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牧师:中国教会的后-使徒时代（上）

教会的时代本质就是基督生命在特定历史环境里面的特定状态。一方面，各时代里面的基督生命是同一的，由此，各个时代的教会生命才可能连缀成为统一的教会历史。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同一的基督生命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所谓“不同的反应”是指不变本质的形式变化；正因为同一本质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一本质才是活的生命本质，而不是机械性的抽象理念。由此，处理教会的时代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在外在形式的变化中，教会如何持守著基督生命的不变本质；另一方面，又要观察不变的基督生命本质如何在变化的外在形式里面表现自我。提出“中国教会的后-使徒时代”的概念，为了要表明中国教会目前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而这些特点非常类似于教会史上的后-使徒时代。

教会史上的使徒时代

使徒时代的教会特徵当然就是“使徒”了。使徒就是直接面对过耶稣（即基督的肉身形式）的基督徒原型，或者说曾经以具象形式直接经历过耶稣同在的第一代教会成员。“亲眼见过耶稣”构成了使徒身份的资格。使徒出自直接的生命经历。经验性是使徒时代教会的首要特徵。

在使徒时代，既没有规范化的经典著作，也没有结构化的治理制度，所具有的只是直接的生命经历。那时，耶稣已经不在了，关于耶稣的理念还来不及定型，如何按照耶稣生命样式去组织信仰日常生活的制度尚在形成之中。当时教会的挑战在于：在直接经验（即耶稣的肉身）之外，确定耶稣到底是谁。如果教会不过是关于耶稣的信仰团体，那么，确定耶稣的生命样式就是信仰从而教会生存的关键。信仰就是耶稣生命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再现；教会就是有形化和群体化的信仰，教会以有形结构（结构已经意味著群体关係）保证了耶稣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实在再现。教会的延续就是耶稣生命在一代又一代基督徒生命中的再现。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再现耶稣的生命，是每一代基督徒的生命挑战，也是教会延续的关键。再现耶稣的前提就是确定耶稣生命的原型。对于使徒时代以后的教会，耶稣生命原型的载器是圣经和教会对圣经的教导。只有比照圣经中的原型并且经过教导（包括见证）圣经来传递原型，耶稣才有可能再现于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对于使徒时代以前的教会（雏形），耶稣生命的原型直接就承载在耶稣的肉身里面。在使徒时代，既没有了耶稣的肉身，也还没有形成圣经，依据什么来确定耶稣生命的原型呢？只剩下那些直接见过耶稣的人。

对于使徒时代的教会，耶稣生命的再现是经验性的。从耶稣的生命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具象直接到具象的过程，中间不存在由具象而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返回具象的环节。对于第一代基督徒，基督完全是直观的。道就成就在耶稣的肉身之中，换言之，道就是这个具象的肉身，这个具象的肉身就是道。在道成了肉身的直观形式之外，没有另外的基督或者道。道以肉身的形式直接面对基督徒；没有神学体系，没有抽象概念，甚至也没有名为“新约圣经”的原教旨经典，所有的一切就是耶稣这个肉身。在领受者一方，也是直观式的。没有神学架构，没有释经方法，甚至旧约圣经都被眼前的耶稣重新诠释了，所剩下的就是直接面对耶稣。唯一能够领受耶稣的方法就是通过耶稣本人。使徒们所抓住的全部就是与耶稣面对面的直接经验，就是血肉对血肉的经验性领受。论到与耶稣的关係，直接的生命经历永远是第一位的（在逻辑关係上）。使徒们没有教授神学，他们只讲见证。后人引申出来的种种体系化的神学，在使徒时代是直接溶在使徒们的生命里面的。在使徒那里，耶稣的再现不是理念上的神学总结，而是经验中的直接重复。生命不可解构，从而生命高于任何理念。生命的传递在本质上不是理解，而是经历；这是由生命的不可解构性先行决定的。相对于对耶稣的生命经验，所有关于耶稣的观念，不仅在时间次序上，更在重要性上，都是第二位的。

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显示了信仰的主体性。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主体生命——活生生的耶稣。由于生命只能由生命承接，于是，信仰者也必须是一个主体，一个能动的生命。信仰是主体间的关係，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耶稣的再现就是耶稣的生命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离开了生命的载体，被承载的就不是生命。将耶稣分离于基督徒的生命，由此而造就出一个自我封闭的孤立耶稣，这种做法必定使耶稣丧失生命的含义，蜕化为一个空洞的抽象理念。耶稣的生命是活的，从而承载这活生命的载体也必须是活的。排除了基督徒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无法再现，从而，也无法传承。生命是生命传递的唯一媒介。没有活的基督徒生命作为媒介，传递过来的“耶稣”也就一定不是生命。

