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福音联盟秘书长谈瑞典社会病：当不宽容是以肯定和同情写成时

作为一个道德超级大国，瑞典一直都是民主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堡垒，我们很乐于向世界其他国家介绍我们对人类大大小小问题的解决办法。

同时，令人难受的是，瑞典作为一个外形闪光的例外形象已不再成立（如果它存在过的话）。今天，我们也在努力解决十年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谈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弱势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如此，但问题同样严重的是，我们的民主反思正在发生着什么。哥德堡大学SOM研究所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约一半的瑞典人认为他们不能公开谈及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这是因为他们周围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的观点具有攻击性。

而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同一调查，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准备对那些他们不赞同群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准备取消那些人的示威权利或组建自己的利益团体。

这个发展一重要原因为，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传统上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环境相关的身份政治思想的复兴。根据SOM的调查，事实强调出，最不宽容的人会分别将自己描述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瑞典民主党人。

这个模式在美国最为明显，美国民主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注，特别是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可能将整个社会结构撕裂。

早在小学阶段，孩子们近来开始被灌输“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和“白人特权”等概念。

在乔·拜登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推动着全国学校向跨性别人士开放女子体育比赛，包括更衣室。

此举在人群中造成紧张局势，很多情况下都推动了极端化和对立，而非缓解紧张局势。主要是因为种族问题已经抛开了老民权口号的色盲，现在是种族意识在起作用。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美国和瑞典的文化压力已经从拥护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存和宽容，转向越来越多地要求对少数民族和被视作弱势者的群体给予肯定、同情和利益。

一眼看上去，这可能听起来很自由，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喜欢被全心全意地肯定，而不仅仅被我们周围的人所包容。但是，正如莉娜·安德森（Lena Andersson）为《瑞典日报》（瑞：Svenska Dagbladet）所作的一篇高姿态社论所述：

“任何将宽容视为‘承诺不够’的社会都将变为极权主义。”以及，在安德森对LGBTQ活动家的反驳回应中，“要求正确立场、而非仅仅是合理行动的永恒背叛，创造出一种新的窒息般不利于社会和平的统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一定距离为前提的。每个人都不会欣赏别人的选择和倾向”。

谈到安德森有关“正确立场”的谈话，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转变的核心部分。在某些问题上，思考和说正确的话已经变得比举手投足上的作用更为重要了。

非常合乎逻辑的是，今天有人在谈论“善意信号”和“取消文化”：前者说的是你说的要比你做的更重要，后者说的是那些没有发出正确观点的人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士。

所以，无论你是像辩论家卡佳萨·艾基斯·埃克曼（Kajsa Ekis Ekman）来自左翼，还是像党派领袖艾巴·布赫（Ebba Busch）来自右翼，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这除了最终产生出令人恐惧的狭隘意见走廊外，还导致几乎不加掩饰的公然伪善。

那些有着“正确观点”的人是否只是在打信号，或是那些被从公众视野中抹除的人是否将他们所有的活动时间用于让世界变得更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象征意义和正确意见。

那么是否有办法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深沼呢？莉娜·安德森建议说，我们要回到宽容的概念上来。她写道：“宽容意味着社会大部分领域不被政治化。宽容是最低和最大限度，以及比爱和团结大得多的理想，因为爱和团结过于庞大，过于充满感情。”

我自己属于一个与世俗人文主义者安德森不相同的思想传统，但我得出了与她一样的结论。毕竟，正是基督教复兴主义和世俗启蒙思想的交叉融合，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自由，我们今日的现代民主正是来源于此。

此外，基督教道德观一核心部分为，社会的真正转变需要从转变的心开始。

行为改变的背后一定存在内在驱动力，某些事物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善意信号，还是取消文化，都不应与基督教塑造的社会存在半点瓜葛。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恩典和饶恕的空间。任何说错话、办错事、想错问题的人都当受指责抹除。毫无饶恕。

我希望我们的文化可以找到回归犹太-基督教遗产的道路，因为它是从那里开始的。不是以国家教会那种经常令人窒息的形式，而是以自愿和意识形态上赋予生命的形式。

至少于我而言，这些选择看起来越来越令人胆寒。

原作者奥勒夫·艾德辛格（Olof Edsinger），为瑞典福音联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