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石衡潭写的《孔子与道》这出短剧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延及他和他家人的安全都几乎受到威胁。面对国学儒家等基督徒石衡潭很是温和,并且把自己归在新儒家的阵营里。然人家还是不买账,用词凶狠,言辞棒打。哎,史上教案多从言语暴戾开始的。石衡潭发起推动的圣经论语对读活动引发的论战本已够激烈了,此波较之更甚,腹背受敌。
圣经论语对读活动我没有说一句话,实在不好说。不好说不是因为同为基督徒,石衡潭是尊敬的老师,反对方也是主内的弟兄。而是真的不好说,说什么都有乱上添乱之嫌。就这个问题我曾向诗卑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许志伟请教探讨过,许老师说圣经是特殊启示真理,论语是人对普遍启示真理的回应。从人对真理的领受角度而言,有特殊启示真理的时候,不需要普遍启示真理,因其已经包含了普遍启示真理。对此观点我以之为然,圣经讲的高于并包含了论语里讲的一切。
为什么不说呢?哪怕仅仅表达一孔之见。因虑及当前中国眼下的情形复杂,这种推动的初衷或是好的,但完全可能事与愿违。以其原因有二:一是做耶儒研究的,是神给极少数人的特别恩赐,不是大众能推动来做的。若众者昏昏,何来昭昭。虽在这一活动中有参与的基督徒还是觉得受益,然这种受益有多大,是哪种层面的受益?实在需要时间淘沙。二是此举完全有可能弄得黄泥巴糊裤裆——不是屎都是屎,儒家不认可,基督徒很反对。本来发起的动机或是想让两边都蒙恩,却在两边的眼里倒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故不想就事论事,以致乱上添乱。然《孔子与道》的风波更起,是否有必要谈点活动折射出来的现象本质呢?还是不太确实,仅供客观参考。
折射一:需要对圣经再认识
发起和推动这一活动的多为基督徒知识分子,普遍有文化修养,有很深的民族认同感。(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在传福音过程中的中国特色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一族有着能超过中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自恋感。有民国时期牟宗三、汪精卫等人的对基督教的势不两立派,甚至提出“多一个基督徒,就失去一个中国人”。)他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抱着友好调和的心来爱国爱经,其热爱之情皇天可鉴。然圣经和论语有没有对读性大概没有去深思过,或许深思过,但还不是特别清楚。在圣灵的光照下,其实可以看见:两者没有对读性。也就是说这个活动的开始就有根基性问题。
怎么没有对读性?回到文本的本身吧。圣经是圣灵默示之作,是启示性真理,主讲的是万有本质的永生之道。论语是孔子语录,追随者眼中的人伦圣语,主讲的是人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两者是两码事,放在一起读哪儿跟哪儿哟,完全是不同层次、不同量级的嘛。“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3:12)人为地拿地上的事去套天上的事,合不合宜呢?不是自讨没趣,遗人话柄吗。
因此即便自称新儒家,和儒生套近乎,也是热脸贴冷屁股。而基督徒能否在基督徒的身份之外再加点什么呢?人觉得加一点也无妨。真的吗,什么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就是一生跟随耶稣的人。可不可以既是基督的门徒,又是孔门门生呢?想想能否侍奉两个主,或一女嫁二夫呢。此话一出,恐怕就要被扔臭鞋、鸡蛋。哼,你们基督教就是偏执,看我们中国文化多么包容。对此我不想再讲,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只是提醒一下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督徒这个身份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圣经到底在说什么,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信仰究竟是我的文化理解还是圣灵里重生的工作?
