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基督徒教育家为何被称为“爱国老人”？

民国是文化大师辈出的时期，其中学校的校长就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无不学富五车，充满气节，学识和人品得到了后人的赞誉。而被称为“爱国老人”的马相伯，就是基督徒，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马相伯生于1840年，他是江苏丹阳人，他的家族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信奉天主教。即使在满清统治时期，严苛的“百年禁教”环境下，仍持守信仰。而到马相伯成长的年代，满清逐步放松了对教会的压制，因而他得以进入耶稣会所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徐中公学）学习。

马相伯在此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又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七国语言。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在当时中国社会极为罕见。

1862年，马相伯决定终生侍奉上主，进入了耶稣会的修道院。学习八年后成为神学博士，满腹经纶的他在教会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翻译、撰写了大量神学、科学等方面的书籍。

可由于不满某些传教士的言行，马相伯与教会发生了矛盾，因而离开了修道院。不过他仍虔诚信奉上主，思想言行都遵行主的旨意。

在弟弟马建忠的推荐下，马相伯参与了洋务运动，成为洋务派重要的干将之一，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发展。可这段经历也让马相伯意识到，洋务派仅仅只是西方形而下层面的东西，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更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马相伯出身于教会，与西方传教士有深交，因而熟知西方近代强盛的原因。他决定从教育入手，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生涯。

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建立学校的基金。后来南洋公学因为学潮退学的学生，在蔡元培的推荐下去找马相伯。于是他建立了著名的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建立后，不少有志青年来此求学。其中包括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等等日后民国的著名人物。两年后，耶稣会决定改变震旦大学的教育理念，因此与马相伯产生了严重分歧。于是马相伯带着学生离开，到江湾地区重新建立了复旦公学。

马相伯告诫复旦的学生，“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辛亥革命后，马相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暂时搁置办学，而从事政治工作。曾短期担任南京市长，又是北京国会的议员。不过北洋集团的种种作为，让他心灰意冷，又重新开始了教育救国的活动。他相继建立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等等学校，让中国妇女走出闺门，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

马相伯与英敛之是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的两大教育家。他们曾经给罗马教宗写信，希望“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因而被搁置。

1920年，本笃会神父奥图尔来华考察，与英敛之会谈，并向罗马教廷汇报。于是教廷决定在北京设立辅仁大学。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马相伯再次出山，参与了辅仁大学的创办与教务，他嘱咐师生说“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对辅仁给予了深切希望。辅仁大学此后成为与燕京、北大、清华齐名北平四大名校。

日寇占领我国东三省后，已经91岁高龄的马相伯，不顾年老体弱，继续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他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在他呼吁下，江苏等地建立国难会，为应用抗战的东北义勇军筹款。他告诫全国民众“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因此他被称为“爱国老人”。此外，他还多方走动，营救因抗日而入狱的七君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97岁的马相伯不愿当亡国奴，来到了大后方。1939年，百岁高龄（虚岁）的马相伯在越南凉山安息主怀，他临终前无奈地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正是马相伯百年传奇人生的最好注解。他持守耶稣基督救世博爱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生荣神益人，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其崇高品德、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效法。正如于右任为马相伯题写挽联所言：“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