生命是具象的，从而，生命的分布一定不是均质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尽管基督的生命由整个教会（即基督身体）来承载，但是，教会各个要素在生命传承中的作用却是不平衡的。其中的某些要素成为基督生命再现的基准，由此而成为基督生命传承的关键。固然整个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可是，心脏构成了生命存活的关键。在使徒时代，耶稣的生命再现于所有基督徒的生命中。耶稣的肉身刚刚从此世消失，关于耶稣的见闻与传说必定是色彩纷繁的。面对众多的主观经验，教会必须确定何者的经验才不仅仅是亲见而且是真知了耶稣的生命。如果不能确定这一点，对耶稣的经验就会随着其多样性而被完全主观化了。使徒的经验是在该时代里面真实并准确传递耶稣生命的关键。使徒的经验成为了再现耶稣生命的基准。任何人所经验到的耶稣，若与使徒经验的相反，就不是真实的耶稣（例如，彼拉多经验到的一定不是真实的耶稣）；若与使徒经验的不尽相同，就不是完全的耶稣（例如，没有与耶稣深交的那五百人也经验到耶稣生命的某个侧面，甚至其生命的大部分内容，但他们的经验仍然不足以表述完备的耶稣生命）。由于耶稣生命构成了教会的真正权威，所以教会中真实而完备地承载耶稣生命的部分，就是教会实在权威的所在，也就是教会的法统所系。使徒的经验就是使徒时代教会的权威与法统所在。

教会史上的后-使徒时代

在后-使徒时代，教会需要超越直接经验；理论化与结构化的开始是这个时代的特徵。

在时间的意义上，信仰的经历需要分离与还原。“道成了肉身”，从而，这种“成了肉身”的“道”是一种生命形态，具有肉身的经验性或具象性。“道”的传承就是生命的传递，从而，经验性的具象生命是“道”可以传承的必要媒介。“使徒”就是血肉生命，就是有形的经验。“使徒统绪”意味著“道”必须活在有形的生命之中，没有血肉生命作为媒介，“道”就不能作为生命传递，换言之，所传递的也就不是生命之“道”。然而，“血肉”，“具象”，“经验”，都只是信仰的一个向度。“道成了肉身”的“肉身”不仅仅是肉身；毕竟是“道”“成了肉身”，没有“道”，“肉身”也就失去了载器的意义。“道”和“肉身”是信仰里面两个彼此交织并相互依赖的向度。信仰的经验性（即“肉身性”）要求信仰必须是代代相传的；儘管儿子有爷爷的基因，但是，儿子毕竟是爸爸生的；爷爷不能单单凭藉基因就隔代生出孙子；爸爸的血肉生命是爷爷的基因传递给孙子的必要媒介。不过，爸爸也不单单就是凭藉血肉生命，也必须靠著血肉生命里面的爷爷基因，才能够把爷爷的生命传递给孙子。“每一代基督徒都是耶稣的同代人”（齐克果），因为每一代基督徒不仅从上一代基督徒那里经验性地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也必须在灵性基因的意义上回到耶稣的原点。我是“刘”姓家族的成员，不仅因为“刘”姓的爸爸以血肉的形式生了我，而且，我也承接了从“刘”性祖宗开始的“刘”姓基因。“血肉”与“基因”在现实中是不可分的，但在思辨中却可以对其向度进行分析。为了规范性地认知基督，后-使徒时代的基督徒必须面对这样两个基点：上一代基督徒的经验（基督生命的有形示范）和基督生命的原型。第一个基点保证了信仰的实在性；作为生命，信仰的传承永远是具象的，从而是代代相传的；在上一代是经验性的示范，在下一代是经验性的效法。第二个基点保证了信仰的正确性。具象的经验是可变从而多样的，所以，单靠代代相传，难免有遗传变异。要保证信仰不退化或变异，必须以清晰的形式将基督生命的原型放在下一代基督徒的身旁；以这个基準囘观上一代基督徒的经验，才能够从其中认出基督生命的示范。这种自我囘观已经超出了直接经验的范围。