折射二:文化基督化的再思考
以上仅为出于客观冷静的提醒,并不怀疑对这一活动拥趸的基督徒们的热情和忠诚。但确实需要对文化基督化再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文化和福音的关系;思考福音的核心和当前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
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众多教牧同工和弟兄姐妹接受并致力于的这个异象。我对此提法是保持谨慎的,尤其“文化基督化”的用语,可能提出者想表达的和接受者追求的有事实上的不一致。就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要的主会加给,文化基督化仅仅是一个衍生品,附加物,绝不是一个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如果把它当成目标和理想,不仅违背主耶稣并祂钉十字架的精义,而且势必遭遇前有红海、后有浩大的埃及追兵的困境。即便靠神迹过了红海,也会在旷野无谓地流浪和耗费时间。
我一致在思考更新中国文化的问题。曾想过做道解四书五经,并从《大学道译》开了头。后来为什么暂停下来呢?原因有五:
一是看到当前中国文化抵挡福音的劲旅不是传统文化,是世俗文化。克敌主力才是当务之急。
二是越进入真理,越悟到几百年来致力的“合儒、补儒、超儒”里面的误区和误导:把神的大爱和大能降低到文化层面的对话互补,将神国的扩张局限在文化的融合。
三是此举本意是为救一些人,但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让一些人死得更快。此话怎讲?读过《红楼梦》的都晓得里面写了面风月宝镜,镜的一面看过去是骷髅,一面看过去可以进入其间和任何一个自己意想中的女人做爱狂欢,乐而忘返,精竭而亡。对于在意淫中的人,再怎么辛苦费心弄出来的以为对他有帮助的东西,到他那里都成了“乱搞的对象”。非但不会让他清醒一点,反而受了刺激而更加疯狂。正应了“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先疯狂”。
四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原因:这样做合神心意吗?神为什么允许GD这么来对付横扫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神的心意就是要扫掉呢,我再这么做哪不是逆天而行吗?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要扫掉,那又是什么?对此我还看不清、测不透。就像大卫一样,“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诗篇131:1)尽管兴起所谓的“国学热”,又有提出“盛世修典”并开出巨大的国故书目,但近十年一路看下来,从知识界到民间潮,也不过多是些个人的愿景和整体的无力挣扎。牧会过程中也让我学习了怎么看圣灵的运行,分辨神的工作。凡事若看不到神在其间的作为,还是赶紧叫停为妙。
五是在基督里更深地洞察人心,文化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潜在的文化理想和深入骨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回到圣经里,神的作为不似人的作为,倒常常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记上3:1)。并且神对自己要重用的人也多是隐藏他,即使保罗这样的大使徒,神隐藏他的时间也多于使用彰显他的时间。回看人类历史,神救恩的历史在其间是温暖修正的溪流,不是世界的洪流。神更多时候在预留不向巴力屈膝的余种做“润物细无声”的工作,而非让他们大干一场文化运动。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了吗?
折射三:推动者和对抗者的心理本质
为什么在圣经论语对读活动中推动者和对抗者发生遭遇战呢?他们是在哪个点在照面而交锋的呢?撇开纷乱现象透视一下可发现他们是在爱国和文化的平面上相遇的,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而交战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共同点甚至大过不同点:双方都有很深的中国情结,都或多或少地抱着“文化救国论”。更深地透视还可看见:中国情结背后的急迫感和焦虑感,希望重整中国雄风,再现文化大国风范。所以都高举着文化大旗,高抬了文化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爱之深就恨之切,当在自己的立场上遇到不同的思维模式的时候,不是稍做思辨,而是未经任何思考地出手死打。所谓中国人的窝里斗,大抵如此罢。其实对抗者坚持的是中国文化才是正宗,复兴国学复兴吾国,推动者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益的,尽可拿来补我中华。双方的作战武器是一方手执在他们眼里的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一方高举论语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和符号。可怜啊!如此扯虎皮做大旗就没有点清醒的看见吗。希望打了半天能清醒一点:打的原来都是同伙,是同宗同族,真正的敌人反在旁边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当然若是其中再牵涉到种种说得出来和说不出来的世俗利益,那就更繁杂而厚黑学了。在此不想深入分析爱国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本质实相,神自会管教。
信主之初,也曾极幼稚地对上帝说:如果你不能救中国,我就不信你。后来和一个牧者弟兄谈及,他说:那你现在就不用信了。是的,如果是这样的信确实不用信了。现在的我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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