，从上而下蔓延着极端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富人的财产再多，穷人也不能仇富，应该尊敬富人，富人没任何的义务的责任帮助穷人。亨利·卢斯毕竟是牧师家庭的孩子，没有钱，在这个高中，连校长都给予了亨利·卢斯人格上的羞辱。这个时期，亨利·卢斯发誓一定要赚足够多的金钱，让金钱变得毫无意义。

后来亨利·卢斯进入耶鲁大学，加入了保守主义的精英社团骷髅会，他开始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世界，知道了世界是在一群精英的手里被控制着，大部分人只是世界运行的陪衬，这段时间他还担任了共和党全国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会议主持，在这里结识了一批保守主义的知识精英。在耶鲁大学，亨利·卢斯是拼命了竞争的，夜以继日的学习、奋斗，他内心掩盖着巨大的金钱和财富的欲望，想高人一等，想成为上等人。

不久，亨利·卢斯去了牛津大学。在这里，亨利·卢斯没有去疯狂的奋斗，而是暂时停止了那种狂热，专心在社会交际上，这是因为亨利鲁斯认识了一个女孩莱拉·霍茨，血统高贵，这个女生的家族住在芝加哥，很有势力，两人很快陷入热恋，恨不得每天都在一起。当女生回家时或者寒假暑假暂时分开时，亨利·卢斯就写信给莱拉。

路思义知道了后，开始委婉的规劝亨利·卢斯，不要在不符合实际的爱情上花费太多时间，毕竟两个家族不是门当户对，而且根据路思义的经验，，恩亨利·卢斯和莱拉最终很难走在一起，反对会让亨利·卢斯伤心，最后可能忘记掉自己的使命，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喉舌。

但亨利·卢斯想起莱拉的高贵大气和拥抱自己时的甜蜜，就根本对路思义的劝勉不屑一顾，而且拒绝和父亲路思义分享自己正在恋爱这件事。亨利·卢斯开始思考和检讨了在中国的这段经历，14年来尽管作为传教士，生活比大部分的山东人较为富裕，但是仍然是很艰苦，这主要是跟美国的工业社会相比的，另外即使自己认为生活艰苦，但是还是被中国愤怒的年轻人认为是需要排外的仇视对象。

亨利·卢斯认为，父亲路思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不完整的，是需要修正的，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想，需要塑造和发明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所以亨利·卢斯看到父亲路思义孜孜不倦的向美国工人募捐，拿着经费回到中国，不断的建立基督教教会教育，培育基督教青年会总之下的年轻人。这些基督教青年会拿着父亲路思义的募捐来的经费建立的夜校和全日制大学，又被国际马克思主义渗透，新兴起的中国工人阶层有着天然的愤怒，他们试图打碎全部的社会结构让所有人一起均等的平分社会资源，其中土地被认为首当其冲。

这个时期的亨利·卢斯是希望这个均富的过程是缓慢的，和平的，改良的，所以他写给美国人的书信里，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良的开端。但是日后的中国历史不如其所愿，而是发生了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这都让他选择了一个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

卢斯毕业后在美国，认为自己是精英，而精英首先得具有大量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实业，但是却不顺利，这种不顺利来源于他认为积累财富的过程太慢。于是卢斯进入了媒体界，亨利·卢斯一生真正的影响力和独特的视野胸襟在这个领域开始展露了出来。

当时在美国，控制或者说是统治媒体和舆情界的报纸电视和广播，卢斯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新人很难与之抗衡，他只能在这些传统的传媒世界里，做个小编辑而已，至于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一个向世界的公众人物则是很难，于是卢斯剑走偏锋，经过研究决定创办一个期刊，自己做主编。对于媒体来说，创办一个期刊，要比创办一个电视台和通讯社简单多了。这就是《时代周刊》。一旦如期的发行开来，其影响力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

亨利·卢斯做主编的时候是这样工作的，他找了一些人搜集资料和素材，写成草稿，然后交给自己，自己夜以继日的去修改这些稿件，并且“罔顾事实”，大量的删减，统一文字风格，符合自己的定位和口味。

