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深理解巴特：上帝的超越与权威

启蒙运动将之前的上帝从天上拉到了地上。

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上帝高高在天上，人们对上帝的把握只能依靠上帝的启示。而这启示最终的标准却成为权威的基础。因此，传统基督教在高高扬起上帝大旗的同时，也为权威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人们对上帝的理解，对真理的理解，必须依靠教廷的权威标准。因此，教皇可以垄断上帝启示的解释，而把自己看成上帝在地上的唯一代表。

然而，正如哥白尼所带来的天文革命一样，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太阳也不是中心，启蒙运动宣告了上帝不再超越，而是临在于大自然和人自身的理性中。人们把握上帝再也不需要去等待上帝的启示，而是诉诸于自己的理性和经验。他们通过思考、观察自然就能与这个曾经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交谈，并发现他的真理。因此，上帝这里变成了蕴含于自然界的自然神和蕴含于理性中的逻辑思辨范畴。

在这种背景下，康德力图挽救神学大厦于将倾，但是也同样只能将上帝留在道德领域中。康德将人类理性和经验无法达到的物自体世界，留给上帝，同时也将道德留给上帝。因为物自体世界是受缚于理性范畴和经验的人类所无法企及的领域，因此上帝在康德笔下也只能是一个公设。这就造成了，上帝本身并不能被我们认识的假设。而至于三位一体、上帝无限、全能等过去神学所赖以成立的基础，都被康德以二律背反的论证排除。因此，上帝就这样在康德这里被彻底放在一边。

而到了黑格尔，则是另一个景象。在黑格尔笔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一场上帝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一个非我，然而不断超越非我，通过辩证法的方法来最终实现自我与非我的合一。因此，世界的发展不过是上帝自身的演绎。而人类自身，不过是这场舞台大剧中的配角而已。

启蒙运动之后，上帝从天上回到大地。上帝临在于人间，权威的教会神职人员已经不再需要。正如我们在唯名论那里所看到的，个人主义开始发展起来。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聆听上帝，都可以凭借个人理性能力和观察发现上帝，那么人的地位开始从过去世界的过客，而成为世界主人。正是这种上帝的临在带来人对自身的审视，并从这种自身照看当中，带来征服世界的雄心。自信的结果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乐观预期。正是这种乐观，让人类自身没有为灾难留下什么空间。当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这种乐观就显出它的脆弱。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彻底将这种乐观击碎。一战的爆发，让建立在启蒙运动上帝临在基础上的乐观主义轰然倒塌，人们不知道理性之下的人类自身，为什么会爆发彼此伤害的战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启蒙运动神学。当乐观受到冲击，悲观就会占据上风。这就是卡尔巴特神学产生的背景。

卡尔巴特神学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上帝重新从地上拉到天上，从而重建上帝的启示和权威，为地上的苦难提供解释的选项和新的秩序。上帝重回天上，与上帝无法沟通的人类要为自己的苦难负责。

在巴特看来，自然神学或者理性神学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上帝之间界限的模糊。这种模糊让人与上帝之间可以直接沟通。从而上帝失去了权威性。因此巴特重新强调了上帝与人之间质的差别。人无法成为上帝，也无法与上帝沟通，因为人与上帝之间是两种不同质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相似或者延续通道。“信仰的证明乃在于信仰的传扬。认识神话语的证明，乃在于承认神的话语。”这是一段循环论证的逻辑。这也说明，人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除了自身的承认和信之外，没有任何的渠道和方法。上帝就是让你信的，而不是通过论证或者经验观察之后的结果。

在他看来，神的话语有三个形式，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形式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出生、传道、受死并复活的历史事件，都是上帝计划的部分。第二是圣经，圣经是神话语最特殊的见证。第三是教会传播的福音。人与上帝之间的唯一沟通是耶稣。但是与传统不同的是，圣经在巴特笔下并没有相应的神默示的效力。尽管圣经在人之上，但是与耶稣相比，它的权威性仍在耶稣之下。

神是绝对超越的，因此除非神自我启示之外，我们别无他途认识上帝。耶稣也就成为我们认识神的唯一来源。神的绝对超越带来另一个结果，那就是神对人的拯救并不是必须，因为神的绝对超越必然说明神绝对自由。“神与一切相对，他全然崇高完全独立；亦即，即使一切都不存在，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他也不会减损或改变。”因此，上帝的绝对自由也就决定了上帝对人的拯救是他自身主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永恒中，上帝拣选并拯救所有人。人在这场拯救的戏剧中，不过是配角而已。

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在一战中受到挑战，因此巴特神学回应了当时的处境，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巴特神学有如此影响了。面对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汹涌发展，巴特神学并不是简单回到传统神学。但是他上帝的超越理论，将人与上帝绝对区分，这样必然为传统的教会权威提供回归的理由。而这种权威回归与重建，也是压抑个人自由的一个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巴特的新正统神学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火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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