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潘知常广东神学院讲座：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国——三论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

编者按：

潘知常，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导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社会主义学院、贵州铜仁学院客座教授。被媒体称为“生命美学创始人，爱的布道者、在全国和电视上普及美学知识的美学教父”。本文是他2014年6月14日受邀在广东神学院的讲座内容，作为一名学者，潘教授从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谈到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思考。基督时报蒙允登载，与读者共享。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在广东神学院跟大家见面。14年前，我在美国呆过半年，尽管我并非基督徒，那时候也经常应约去参与基督教会的活动，而且，我在很多场合也都说过，也就是那一次的在美国，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在纽约的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深思了很长时间，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关门。在走出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多年的苦苦求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通向生命之门”。这就是：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而且，在与佛教文化的对话之后，中国文化当前亟待展开的，就是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未来的思想成果，首先就应该产生于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之中。甚至，还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离信仰有多远，就离现代化有多远，离信仰有多远，离世界就有多远。我无法否认，至今为止，我的学术研究的源泉，还是与那一天的顿悟有关。为此，我也把今天在广东神学院的讲座看做自己的对于基督教文化所给与我的启示的一种特殊的感谢。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国——三论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个题目是我最近在国内的华中科技大学做过的讲座的继续，两个月前，我在那里做了两个讲座，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还有一个是《没有信仰万万不能——再论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讲座的主旨大致是：从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中，我们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全世界的宗教信仰里，唯有基督教的信仰是程度最高的。在华中科大的讲座里，我曾经这样加以表述:希腊教是把宗教变成了艺术，儒教是把宗教变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是把宗教变成了宗教。基督教则是把宗教变成了信仰，因此，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离信仰最近，也离现代化最近。由此，我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因为，没有信仰万万不能。

不过，因为上述内容我都已经公开讲过了，而且连讲座的录音也已经被放在了网上。其中第一个讲座还已经立即就被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刊物予以公开发表，因此，这里我就不去重复了。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新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国。这个题目过去有人写过文章，不过是主要讨论的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去信仰上帝。我今天讲的不同，我只是想就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什么能够在面对苦难与受难之际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这就是我所说的“进入天国”的意思）而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够在面对苦难与受难之际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因为我发现，苦难与受难，在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正是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的一个契机。对此，西方学者斯特伦是这样说的：“根本转换，是指人们从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换言之，苦难与受难，在西方的基督教，往往能够推动当事人进入宗教之门，也就是所谓的天国，而用我的话说，就是往往能够推动当事人走向信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根本转换”，但是，在中国，这一切却不会发生。因此，在中国，一旦经历苦难和受难，盲从者有之，逍遥者有之，反抗者也有之，但是，实现“根本转换”并走向信仰者却很难看到。

为什么会如此？中国人为何不能做到？西方的基督教为何能够做到？进而，西方的基督教又是怎样做到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

一、《约伯记》与《传道书》：从困惑开始

可以把在西方的基督教中所实现的生命的“根本转换”称作“化蛹为蝶”，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神奇。

试想，苦难和受难是中西皆然的。这在美学上，应该叫做：边缘情境。生命的边缘情境，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无缘无故的绝境的时候的突然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第一次睁开眼睛，重新去认识这个自以为熟识的世界。这个时候，生命的真相得以展现。也是这个时候，每个人也才真正成为了自己，真正恍然大悟，真正如梦初醒。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

