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衡潭印尼演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前景（上）

      编者按：通过中国文化使基督教信仰进入到中国人心中，这是一个重要途径。它是先贤所开辟的一条道路，也是符合圣经教导的。然而对于文化和信仰的关系，尤其是谈起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的时候，往往存在很多的不解或者是误解，容易让人觉得两者势不两立或者互不相干。石衡潭博士于2012年4月8日受难节到复活节在印尼唐崇荣牧师所在的弥赛亚堂度过；并且于复活节下午在归正宗和散那堂作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前景》的演讲，从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入手，从历史谈到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的前景，并且给予了具体措施的建议，让福音进入中国文化，更新中国人，也更新中国文化。

第一部分 信仰与文化

一、奥古斯丁对信仰与文化关系的理解

要了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让我们先看一段圣经：“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埃及记》12：35-36）

奥古斯丁用《出埃及记》中这段描述以色列人从在埃及的被虏中逃离出来情形来说明信仰与异教文化的关系。尽管以色列人知道他们金器与银器雕刻的是埃及的偶像，但他们还是扛上了它们，为了让他们更好更合适地使用这样财富，让它们服务于比从 前更高的目的。同样，古代世界的哲学与文化也可以被基督徒使用，其中有对的，可以用来服务于基督教信仰。异教的学问不完全是错误的教导与迷信，其中也包含 一些很好的教训，可以为真理所用，也有很好的道德价值。比如摩西，“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出埃及记》7：22）

二、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对信仰与文化关系提出的五种模式

1 “基督敌对文化”。这一观点鼓励对立、完全的分离和对文化的敌意。按照这种观点，神国的价值是与这个世界对立的。德尔图良属于这一范畴，他说：“耶路撒冷 与雅典有何相干？”声称与世界断绝关系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像门诺•西门这样的重洗派作家也可归为此列。重洗派思想家强调要在农村地区建立非主流基 督教社群。他们拒绝与任何世俗权力或权威合作做事，拒绝使用暴力。

2 “文化的基督”。这种方式或多或少是直接针对“基督敌对文化”观点而来。它试图把文化与基督教拉到一起，而无视它们的不同。这种肯定世界的方式主要表现在 19世纪德国的自由派新教中，他们被人类即将踏入进步与繁荣新阶段的愿景所激动，把德国文化与基督教思想混为一谈。进化论给了这一由19世纪后期西欧文化 上稳定所培育起来的信念以新活力，而自由主义、进步与女权主义神学都是这一趋向的范例。

3 “基督超越文化”。这一观点试图把文化的基本问题与基督教启示的回答联系起来。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著名格言“恩典并不废弃自然，而是成全之”，可以视为对这种方式的有力支持。

4 “基督平行于文化”。这种模式基于所谓的“二元论”方法。它认为基督教属于“两个领域（灵性的与现世的）”，因此，必须活在回应二者的张力之中。尼布尔把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看作是对基督教与文化关系这种理解的杰出代表。按照这种模式，基督教社群活在与这个世界的一定张 力之中。路德用“两个王国”——“世界王国”与“神的王国”——的教义来描述这一张力。这两个迥异的权威领域并存而又重叠，结果是：基督徒活在一个王国却 试图遵循另一个王国权威，始终充满张力。

5“基督转化文化”。这一模式包括“转化主义者”，他们试图转化世俗文化价值与目标来为神的王国服务。希波的奥古斯丁属于这一范畴。约翰•加尔文、约翰•卫斯理与乔纳森•爱德华兹都采取了近似立场。

三、从圣经理解信仰与文化关系

我们再回到圣经，“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 4：4-6）此处的“众人”可以替换为“文化”。每一个人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文化人，即是生活于一个文化环境接受了一定文化教育、影响与熏陶之人。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历史

中国文化，就是从三皇五帝经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今天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

中国文化最早是敬畏神的，先民对神的敬拜在早期中国文化中留下了许多印记。

《尚书•汤誓》：“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我听你们大家说，夏桀是有罪的。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对这个有罪之人予以征讨。

《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上帝临汝，无贰尔心。” 就是这位文王，小心翼翼，光明磊落地服事上帝，招来多多的祝福，……上帝在上看着你们，你们不要三心二意。

《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说：一个人要是在上帝面前犯了罪，再怎么祷告，上帝也不会垂听的。

宋儒之后，儒学开始转向，将天解释为天理，即对天去人格化，把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神）变成了抽象干巴的天理；把儒学变成了心性之学，修养之学，即注重伦理道德，而不去亲近天（神）

明朝实行海禁，外国人不许进来，让传教士望大陆兴叹：“要在中华帝国传福音，把黑人变白也较之容易得多！”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也是一筹莫展，大声呼 喊：“啊，磐石，磐石！你合适能够打开！”明朝末年，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终于能够来中国传教。他们采用补儒-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在中国上 流社会和士大夫阶层赢得了广泛赞誉，站稳了脚跟，也结出了果子。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传教事业前景很好，可是由于后来的礼仪之 争，使得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功亏一篑。

19世纪，随着新教进入中国，不少传教士也沿袭了利玛窦等人的文化进路，如马礼逊、李提摩太、理雅各等英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通过连续发表《消变明 教论》，系统地推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主张，得到了丁韪良、李佳白、花之安等传教士的支持与响应。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的《天道溯原》、德国花之安(Ernst Faber)的《自西徂东》都堪称名著。

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杰出基督徒也是信仰诚笃，学贯中西，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如天主教的马相伯、徐宗泽、吴经熊、方豪、于斌、罗光，基督教的吴雷川、赵 紫宸、韦卓民、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谢扶雅等，他们在认识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方面也有诸多的共识。韦卓民的《中国文化之精神》、赵紫宸的《学仁》、吴 经熊的《超越东西方》等书籍都成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珠联璧合之名著，由于战争与动乱，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汇的这一进程被中断了。

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基督教活动逐渐恢复。但在基督教中得到复苏与发展的主要是戴德生的内地会的敬虔精神与面向基层的传教路线，而李提摩太等人面向知识分子与上层的文化传教路线被忽视，还没有真正有效地恢复与开展。

面向基层的传教路线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2003年以前，中国基督徒人数获得了迅速增长。但自2003年以后，基督教发展的速度逐渐趋 缓，近年来，只能说是在缓慢增长。其中的原因很多，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没有开拓与进展，即没有接续先贤的文化使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