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13日

心理学家王学富博士:“文化分析”在教牧辅导中的重要性

作者: 孙欣然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4年05月07日 1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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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传道人在牧会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同情况的人需要商谈,其中也有心理异常的人。牧者若多角度、更全面地看待一个人,去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也可“对症下药”带出不一样的事奉果效。

针对这一需求,4月5日,南方某城市教会邀请了做主内心理辅导超过20年的心理学家王学富博士给教牧同工做讲座。王博士认为,“文化分析”是帮助牧者理解需要商谈的群体的重要视角之一。

“一个人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人格问题,背后有很深的文化根源。我们专门来讲这个文化根源,是因为当今中国和世界在试图探索心理异常的根源时,更侧重强调生物遗传原因,主导性的治疗方式是生物医疗模式。”王博士指出,强调生物遗传的结果是,对治疗心理异常人士的方式被简化成吃药,但人的很多复杂问题,不是吃药就能解决的。

因此,即使心理问题有部分生物遗传因素,但不能过分夸大生物遗传,需要重视文化对人造成的影响。

王博士说:“做教会牧养工作,牧者们需要了解心理异常有什么表现,其本质是什么,以及背后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在介绍文化分析之前,王博士先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理解文化分析的铺垫。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大多工作是对潜意识进行分析。他认为心理异常的根源在于潜意识。当然,潜意识也有其文化根源,主要反映为社会道德和文明给人的本能造成压抑,形成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症状便是这种冲突的表现。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里有大量的幼年创伤,特别是生物本能中的性冲动与攻击冲动,包括求生本能与求死本能等,它们不兼容于文化或文明。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症状的根源,症状只是“本我”与“超我”的冲突的反应,这种压抑导致“自我”陷入无所适从的焦虑或困惑之中。

自我、本我、超我,以及“超我”对上帝的错误投射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中,本我是本能的我,追求快乐,超我是道德的我,追求完美,本我与超我是冲突的。自我是唯一具有现实调节功能的我,它试图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如果自我协调不力,就导致神经症,使自我饱受折磨。

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人“超我”背后的原型是自己的父母。在养育中过于严苛的父母会把道德植入孩子的内心,仿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威严的道德法庭。如果我们犯错了,父母就会责怪我们。即便父母变老了、去世了,那个道德法庭还在我们内心里,成了一种“超我”般的存在。当我们做错事,它会责怪我们。当然,这个“超我”并不是我们的“良知”,因为它是过于苛责的,强求完关的。超我太强的人,会有一种神经质的敏感,内疚感过强,很害怕做错事受到别人批评。

也有基督徒把这种超我投射在上帝身上,做错一点事就觉得上帝要惩罚自己,误以为上帝就像法官盯着罪犯一样对待自己。因此,有的人和上帝的关系看上去很好,但其实不太真实,因为这人没有和上帝建立真正的爱和信任的关系。这样的人觉得上帝是很可怕的,相应的,他在行为上表现很好,甚至追求完美,但这源于他对上帝有很深的恐惧,会导致很深的自我压抑。

王博士指出,基督徒需要跟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对我们来说,上帝不仅是有规则的上帝,上帝也是爱的上帝,基督徒既可以享受和上帝亲近的关系,同时知道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

介绍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后,王博士说:“我认为,更适当的理解是,心理困难的根源是文化。”因此,王博士提出了他的“文化分析”之说。

“文化分析”四个层面对教牧辅导的重要性                                                                         

王博士先解释了他的“文化分析”对文化的定义,“从小到大,所有那些对我们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东西,就是文化。”人不仅是生物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存在。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他周围的文化因素都在影响他,这些文化因素包括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式,父母的生活习惯,语言,个性,价值观,父母在怎样回应婴孩的需求,与孩子建立怎样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等,包括,一个温柔体贴的妈妈,是孩子的文化,一个粗暴的爸爸,也是孩子的文化,对孩子都会产生影响。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家庭由各样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家庭文化生态”。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生于文化,长于文化。我们有生物的样式与潜能,却是通过文化互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

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化分析”,王博士介绍了直面心理学辅导的四个层面:

1.文化条件

每个人生下来,都在一个由不同文化因素或文化条件所构成的环境中。如果说,人生来是不公平的,是指文化条件的不公平。亦即,有的人生下来,有好的文化条件,有的人生下来,文化条件是不好的。这不同包括物质的条件,如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也包括情感条件,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的性情等。

几乎每一派心理学治疗理论都看重(至少不会忽略)幼年的重要性。因为孩子生下来,不具有文化辨识力,也无法选择文化,他像一片文化的初土,不论在上面撒下怎样的文化种子,都会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化在一个人的幼年种下的好的种子,便是生命最初的资源,有利于成长;种下不好的种子,会给生命成长造成损害和阻碍。

不过,虽然文化在人的早年对人的影响最深,但不能说早年的影响是注定性的。王博士鼓励听讲座的牧者传道人说:“即便这个人早年经历了创伤,包括被威胁,殴打,抛弃等,看起来底子不好。但是我们尽力爱他,支持他,欣赏他,早年的影响也会被削弱、消解。生命最深处有成长的渴望与潜能,如果我们用好的文化去唤醒、辅导,改变都是有可能的。这是牧养工作的意义所在。