这样的恍然大悟与如梦初醒，在西方就意味着生命的“根本转换”，也就意味着生命的“化蛹为蝶”，。

例如，我经常谈及的雨果的小说中《悲惨世界》中的主角冉阿让，他在十九年中受尽了苦难，可是，最终却没有像中国的水浒人物那样被逼上梁山，而是转身上了爱之山、信仰之山，实现了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他不再是那个被仇恨控制了的24601（犯人号码），而是重获新生的爱的传人。他一生都成为爱的化身，演绎着爱，践行着救赎，把自己“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还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角哈姆雷特，父亲的被暗杀，使得他心目中的过去的那个温情脉脉的丹麦世界、那个文明道德的童话世界，一下子就倒塌了，根本就没有爱而且离爱很远的那个人性世界，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哈姆雷特也因此而觉醒。然而，他也没有像中国小说中常常写到的那样拿起刀抢去复仇，而是拭去了复仇之剑上的斑斑血迹，转而将它改造成探索人性的世界的利器，并且转而刺向人类自身。因此，他的人生经历也就成为了人类的“变形记”、人性展示的舞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最终，他告诉这个世界的仍旧不是复仇，而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安徒生的作品也不例外。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我们看到，即便是已经穷得手里只有五把火柴，在贫困面前，“卖火柴的小女孩”出人意外地转过身去，没有像有些穷人一样埋怨世道不公，怨天尤人，悲观失望，消沉堕落，甚至滋生仇富心理，动辄要“翻身”、要“解放”，而是尽管身处黑暗，但是却仍旧渴慕光明。借助五把火柴，她继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幸福。“‘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1]因此，安徒生并不是丹麦版的杜工部，但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却确实是丹麦版的《约伯记》。而在《海的女儿》里，海的女儿在爱情失败以后，也仍旧没有抱怨，而是继续去爱，继续去通过“善良的工作”，尽力做完“可能做的一切善行”，为自己创造“不灭的灵魂”。

西方的作家也如此。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卷入拉舍夫斯基的政治风波，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但是，却是假死刑，在执行枪决前的一刻，他被改判4年苦役、6年兵役。从此，他自称是一个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的人，而且实现了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成为了一个到处去传播爱而不是传播仇恨的作家。

再如托尔斯泰，奥地利著名的传记作家斯·茨威格曾描述过他遭遇死亡恐惧的情形：

突然在一夜之间，所有这些(指托尔斯泰的盛名、财富、地位等——笔者注)就再也没有了意义，没有了价值，工作令这个辛勤的人厌恶，妻子让他感到陌生，儿女们使他觉得淡漠。夜晚他常常从凌乱的床上爬起来，像病人一样心神不安地跑上跑下；白天他空着双手，直着双眼，痴痴地坐在写字台前。有一次他匆匆上楼去，把猎枪锁进橱里，为的是不至于把枪口对准自己。有时候他心胸崩裂般地呻吟，有时又像孩子一样，在昏暗的房间里啜泣。他再也不拆开一封信，再也不接待一个朋友。儿女们害怕，妻子绝望，看着这个忽然间阴沉下来的人。[2]

显然，死亡恐惧正是边缘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托尔斯泰忙碌、沉湎其间，乐此不疲，以为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直到这一天，死神突然闪现，才大梦初醒，伏尔泰的描述，无疑可以代表他的心声：“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死囚犯，暂时在草地上嬉戏。每个人都在等着轮到自己上绞架，却不知死期何时来临。当死亡临近时才发现自己白白度过了一生。”[3]于是，犹如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4]从此以后，托尔斯泰也彻悟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了，于是，他也转而实现了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成为了一个到处去传播爱而不是传播仇恨的作家，成了托尔斯泰。

可是，每每让我诧异不已的是，这一切在中国却从未出现。

同样的身处边缘情境，中国的108个水浒好汉没有一个是像西方的冉阿让那样实现了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去做爱的传人，而是全都落草为寇，做了快意恩仇的复仇者。《三国演义》中的三国英雄更是不甘示弱，在祸乱中国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三国大战中各个摩拳擦掌，不惜以放中华民族的血为己任，不但没有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而且个个都是发下血誓，要将分裂中国的内战进行到底。更令人不解的是《西游记》中的唐僧，明明就是宗教中人，但是在奔赴西天去取经的路上，却带了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敌后武工队，并且竟然处处以杀戮为乐。在五指山下被压了五百年的孙悟空更是令人不解，他不但没有幡然醒悟，转而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而是反而大打出手，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斗战胜佛”。过去我在《基督山恩仇记》中看到，基督山伯爵最后留给友人的信中说曾经评价自己说：“那个人简直同撒旦无异。” 这其实也就是说，他发现自己最终却竟然像坏人一样坏。我猜想，这一定是他本人所不期望看到的结局。遗憾的是，我们在水浒好汉、三国英雄和唐僧、孙悟空身上看到的竟然也是他们的“简直同撒旦无异”、他们的“最终却竟然像坏人一样坏”。