这种自我囘观在原型意义上所产生结果就是新约圣经的确立。随著新约圣经的确立，基督生命的样式不再仅仅是经验性地隐伏在使徒一代基督徒的具象生命之中，而是以明晰的文字（理念）形式直接呈现在基督徒面前。理性主义时代的基督徒很容易把教会史的生命运动截断在这里，似乎后-使徒时期的教会发展的顶点就是新约圣经的确立。其实，如果“道”是一种生命现象，那么，信仰的顶点是生命，而不是理念。基督徒生命的自我囘观不是为了抽象，而是为了还原。这一自我囘观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是存身于理性公式或文字表述之中的“道”，而是活在这一代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道”。还原不是演绎。抽象就是从所有的现象里面均质地提取同一本质；演绎就是将抽象出来的同一本质均质地适用于所有现象。新约圣经的确立不是抽象。使徒统绪对新约圣经的确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徒统绪作为新约圣经的合法性渊源，是在与异端和罪性的争战之中确立的，是一个综合性质的生命运动的结果。同理，全本圣经的适用以及效力，也不是演绎。当圣经还原到当代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遇到异端的歪曲和罪性的抵制，从而，不可能是一个中性的均质的推理过程。圣经的适用也是一个生命的争战。异端不是空洞的理念，而是对基督徒生命的实际影响力；凡纯理论的歪曲，只是错误观念，还谈不上异端；得是已经把握了相当基督徒的生命的，才称得上异端。罪性也不是抽象的性质，而是对基督徒生命实实在在的支配力；只要实在地活在教会里面，不难体会到罪性的实在性；罪性通过基督徒的负面生命工作，每一个基督徒的负面生活都在教会里面歪曲圣经的实在意义。没有实在的有形权威结构，圣经的生命效力根本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实现。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并且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圣经”去作为，这也就消灭了圣经的现实规范效力。就象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法律并且按照自己理解的“法律”作为，也就取消了法律。个人随意解释的“圣经”仅仅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规范基督徒生命的準则。规范需要权威。一个时代的教会，以自己的实在权威机构为背景，对圣经所作的适且时代的权威解释，就是教义。原教旨的经典著作，旨在执行原教旨的权威机构，以权威机构为背景的对原教旨的时代权威解释，这些都保证了“道”在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得以还原为生命之“道”；而这些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基督徒直接经验的范围。在基督徒的直接经验里面，基督生命是个人性，但是，为了保证活在基督徒直接经验里面的确实是基督生命，则必须诉诸非个人的事物。

从空间的角度看，在后-使徒时代，教会已经将自己的触角伸展到整个社会，信仰已经不再只是个人事件，而是社会事件或文化事件。一个人的生命转变具有综合性的複杂要素，从而，必须就事论事，可以被解释为例外或偶然。当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便需要一种文化解释。首先，需要对所进入的社会文化进行解释。当信仰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要素进入一种社会文化，该社会文化必然出现“排斥”反映。这种“排斥”反映，一方面是文化性的；作为“道成了肉身”的生命形态，信仰必须具有有形的表现形式；这种独特的有形生活方式呈现为特定的文化形态；任何社会文化从文化本性上必然排斥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是灵性的，更正确地说，是反-灵性的。所有的社会文化都难免人的罪性；当扭转罪性的信仰进入一种社会文化的时候，该社会文化会出于罪性而排斥非罪的信仰。由此，信仰进入一种社会文化的时候，必须向该社会文化説明，为什么信仰与该社会文化在灵性上是对立的，同时，为什么信仰与该社会文化在文化形式上是同质的。由于这是对所进入的社会文化的解释，它超越了个人的特殊性而具有普遍模式的性质。

由于教会以“道成了肉身”的形式渗透于整个社会之中，教会也需要一个对自己的解释。教会由于采取了社会文化的形式（即具有了社会文化的肉身），从而，在外形上混杂于一般的社会文化，那么，在这个具有社会文化形式的信仰里面，什么是其外在的社会文化形式，什么是其内在的灵性生命？有多大程度，信仰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形式是“道”成的“肉身”，又有多大程度信仰所采取的社会文化形式是扭曲了信仰本质而使教会属了肉体？由于社会文化的具象性质，信仰穿上一种社会文化的“肉身”，必定会产生纷繁的形式；这种“纷繁”性在逻辑上已经孕育了偏离的可能性。信仰进入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时候，都是异端风行的时刻。异端就混杂在纷繁的形式之中。若是没有以教会权威为后盾的教义（对原教旨的统一规范解释），异端就会藉著信仰生命的纷繁形式而在教会里面合法存在。纷繁就是因为个性的多元，从而，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够解决如何在纷繁中达到统一的问题。教义的理性形式是超騐的，教义背后的权威机构是公共的，这种超騐的公共性质（即大公性）是将基督徒连接为一个（即统一或合一的）教会并使之区分于尘世的必需。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