亨利·卢斯有着坚定的主见，他从不迎合任何读者的口味，仅仅独创性的迎合读者内心或扭曲或卑鄙的心灵，创造性地制造了一种新的媒体叙事写文方式，他告诉美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忧虑应该是什么，尽管在此之前中产阶级不觉得这种忧虑应该是忧虑。和现在的媒体一样，有读者才是成功，亨利·卢斯把目标读者定位为新的中产阶层，这些人并未富有，或者即使富有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卢斯却引导他们认为自己是富裕的人，要思考富人所应该思考的。富人要身怀天下，让穷人也变富，但是所谓变得富裕的途径，不是直接的去帮助，而是激发穷人自己的奋斗欲望。让穷人自己去努力，而非直接帮助穷人——这是卢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核心。基督教社会主义，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和路思义，他们帮助穷人，是直接损耗富人的财产来进行帮助的，甚至鼓励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卢斯缺不认可，卢斯认为，土豪地主和富人都是合法的奋斗得来的私有财产，需要获得合法的保护，这是基督教固有的物产法。

这些说辞让亨利·卢斯激进的成为了新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领域播撒粮食者。卢斯的《时代周刊》很快的获得了成功，在当时拥有了全美几乎人手一册的规模。美国中产阶级精神世界的结构是卢斯塑造的，比如只讲立场，不讲现实的有时看上去的“无理取闹”的这种美国基督教宝保守主义的言语风格，都是卢斯塑造的，更严重地说，卢斯塑造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公共广场的语言风格。

亨利·卢斯的成功，放在今天看好似我们见过的那些网红的成功，是那种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反而一跃成为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公共人物的成功。他和靠着实业和党派利益群体成功的人不一样，卢斯只拥有舆情影响力，这个时候的卢斯明白要不断增加读者的粘性程度，扩大读者的群体。这样，卢斯就能不断成功着，而无衰败的迹象。

所以，卢斯选择了加码呈现基督教保守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特别是卢斯有着中国关系，所以卢斯时刻把中国话题呈献给美国人，而且是单向的呈现，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中学会保守主义话语。

亨利·卢斯和路思义一样，他尝试给与中国一种基督教民族性，首先卢斯的话语中，中国是一个后发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并且这个国家需要更加的独立，需要赋予基督精神。中日战争是一个帮助中国塑造民族精神的历史大事件，鲁斯利用《时代周刊》宣扬中国和日本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纳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的舆论宣传中。而在此之前，日本在美国给予自己的战争理由是不把自己认为是法西斯的一员，说中日战争和德国对全世界的侵略具有不同的理由。但卢斯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说日本是法西斯，并且不太注重细节得丑化日本军队，直到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读《时代周刊》的人才发现日本街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并不是青面獠牙的猴子，而是和蔼可亲的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美军大为震惊，也从一个侧面让人看到了卢斯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在卢斯的宣传中，蒋介石是具有基督品格的正面的英雄，卢斯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蒋介石的形象，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可能罔顾事实，但是鲁斯认为，他能独立的捏造和发明一种基督教民族的共识加给中国社会帮助中国社会基督立国，所以作为领袖，蒋介石必须是完美的基督徒和基督徒领袖。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基要派和自由派的争论中，美国的伪白领骨干和精英社会都把感情投入给了基要派，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的良心，而且这些人诉求一种温和的中国社会的改良，而非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疾风骤雨的社会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鼓励。

亨利·卢斯去世后，其对世界的遗产仍然主导至今。目前，美国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塑造为了正面社会的力量，是自由的捍卫和保守者；并且认为中国的教会如果不是持基要保守的立场，那么一定是现代和新式的，伪劣的和不忠贞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教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让一些信徒逐渐认识到，回到耶稣的宗教改革甚至是宗教革命，让信徒能解放、能自由，而维持建制的旧教会很可能就会只让教会里的固化的体制的祭司阶层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