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做贡献的潜力巨大（下）

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宗教学理论研究员何光沪先生，在爱德基金会25周年庆典之分论坛“转型中的中国发展”上，发表了主题为“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演讲。

在他的演讲中，他针对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基督教会同它所传进来的中国教会的关系等一些话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到，对于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不仅仅只是说要与社会“相适应”，更应该走到“做贡献”这一步，更加侧重积极的角度。

在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列举了历史上基督教对罗马、日耳曼、中世纪以后宗教改革后的西方社会都很好的适应并且做出深远的贡献后，他接着聚焦到历史上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何教授说，基督教教会传入中国以后，她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而且也已经经历了和世界历史上一样的这样的基督教会与社会相适应并且到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唐与明清：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是和平的，而且也开始适应社会做贡献

他首先指出，第一就是同我们中国人一般印象中的相反，基督宗教传进中国，并不是同洋枪洋炮和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唐朝时景教的传入说起。“景教的主教阿罗本来到中国就是和平的，唐太宗欢迎他传教和翻译圣经也是真诚的。”接着再看元朝时的情景，“天主教的修士蒙加维诺到中国来作为教廷的使节，元朝的皇帝欢迎他在中国居留传教也是十分友好的。在这两个最初的时期，基督教会也同中国社会适应得很好，而且开始作出贡献。”

何教授介绍说，“景教已经采用当时中国最流行的佛教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教义，而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开始在中国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翻译新约圣经和诗篇。天主教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且发展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文化交流的方式。”

他接着进一步详细的说到，在明末清初时的利玛窦这样的一些耶稣会士他们是非常尊重中国的礼仪，而且学习儒家的经典，他们当时当然也是为了传播福音而适应中国社会，但他们所翻译的西方的科学名著、传授的科学技术，比如从天文学、历法到火炮的制造等等，更是直接为中国社会服务，为文化交流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当然在这个时间双方都有不和谐的声音。在西方有一批反对中国祭祖的有一批传教士，在中国方面是杨光先这样的很狭隘的官僚提出的所谓‘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律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的主张。在后期，是因为罗马教廷固执于教义的纯洁性，同时专制的满清朝廷固执地坚持全国的礼俗要统一，终于中国而丧失了利用扩大这些贡献同先进文明同步发展的机会。”何教授说到，“但是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基督教会是对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从相适应到做贡献的明显的过程。”

晚清：基督新教入华和洋枪洋炮毫无关系 也是从相适应走向做贡献

继介绍完明清时候的基督宗教与社会的相适应，何教授开始谈到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下一个阶段。他说：“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下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在随着西方列强侵华而来的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幅完整的景象。基督新教传进中国和洋枪洋炮和血雨腥风毫无关系。”何教授进一步阐述说：“第一，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好几十年的1807年，他的传教的方式也是和平的，正常的文化交流，翻译圣经，创办书院，编纂辞书。他从学习中文开始很快就同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社会做出贡献。由于他的劳作，中国才有了第一步的六巨册的4600页的英华字典，有了第一本的定期杂志，以及现代的学校、印刷所，东西结合的诊所，所以这些成为了后代的传教工作的一种典范。”

何教授介绍说，不仅仅是在不平等条约以前来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同中国社会的关系总体而言，是以传教为目的从相适应走向做贡献。而且即使在签订不平等条约、签订保护传教条款之后，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关系总的走向也是这样的。

历史上的一些教案研究：中西方的风俗与文化观念的差异等导致误解

他接着拿出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教案发生的原因以及人们普遍的误解来做出澄清。他说道，现在比较更为全面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当时那个年代围绕天主教所产生的所谓教案，其实有一些社会原因虽然被忽视了，但却是很重要的。

“比如，中国社会的风俗和西方社会的风俗不同导致了误解和谣传。比如教会里边，男女同做宗教礼仪，很多士绅和民众便误传和夸张成传教士的采阴、淫乱。教会里边举办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孤儿院，外边便谣传传教士煮食儿童，挖眼剖心。”

