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恋（二）

同性恋者力称他们的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这说法是基于几个同性恋科学家的生物学研究报告而来，然而这些报告都有错误研究之处。　

(一)Le Vay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他解剖了19名死于爱滋病的男同性恋者的脑部，发现他们下丘脑的一处称为INAH-3的地方，大都比另外解剖的16名异性恋男性的INAH-3小，而这部份的大小则与六名被解剖的女性的一样，所以LeVay推论，男同性恋者之所以以有同性恋的倾向，乃因他们的INAH-3与女性一样。　　

Le Vay的研究报告有两处错误：　　

1·“鸡先或蛋先”之误：该十九名同性恋者是死于爱滋病，当男性染上爱滋病后，身体各部份会产生变化，而男性荷尔蒙也会大量减少。在动物的研究中，已发现减少雄性荷尔蒙会引致脑部类似INAH-3的地方缩小，故LeVay所研究的男同性恋者的INAH-3缩小，有可能由爱滋病所导致。　　

此外，生理学和心理学有一条规律说：“行为上的变化，会引致结构上的变化。”LewisBaxter博士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也证实，行为治疗可令脑部的电路产生变化，所以同性恋者的多年同性恋行为，加上爱滋病毒的侵入，使身体某部份缩小或产生变化，都不是奇怪的事。反之，要证实同性恋行为是因为INAH-3细小而产生，并无科学实证。　　

2·INAH-3未必是控制男性性欲的地方：动物脑中有一个与人类的INAH-3一样的地方，称为SDN-POA。南科罗拉多大学两位研究员Gorski和Arendash发现，即使毁灭了雄老鼠脑部的SDN-POA，也不能影响老鼠的性欲。威斯康辛州大学的Slimp博士的报告就指出，影响雄性猴子性欲的脑部部份，不是INAH-3而是其上面的另一个位置，故人类脑部的INAH-3的大小，可能与其性取向完全没有关系。　　

(二)同性恋科学家Pillard，根据他与Bailey在161位有兄弟的同性或双性恋男士当中所做的调查，发表了另一个报告。他说在同卵孪生兄弟中有52%是同性恋者，在非孪生兄弟中只有9%是同性恋者。Pillard认为，因为同卵孪生兄弟的遗传基因是一样，所以他们有同性恋的倾向，比非孪生兄弟的机会率高，这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同性恋行为，可能是由遗传因子所形成的。

Le Vay的研究结论有两处漏洞：　　

1·临床心理学家JosephNicolosi指出，如果孪生兄弟的同性恋倾向是由遗传因子引起，他们的兄弟应100%都是同性恋，而不是只有52%。至于52%之所以出现，就如掷硬币所出现的“公”或“字”的或然率一样，只能显示机会均等而已。　

2·Pillard与Bailey发现非孪生兄弟的同性恋倾向有9%，比起同性恋者占人口中1.2%高出7.8%，正好反证孪生兄弟因为在相同的家庭环境长大，受相同的心理影响，所以一起变为同性恋者的机会率增高。　　

(三)Hamer博士最近发表了二项遗传因子理论报告，指同性恋是由母系家族的X因子传至下代。他在四十对孪生同性恋兄弟中，发现33对有同一个单由母体遗传下来的Xq28基因部份(Xq28内有数百个基因)，而在母亲系列的亲友中，有同性恋的机会大过在父亲系列的亲属，所以Hamer推论，同性恋基因可能在Xq28内。　　

这个推论也有两个谬误的地方：　　

1·WilliamByne博士指出在33对孪生兄弟中，都有Xq28的基因部份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在非同性恋孪生兄弟中，也有Xq28基因部份，何以他们没有同性恋的倾向？是否环境因素使他们成为异性恋者呢？　　

2·“家庭研究学会”的Paul Cameron博士指出，同性恋科学家努力想以遗传基因来证明同性恋是遗传的，他们都极力避免提及同性恋在行为上的成因。根据Bell，Weinberg和Hammersmith一九七零年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同性恋者的兄弟姊妹或上下两代乱伦的倾向，比一般人高出100%。Cameron在一九八四年的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与兄弟或表兄弟的乱伦率，比非同性恋的男士高1500%。　　

Cameron博士发现，同性恋者向其孪生兄弟引诱作性行为是很普遍的事。他与多位心理学家都发现，很多同性恋者第一次同性行为是在少年或孩童时开始，都是由年长的同性恋亲友诱惑而成。待他们长大后，大多同样向年幼男童重施故技。　　

