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传教士小传（一）乔治·干治士

新教首位来华宣教士为荷兰人干治士。乔治·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生于德国巴拉丁，母亲是苏格兰人。为躲避三十年战争的战火，他们全家移居当时改革宗教会的基地荷兰。干治士先入莱顿大学学习，后升入归正会神学院深造，毕业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按立为牧师。此时，单卡慈牧师号召神职人员前往远东地区为荷兰殖民者提供服务。干治士遂放弃在荷兰的事工，与单卡慈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干治士被派往摩鹿加群岛，在当地教会担任牧师。

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将台湾作为其殖民地。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干治士到台湾为殖民者服侍。1627年，干治士抵达台湾，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和殖民者贪婪本性的不同，作为基督使徒的干治士一到台湾，就关注起了当地人的灵魂得救问题。他不满足于牧养殖民者，而是到新港社，为台湾原住民宣教做准备。他潜心学习当地语言，深入了解民俗风情，并于1629年完成《台湾纪略》一书。为了宣教需要，干治士还用拉丁字母为当地人创造了土著文字，使原住民首次有了文字。

做好充分准备后，干治士开始向原住民宣教。他深入各村社，披荆斩棘，艰苦可以想而知，辛勤工作一年半后，大约有一百二十名原住民接受了主耶稣，只是对于真理认识尚浅，未曾受洗。1629年，荷兰宣教士尤纽斯(Robert Junius)来台，协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劳，福音事工发展迅速，信徒不断增加，台湾也成为改革宗在亚洲重要的宣教地区。

改革宗强调唯独《圣经》，视《圣经》为信仰最高权威。为了让当地信徒能读《圣经》，干治士和尤纽斯遂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干治士翻译了完成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尤纽斯则将教理问答译成土著文字。

1631年，干治士被召回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离台前他为五十名原住民施洗，成为中国最早的新教徒。2年后，干治士再度来台，与尤纽斯同工，直到1637年回国。此后，干治士还想第三次来台，却被留在巴达维亚担任学校校长。1647年4月，干治士在巴达维亚安息主怀。

此后，台湾南部和中部百分之六十的原住民都已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由于之后来台的宣教士普遍缺乏干治士、尤纽斯等人的宣教热情，且素质低下，虐待当地信徒的事时有发生，又加上不少原住民在信仰上存在极强的功利性。因此，台湾的复兴之火逐渐冷淡。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因文化隔阂以及郑氏家族与天主教的关系，荷兰宣教士被驱逐，改革宗在台湾的宣教从此中断。新教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重返台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马礼逊并非新教来华第一人。将马礼逊视为新教首位传教士始于英美传教士，1907年，在华基督新教差会举行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大会定马礼逊为新教来华的开端，并举行纪念活动。英美宣教士的作法，首先来源于特殊的历史时代，由于甲午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当时，台湾被日寇占据，自然在英美传教士的观念中中国领土只包括大陆，而把台湾去除，在观察历史时肯定会只关注在大陆所发生的事件。其次，因此次大会以英美宣教士为主，而马礼逊是英美差会最早来华的宣教士，在英美差会的宣教士眼中，马礼逊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因而他们视马礼逊为来华第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后的中国教会和学术界都沿袭英美宣教士的观点。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史学家王治心在其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中称“劳勃脱·马礼逊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谓“180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是为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但是近几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不少学者已逐渐关注荷兰人在台湾的宣教。如曹琦等在《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一书中说：“基督教新教之来华，始自十九世纪初叶，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晚。虽然十七世纪，新教曾有过入华的尝试，时荷兰政府在武装入侵我国台湾后，曾派遣教士赴台活动，传教二十余年，发展教徒千人左右。” 卓新平等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称“新教各派于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中国，17世纪初曾随荷兰人传入台湾，但于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中断。”而林金水所著的《台湾基督教史》则长篇累牍地记录了荷据时期台湾新教的发展历程。

必须承认马礼逊入华宣教对新教在华福音事工有其深远的影响，因其奠定了新教在华的基础，经过200年的发展，新教已成为在华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宗派。但是如果将其视为新教来华第一人则不妥，因为荷兰宣教士早于马礼逊180年就已来华宣教，干治士牧师为首位来华的新教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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