还有一个例子是文化观念的差异冲击了当时一些有着利害关系的士绅等。何教授举例说，“教会的平等观念同当时封建的宗法观念不同，教会新式学校同私塾的传统的教学科目不同。所以很多地方上的士绅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在知识上的权威和子弟的科举上的前途，就竭力抨击教会以及他的教育和慈善的设施。”

何教授说出当时很出名的天津教案之后的曾国藩的调查结果。“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大儒家大学者曾国藩，在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的调查过程当中，郑重地申明‘传言教堂迷拐人口，豢养幼儿、挖眼剖心，实无其事’，并建议朝廷‘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堂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说，多属虚妄。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会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重要的事实再加上义和团运动，说明基督教会当时要同中国教会相适应是何等地困难。”何教授说，”但是，就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之间，基督教会居然同中国社会很好地适应了，而且同时已经为中国教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时教会已经在这几十年当中创办了很多现代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事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以及包括养老院和盲人学校和聋哑学校，包括济贫救灾，反缠足反纳妾等等在内的现代公益和慈善事业.....这些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也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基督教会展现了惊人的与社会相适应并且做贡献的巨大活力

接着何教授介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基本发展受到较多的限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其中基督教也是受到了很多影响。当时“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当然进入了非常特殊的非正常状态。教会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各种设施和各种事业也都被全部叫停。”

但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基督宗教恢复并且发展得非常迅速，新教人数迅猛上升，这首先表明了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具有惊人的同社会相适应的巨大的活力。”

而且，近年来，基督教会对社会做贡献的却是也已经开始显现，何教授这样说到，他列举出基督新教的爱德基金会、天主教的“进德公益”以及其他大量的教会所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另外，教会还越来越多的加入到很多方面的济贫救灾、医疗养老、文字出版和多种社会慈善事业。

“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的很多抗灾救灾或者义款的筹集方面，教会都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征集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援助，爱德基金会是最好的例子。”何教授说到：“国内的各界人士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也逐渐认识到基督教会在社会服务工作和对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以及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都正在发挥着而且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和独特的作用。”

基督教会目前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有限，其做贡献的潜力巨大

不过，与此同时，何教授坦言，总体来看，目前一些现实的局限导致基督教会所实际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他们所应该发能够发挥的作用。

他列出一组数据进行说明。“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对照。在1900年到1920年，中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就达到7382所，还有14所的大学，800多所医院。光是耶稣会士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翻译的科学技术的著作就达到155种，而他们同时翻译的宗教著作只有131种.....我们不用说很多的传教士的贡献，我们只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他一个人翻译的科学书籍就达到390多种。”

“所以相比之下，当下中国教会对社会做的贡献从数量看起来还是非常地渺小。同中国社会巨大的需要相比，中国教会对社会发挥的作用还好像杯水车薪。”

何教授说到，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现实的局限非常多元，其中包括观念方面的。虽然政府和民众越来越看到宗教的积极力量，社会也不再视宗教为精神鸦片，而是视宗教为推动社会进步、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但仍旧有个别人还对宗教的社会作用怀有一些过时的或者片面的认识，抱着很古旧的“鸦片论”或者“洋教说”，还有的在看待教会的时候仍旧是以过时的阶级斗争的那种想法，而没有考虑到基督教会的文化功能、道德功能、社会功能等，欠少多方面的、多维度的、多层面的角度。

“所以，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最重要的、最需要确立的观念就是：基督教会是属于社会的第三部门，属于任何正常的现代社会不可少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片面的观念、妨碍积极因素的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观念、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

何教授说出自己的建议，即不仅仅看到宗教要与社会相适应，还要促进宗教为社会做贡献。这种观念可以促进基督教会从已经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状态，走向大大做贡献的状态，而且会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历史性的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