中国的作家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屈原受尽了苦难，可是这苦难并没有成就他，也没有让他大彻大悟，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而只是成就了他的抱怨——牢骚与辩解。所谓“国人莫我知兮”[5]。于是，他没有去责问自己，而是去责问天，这就是那篇著名的作品：《天问》。鲁迅幼年不幸， “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可是，鲁迅并没有转身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而只是说：“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6]也就是说，他发现的是他人的人心险恶。甚至，就是在鲁迅注意到西方的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后，在他的内心深处都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他公开把他们列为自己“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两个人”。对于后者，鲁迅在读了一半之后竟然“废书不观”。对于前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鲁迅在读到《神曲·炼狱》一段时就意趣索然，他说：“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倦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王国维“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可是最终却没有因此而幡然醒悟，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本来，他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先爱起来的、先信仰起来的，可是，他竟然也没有能够做到。当然，他是诚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为什么会如此？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当一个人置身边缘情境，最终就可以化蛹为蝶，可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一切为什么就迄今也无从谈起？

寻找答案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去阅读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的《约伯记》、《传道书》。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被称之为“诗歌智慧书”。在这当中，我经常带着南京大学的学生阅读的，是《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两本书被称为希伯来智慧文学的双璧，而且，我认为其中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基督教文化的遗传密码。记得我看到伊顿说过这样一段话，惟有受过苦的人才能为《约伯记》作注，惟有从叛逆中回头的人才能释意《约拿书》，那么惟有经历过幻梦破碎、对世界绝望、厌弃的人，才有资格写《传道书》的注释。对于这段话，我一直深以为然。而大作家雨果也曾经被人问及：“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都必须烧掉，而只允许保留一本，你认为，应该保留哪一本呢？”雨果的回答十分干脆：“只留《约伯記》。这个回答更是深得我心。

前面我讲到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现了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在我看来，《约伯记》和《传道书》所昭示的，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关于苦难和受难，人类应该如何去选择一种比苦难和受难更加高贵的方式去迎接苦难和受难？就是《约伯记》和《传道书》的主题。

当然，《约伯记》和《传道书》的侧重又有所不同。《约伯记》主要讨论的是人类的苦难，《传道书》主要讨论的是人类的受难。

《约伯记》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这里我就不去具体介绍了，我想提示的是，这个故事里包含着两个要素：第一个，约伯无罪；第二个，上帝全能。

各位注意，在他的三个朋友毯螅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来探望他的时候，先是陪约伯静坐了七天七夜，然后与约伯展开了长达九次的论辩。这九次论辩的焦点，都在于约伯是否“有罪”。三个朋友认为，约伯既然遭难，那肯定就是自己有了过错，当然，这个过错也许是不经意犯下的，也许是他的儿女犯下的，但是，约伯坚称，自己“无罪”，自己是纯粹的义人。

而这个故事的起点恰恰在于：约伯所面对的苦难，都是横逆而来的，苦难无缘，苦难也无故。此时此刻，换做他人，例如中国的屈原，就一定要抱怨命运的种种不公了，但是约伯却不。对于苦难，约伯并不在意，“约伯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他说：‘……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2章10句）。约伯在意的只是，上帝是否知情。因此，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上帝能够出场，以便证明它是否知情。重要的不是果，而是因。约伯需要的，就是看到上帝在场，因为这说明上帝知情，上帝允许苦难存在。既然上帝知情，既然上帝既然允许，那么，约伯就责无旁贷地接受之！于是，上帝果然在旋风中出场了。不过他并没有对约伯指点迷更没有告诉约伯受难的真相。上帝用一系列答非所问的言谈让约伯明白：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上帝发问。

既然人根本没有资格向上帝发问，那么，人对于苦难就没有理由去挑三拣四。哪怕是一个好人，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也仍旧是如此。试想，一个好人，如果就表现在做了恶事就接受惩罚和做了善事就接受奖励上，那么，上帝的作用何在？岂不是自己就可以拯救自己，岂不是不需要上帝的存在了？ 因此，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一切的苦难都不存在什么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但，却都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尽管无缘无故，我们都应该坦然受之，快乐受之！

《传道书》讲的是所罗门王的故事。故事说他很幸福，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却很苦闷，为什么苦闷呢？因为他连着做了六件事，希望自己能够快乐，可是却都失败了。这六件事是：1、美酒 、2、物质财富 、3、美女 、4、建功立业 、5、智慧 、6、死亡。那么，生存的意义又在哪里？为了强调生存的虚无，《传道书》在短短的文字里竟然有33次讲到虚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虚无的，代表虚无的“日光之下”这个词，《传道书》也用了29次，还有“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的“有时”，《传道书》也用了28次。在这里，我要说，这无数个“虚空”、“日光之下”和“有时”所勾勒的，确实是一幅恐怖的人生景象。1946年，张爱玲曾到温州去看避难中的胡兰成。后来胡兰成回忆说，当时张爱玲看了《圣经》，曾经感叹说：“这个民族是悲壮的，但也叫人难受。”而张爱玲看到其中的《传道书》，更是非常惊动,说这是从来厌世最彻底的文辞。对于张爱玲的“惊动”，我也深有同感。