另一个导致同性倾向的原因也是年幼时形成，这一类同性恋者是在少年时，与异性交往不如意而转向同性恋。　

第三类同性倾向者则是生长在破碎家庭，曾受父母虐待而引致对同性伴侣的爱慕和追求，以补偿自己所缺之父母之爱和关怀。                          

同性恋并非遗传而来

现代遗传学证实了两个重要的原则：　　

(一)人类的遗传基因可以影响人体的物质结构和疾病的遗传，例如高度、种族和某种疾病，如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囊肿纤维性变(Cystic Fibrosis)和癌症，可以由父母族系寻得来源。但疾病之所以产生，也并非每个有问题基因的人都必会有某种遗传性的病态，环境也可以引致病态出现。

(二)人的行为主要不是受遗传基因所控制的，而是受他的背景、教育、信仰和自制力所影响。数年前科学家曾以酗酒、暴力和情绪低落(depression)等行为作研究，假定这些人的遗传基因与常人有异，以致产生这种行为。但后来研究一再证实，该假想是错误的，结果都显示行为表现源于基因的可能性很低，环境因素才是主要的原因。　　

例如华人的眼睛有棕色和黑色，这是种族的遗传，我们不能因为天天吃西餐，与洋人交往、说英语和看心理医生等，就会使华人变为洋人。相反地，现有不少同性恋者已成功脱离同性恋的束缚；他们看心理医生，信仰宗教，加上自律，终于回复异性恋，如果同性恋是由遗传基因控制，他们又怎能靠著在行为上所下的功夫，而能永远地改变他们同性恋的行为？　

再者，同性恋若属遗传，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人必须是同性恋者，若然属实，这个同性恋者根本就不能存在。因为同性恋者若想要孩子，必须找异性才行。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有一半的遗传因子便来自异性恋者，但同时也丧失了一半的同性恋遗传因子，按达尔文的淘汰理论来说，几代过后，同性恋遗传因子便被淘汰而绝迹，而同性恋者根本不可能存至今天了。

由美化谎言变为力量

从以上的科学和逻辑例证，同性恋与生俱来的理论只是美化的谎言，几名同性恋科学家的研究，都未获得实证，反之却暴露了同性恋并非从遗传而来的高度可能性。但为何大部份传播媒介和政府，都视同性恋为遗传而大肆宣传，并给予立法上的种种优待？原因可有多个：　　

(一)团结的力量：同性恋者喜聚居，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他们的投票率高于其他选民或团体，因此他们可选对他们有利的人进入政府各部门，渐渐在政府里形成势力，在立法和司法上影响社会接纳他们。　　

(二)传媒的力量：美国两大政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和党大多不接纳同性恋是天生的说法，但民主党则认同。而美国的大传媒机构和荷里活，都是由民主党人所操控，所以传媒便偏向报导有利同性恋者的消息。　　

(三)恐吓的力量：如ACT-UP与Gay& Lesbian Taskforce等多个极端组织，都在公开会议上作出极度的骚扰行为，逼使通过对他们有利的议案。“美国精神及心理学会”十年前是主张同性恋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但自同性恋极端组织多次向大会骚扰的压力下，现己改变立场。　　

六年前三藩市教育局也因惧怕同者恋者对其所施的压力，接纳了同性恋生活正常化的说法，推行同性恋的“计划十”，当时不少华人家长在公听会上发言反对，而同性恋者大叫“返回中国去”。现今不单每一间公立中学都有同性恋的资料，部份老师还教授“同性恋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的课程，甚至向学生讲解肛交等同性恋者的活动。又于两年前，两所美国教会被同性恋者包围破坏，恐吓会众和牧师，这事警察没有制止，而电台和电视台更没有片言报导，后经众教会联合向市长抗议才平息。

“十分一”的真伪

四十年代时，金赛博士分别向监狱中的罪犯、男妓、大学性学学生、同性恋组织和黑社会人物作调查，发现有10%是同性恋者。同性恋组织便利用金博士发表的10%作为宣传，说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一都是同性恋者，藉以夸大他们的力量。但一九八九年芝加哥大学的调查显示，普遍人口中只有1.2%的男女是在一年内有过同性恋行为。而法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的不同调查显示，男女同性恋者平均分别占人口1.1%及0.7%。这些数据显示，不良环境使人变为同性恋的机会比普通环境大十倍。　　

华人也受同性恋影响　　

华人居于美国，后代不能不受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教育所影响。华裔公民若仍抱著“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或不管政治的态度，不投票和热心参与市政和州政的说话，我们的后代必蒙受同性恋的放纵生活所影响。　　

有见于此，一班关怀人士成立了家联会，维护家庭价值和重视下一代的正确思想教育，不盲目附从所谓“政治思想主流压力”(political correctness)，只求真理作见证。家联会吁请所有华人教会和信徒，要擦亮眼睛，看清楚真相，并以行动去阻止这种不良势力的发展，和侵犯我们的下一代。　　

(作者谭克成博士是“三藩市华人家庭联盟会”会长，黄伟康博士为董事，颜重刚医生是顾问。)

本文原载于“守诺者”(Prom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