在面对被辅导的人时,王博士指出,有时候遇到人在成长中受伤太深的情况,即使在一个人信仰之后,曾经的遭遇带来的影响会持续很久,牧养这样的人也会很困难,牧者传道人有心理准备,也需要在辅导上有好的训练或装备。

2.文化回应

伴随成长,我们渐渐学习如何辨识和回应周边的文化,这个层面叫文化回应或文化互动。文化有好有坏,成长中需要发展一种文化辨识力,然后才会对文化做出适当的回应。文化回应包括情绪的和情感的,认知的,行为的。这一切都可以称为文化经验。

王博士劝勉做父母的人,在养孩子时不要只是教导,可以多多向孩子发问,开启孩子的内在智慧。王博士也指出,“现代人教养孩子时的常见问题,如父母限制孩子的经验,单一强调学习功课。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只是学习功课,不大接受社会,不跟同伴来往,很少尝试做事情,没有爱好,没有发展出全面的能力,很可能会导致心理的症状,而症状往往显示一个人的文化资源太稀缺,这是缺乏文化互动造成的。”

王博士提醒,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鼓励孩子多接触社会,探索世界,与人交往,建立亲密关系,从而发展出更丰富的文化经验。这样的孩子就会长出文化辨识力,成为文化的主动选择者,在认知上,行为上,情感上,言语上都能对周边文化有健康的回应。“只有文化丰盈,生命才会健康。”王学富博士强调说。

3.文化模式

“前面讲到两个考察文化的两个层面,在牧养关怀与辅导过程中很容易呈现出来。但是,当我们的辅导往下进行,进入到第三个层面,考察就不那么容易了。但问题的文化根源往往隐藏在这个层面,而生命的文化资源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找到。发现问题的根源,可以帮助人疗愈;找到文化的资源,可以帮助人成长。我们首先看到,人生于一个环境,环境有文化因素或条件,这些文化因素或条件会影响一个人,同时,人会对文化环境里的各种因素做出情绪的、认知的、行为的回应。回应多了,就会形成习惯,甚至形成模式,如人的情感模式,关系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都是这样形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只是有些部分看得明显,有些部分却藏在深处,不大容易看出来。但不管是显明的还是隐微的,都在影响着一个人。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生命健康的背后有良好的文化模式,而心理症状背后也有不适当的文化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之处有基本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信仰。这也是教牧辅导者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部分。”

“举例而言,一个人出生之后,在婴幼儿时期得到了好的照料,有充分的情感滋养,从母亲和父亲等亲人身上得到了依恋的满足,他内心就有安全感和信任感。这些会影响他对环境因素自然而然做出好的文化回应,也使他生命中的健康部分更充分地发展。这种良好的文化回应会进而发展成为好的文化模式,如思维模式,关系模式等,他的健康就得到更了的维护和发展。反之亦然。因此,在辅导工作中,我们需要系统性了解一个人的生命与文化互动过程。”

4.文化角色

直面心理学的文化分析到了第四个层面,就是文化角色。文化角色也是从前面三个层面的文化发展中慢慢形成的。这个文化角色也有外显的部分和内隐的部分。外显的部分可以称为社会角色,内隐的部分就是内在自我。社会角色与内在自我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不到这个不一致的部分。当辅导工作进入到深层面,就需要探索到这个层面。心理症状的最深根源可能在这个层面,显示为人的外在角色与内在自我的严重分歧。举例来说,一个人长到了一个年龄,就按社会要求结婚生子,按社会身份,他成了一个母亲或父亲,但其心智并不成熟,甚至还停留在小孩子状态,这形成了外在身份与内在自我的强烈反差,这个人就无法真正做一个母亲或父亲。

王博士还举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乖孩子”角色模式,来讲解文化角色怎么对人造成影响。

比如一个女性,她自幼在一个被强求的家庭文化中长大,她内部发展出一个“乖孩子”角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她读了好大学,有了好工作,也找到一个好丈夫,然后顺理成章成了一个母亲。但她的社会经验缺乏,缺乏文化辨识力,对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理解不足,她在养育中就会对孩子有过度的保护和限制,在学习上也过于强求孩子,也对孩子有过度的道德和行为的要求。总之,她无意之间在把自己的文化复制到孩子身上,让孩子成为跟她一样的人。但不管从社会时代还是从个体差异来看,这个母亲原本的文化都不适合孩子。她还觉得很困惑,我要把孩子培育成一个成绩好的好孩子,乖孩子,他怎么反而出叛逆和症状来呢?通过文化分析的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帮助这个女性和她的孩子。整体来说,这个家庭的文化生态需要更新。具体而言,让这个年轻的母亲在文化分析的过程中,看到她内在的“乖孩子”角色,而这个“乖孩子”妈妈并不能真正养育她的孩子长大,反而容易激发孩子的反抗,甚至对她进行控制或操纵。同时,让这个妈妈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她不能对孩子过度担忧和保护,反而邀请孩子的爸爸与她一起养育孩子,让爸爸成为孩子的角色模样,让爸爸帮助孩子学习规则,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包括与同伴交往,拓展自己的人生经验。

王博士以这个案例来说明,文化分析在实际的心理辅导案例中,可以帮助牧者和传道人在面对不同处境时,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对症下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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