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打开欧洲的地图,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可以把欧洲分成两个地区。一个地区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我们称它日耳曼文化地区,另外一个地区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部,我们称之为拉丁文化地区。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文化圈,一个是日尔曼文化圈,一个是拉丁文化圈。
在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之前,拉丁文化圈非常发达,为什么?因为罗马教廷在意大利,因为当时的主体文明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传播的,基督教的《圣经》只有拉丁语的版本,而教廷又掌握在拉丁人的手中,所以这些地方是文化高地,经济也非常发达。
而日尔曼地区是蛮荒的,教会不在他们手上,日尔曼语和英语都是蛮族人的语言,登不了大雅之堂。德国当时还是一个由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组成的松散的诸侯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受罗马教廷的盘剥,成为“教廷的奶牛”。当时日尔曼文化区和拉丁文化区的差别,几乎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别。
但是,经过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后,欧洲南北两个地方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日尔曼文化区经过了宗教改革,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当时德国、英国、荷兰、北欧,他们全部都信奉了新教。而拉丁文化区,指原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却成了相对贫穷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富饶的拉丁文化区变成了落后的国家,而原来蛮荒的日尔曼文化区却变成了发达的国家。
为什么?
这就要从宗教改革的意义上来解读。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宗派,主要有安立甘宗、路德宗、加尔文宗等。路德宗以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而冠名,其核心教义是“因信称义”。所谓“因信称义”,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义人,并不需要去花钱贿赂那些教堂的人,无需去买什么“赎罪券”之类,一个人只要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就是上帝的选民,成为一个义人。至于那些教廷的,那些卖赎罪券的人,都是“赚差价”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要不要都无所谓的,这一条就把教廷、教会、教宗这些人都干掉了。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这也是路德宗的核心。
加尔文宗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提出了“善功”理论。加尔文宗认为,马丁.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是不够的,加尔文提出了“两个确证”的理论,即一个人成为义人,需要“内在的确证”和“外在的确证”。所谓“内在的确证”,也就是“因信称义”,强调内心虔诚的信仰;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外在的确证”。这个外在的确证就指“善功”。但是加尔文所说的“善功”,已经不是对教廷供奉,而是每一个人的日常工作和世俗劳动。
比如修鞋匠把鞋修好就会荣耀上帝,理发匠把头剪好了也荣耀了上帝,商人把商业经营好了同样荣耀上帝,教授把教学做好了也会荣耀上帝。只要你敬业,坚持家庭美德,勤奋简朴,你就可以成为被上帝拣选的义人。
加尔文的“善功”本来是一种神学理论,但却给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这种观念把世俗劳动神圣化,赋予世俗劳动神圣的意义,打通了人间和天国的道路,把上帝的呼召(Calling)变成一种创造财富的现实经济活动,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有了登堂入室的合法性,成为一种可以发扬光大的活动。
在这之前,天主教教义认为,商人要升天堂,“就像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困难”。商人在整个天主教教义里是受贬斥的,不可能升天堂。而加尔文宗的“善功”把商人的行为、世俗的行为变得神圣化,使所有的资本主义都变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这就使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了神圣化的活动。这也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指的就是,你努力的从事世俗的工作,你努力的去挣钱,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荣耀上帝;但是要记住,所赚的钱不是要去花,你只是上帝财富的托管者,能够挣钱是证明有荣耀上帝的能力,而所挣的钱必定要去侍奉神的事业。
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这两者都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理论,而加尔文宗的两个确证与善功理论,大大的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为什么拉丁文化圈的天主教地区,他的经济反而落后于日耳曼地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去了解欧洲文明时,要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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