如前所述，约伯的故事已经说过了，世上的一切，我们都只能承受。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去承受呢？例如，是有尊严的承受、更加高贵地去承受，还是没有尊严、非常卑贱地去承受？《传道书》对于无数个“虚空”、“日光之下”和“有时”的强调当然都不是漫不经心的，恰恰相反，《传道书》所写下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提示：要转过身去面对上帝。

因此，当《传道书》自己问道：“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它自己的回答是： “敬畏上帝，谨守它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回答。这个世界的苦难是无缘无故的，因此它绝对不可战胜。可是，作为人，我们又必须去战胜它。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一如以往地去做，我们都有始有终地去做，我们都无怨无悔地去做。可是，怎么去做呢？“敬畏上帝，谨守它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十年前，我在南大讲课的时候，有一次，我偶然讲到一个词：“华丽的转身”。当时我说，这个世界的苦难是无缘无故的，很多人因此而抱怨，而辩解，觉得自己沦落入一种十分不堪的境地。可是，加入我们根本就不去关注着一切，而是毅然转过身去，去面对爱，面对信仰，所谓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全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倾注于对于爱和信仰的奉献，那么，一切的“虚空”、“日光之下”和“有时”又能奈我何？

基尔凯戈尔：“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

舍斯托夫：“确切地讲，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世人眼光看不到的出路。若非如此，我们何以还需要上帝呢？只有在要求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才转向上帝。至于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对之也已满足。”加缪说，这句话可以概括舍斯托夫的全部哲学。

我也要说，这句话可以概括《传道书》的全部内涵。

这样，我们不难看到，是否心悦诚服地接受无缘无故的苦难，是否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全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倾注于对于爱和信仰的奉献，是一个人在置身边缘情境之时最终是否可以实现“根本转换”、是否可以实现“化蛹为蝶”的关键。

由此，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当一个人置身边缘情境之时为什么最终就可以实现“根本转换”并“化蛹为蝶”，可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一切为什么就迄今也无从谈起？应该说，这一困惑，事实上在《约伯记》和《传道书》中，已经可以得到深刻的解答。

二、启示：从“无缘无故的苦难”到“无缘无故的信仰”

在《约伯记》和《传道书》的基础上，还可以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再做阐释。

“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可是，真正服气这句话的中国人却几乎没有。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非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你如果告诉他“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他立刻就泄气了。可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

原来，苦难不同于“困难”，那是有缘有故的，也是可以克服的；也不同于“灾难”，那也是有缘有故的，也是可以克服的。苦难，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西方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用“被抛”来形容，十分传神。其他的大哲学家，也大多都说过类似的话。

然而，很多人却喜欢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角度去阐释，结论就是愤愤不平，觉得上苍对自己很不公平。为什么自己做了很多的善事，却偏偏没有善报？而别人做了很多的恶事，却一直活得有滋有味？可是，为什么做了善事就一定要有善报？难道做善事原来是为了图回报？其实，做善事根本就与图回报无关。做善事，是应当的，没有回报，也是应当的。甚至，即便是有恶报，也并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对此，每个人首先要做的，都是必须心悦诚服。

当代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史铁生。我经常说，这个人是离信仰最近的，也是离爱最近的。史铁生一生都很不幸，20多岁的时候下乡当“知青”，下半身突然瘫痪，他不得不从农村回到北京，从此就一生都没有脱离轮椅。一开始，史铁生非常愤愤不平，他每天都在想：为什么是我？他说，“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可是，后来他终于想通了。他又说：为什么不是我？“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苦难是没有理由的，也与做了多少善事没有关系。因此，与其自暴自弃，或者抱怨辩解，不如挺身而出。难道这就不是上帝所给与我们大好机会吗？难道不是上帝为了让我们大显身手而给我们在提供舞台吗？想到这里，史铁生突然就坦然了。 因为他已经不再烦神地天天去想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而是聚精会神地去想自己应该如何去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如何去“大显身手”的问题了。

二战以后，在西方，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无疑是全能的，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目睹他的选民受难？怎么能够不出手相救？看来，或者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不是全能的，于是，他们就决定放自己对于上帝的信仰。可是，这种想法也实在是太狭隘了。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一切当做一个必然的结果接受下来？为什么就不能去表现出最好的自己？西方有一个大作家叫福克纳，他说过：人生就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美国有一部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一段台词，是阿甘的母亲跟阿甘说的，她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打开包装盒以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也就是说，没有打开包装盒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可是，既然如此，那就无论是通向何处的越野赛跑，我都尽力跑得最好，无论是什么味道，我都欣然接受，这样去做，是否可以呢？

心悦诚服之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苦难固然无缘无故，却绝非无法跨越。毕竟，苦难并非最后的意义。最后的意义还蕴藏在事实的背后，它需要心灵的眼睛去洞穿。读安徒生自传《我的一生》，我发现，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苦难是难免的，可是，苦难无法拒绝也无法选择，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却是可以选择的。或者，面对苦难，受难者悲愤万状，昼思夜想，务必要把苦难击退，而且要加倍地予以还击。结果是被苦难把自己击倒，让自己比苦难更加苦难。《悲惨世界》中的德纳第夫妇就是如此，本来，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得较为艰难而已，可是因为“心里燃烧着满满一炉怨恨的火”，最后甚至去“仇视全人类”、 以致“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当然，最初的冉阿让也是如此。“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却无动于衷”。因为在监狱里他终日愤愤不已，不但几次越狱，而且每天都在诅咒苦难，结果，“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或者，正是因为自己已经置身苦难，因此才更加深刻也更加具体地知道了苦难所带给人的巨大伤害，因此，也就希望这苦难能够在自己受伤就开始终结。于是不但自己绝对不去给别人增加苦难，而且在自己受难的心灵里也竭力去开出爱的花朵。

二十世纪曾经有一场惨烈的越战，有一些美国的士兵到了越南去打仗。后来，有三个曾经被越方俘虏的美国老兵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重聚，忆苦思甜，畅谈人生。其中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已经原谅了那些当初把你当做战犯关押的人了？”另一个回答说：“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时候，第三个伙伴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就还在关押着你，是不是？”其实，对于苦难，任何的“快意恩仇”者，任何的决不宽恕者都是这样，无论过了多久，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是愤恨不平，所以，他们都还在被曾经伤害过他们的苦难“关押着”，或者说，一切走不出冤冤相报、走不出以暴易暴的人，永远都被对于苦难的仇恨“关押着”。 有人说“复仇是甜蜜的”，可惜，正是这种看似“甜蜜”的许诺，把无数的人——例如中国武松们骗进了“仇恨”的牢笼，结果，他们就成了牢笼中的困兽，于是，也就无法穿越苦难，看到在苦难背后的意义。

这也就是说，首先，苦难无缘无故，因此也不可战胜。可是，假如我们不再左拼右突、困兽犹斗的一路向前，而是转过身去呢？假如我们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就会发现，苦难已经被我们不战而胜了。一个哲学家跟他的弟子们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你们了，最后我要考试你们一下。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地。上面长满了杂草，你们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杂草除尽呢？一个弟子说，这还不容易吗？把它除掉啊；还有弟子说，把它烧掉啊；还有弟子说，撒上石灰，把草都烧死。哲学家说，那大家就都去试试吧，一年以后我们再见。过了一年，弟子们发现，自己的田地里仍旧杂草丛生。可是他们到老师的那块地一看，却发现已经寸草不生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上面种上了庄稼。这个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发。要驱逐杂草，就要播种庄稼；那么，要驱逐苦难呢？那就只有播种希望！

在这方面，西方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考堪称深刻。终其一生，他给自己提的问题是：一个人在无限之中又是什么呢？ “一个人”和“无限”，指的是人的有限和世界的无限。这也就是说，置身有限之中，人是无论如何都只有失败的，别无他途。可是，人又为什么不能够去“赌”一把跻身无限？而且，在帕斯卡尔看来，这实在是一场高明的赌博。因为，如果输了，那我们也并没有给人类造成任何的损失，我们仍旧没有输掉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不利于世界的事情，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所谓的“善事”。这些“善事”无疑都是对于世界有益而无害的。可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如果赢了，那，我们岂不就为人类造就了最大福祉，我们岂不也就因此而赢得了整个世界？这样的一场豪赌，我们干嘛不去拼命一赌、放手一赌？

换言之，无论苦难如何，我们都必须不管不顾，而只是一心朝向美好的未来。哪怕是十万年以后人类才会胜利，那么我今天就去赌十万年以后的胜利，今天就去按照十万年以后的标准去行动，又有什么不可以？例如在苦难面前，人人都是被逼上梁山，人人都是去血刃仇人，人人都是落草为寇，可是我就偏不，我就是要去赌人类终将胜利，就是要去赌人类终将走向美好。这个“终将”哪怕其实是要在一万年以后，那么，又何妨我现在就去如此办理呢？于是，我从现在就开始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就绝对不再去“以暴易暴”，而是去做爱的传人，从而在爱中把自己从“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试想，这样是否可以？

在《悲惨世界》里，米里哀主教曾经对冉阿让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后对世人都怀着憎恨，那可是太可怜了，如果您能对人家都还怀着慈善、仁爱、和平之心，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高贵。”各位，这就是米里哀主教所期望于冉阿让的拼命一赌、放手一赌，在水浒好汉们的快意恩仇之外，转而去传递爱的火种，米里哀主教也就是这样地期望着冉阿让去赌哪怕在十万年以后才必将出现的人类的胜利。

其次，有些人看不到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的意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生命的意义是必须从结果来衡量的。得到，才是成功。得到得多，才是笑到了最后。因此，如果终其一生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对于爱与信仰的奉献之中，无疑就会觉得无异于一种莫大的失败，当然，就不屑为，也不愿为。可是，这其实是出于一种对于人生的误解。人生有限，如果看中功名利禄恩怨情仇之类现实的回报，那即便所获再多，也不可能无限。因此，倘若一定要无限，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转而追求人生的意义。然而，这样一来，人生就转而成为一场跨栏赛跑——就是中国的运动员刘翔所从事的那种运动项目，不过，又与之有所区别，那就是没有最后去冲线的终点。于是，问题就发生了截然的变化，过去是要比谁先到达终点，现在要比的，却是谁在跨栏奔跑中的姿势更加优美。但是却没有终点，因此，再去比谁跑得快，已经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去比谁跑得姿态优美。换言之，西方哲学家形容说：人生是个洗澡盆，无鱼可钓。可是，我们却还是要在其中生活，就像罗曼罗兰说过的：“不管人生的赌博是得失损，只要该赌的肉尚剩一磅，我就会赌它。”只不过，我们不再把目标集中在是否钓到鱼之上，而是集中在钓鱼的姿态是否更加优美之上。当然，这里的“姿态优美”，就是指的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我们不再去计较功名利禄恩怨情仇之类现实的回报，而去计较在爱与信仰方面的奉献。这，就是“姿态优美”。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还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面对苦难的方法、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方法，还是人类文明得以大踏步前进的前提。从表面上看，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仅仅是洁身自好，其实，它绝对不仅仅如此。这是因为，转身，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的更加重要，更加值得珍贵。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再可能回过头来再次置身那些低级的和低俗的东西之中了。我们被有效地从动物的生命中剥离出来。须知，为人们所熟知的从希腊开始的对于人类精神生命的悲剧“净化”说，道理就在这里。

在这方面，安徒生的故事，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有一天，在树林中散步的时候，安徒生发现那里长了很多美丽的蘑菇，于是，他就在每一只蘑菇的下面都藏了一点食品或者小玩意儿，然后，在第二天的早晨，他带着守林人的七岁的女儿来到这片树林。突然之间，小女孩在蘑菇的下面发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小礼物，她非常开心，眼睛里充盈着快乐的惊喜。于是，安徒生告诉她，这些东西 都是地精藏在那里的。

“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听说安徒生这样去做，一个神父愤怒地指责。

可是，安徒生回答是：”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的。我可以向您担保，她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其实，这也是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的意义。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的作用，不在于制造奇迹，而在于让人类感受到美好的未来的存在，美好的未来的注视，美好的未来的陪伴。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不是要证明那些看见的人生，而是要证明那些看不见的人生。水浒好汉、三国英雄，在生活中都是看得见的，甚至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可是，我们更希望看见的，是哈姆雷特、海的女儿、米里哀大主教、冉阿让，尽管哈姆雷特的人生是人类“看不见的人生”、海的女儿的人生是人类“看不见的人生”，大主教、冉阿让的人生也是人类“看不见的人生”。

而当一个人把人生的目标提高到自身的现实本性之上，当一个人不再为现实的苦难而是为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受难、而追求、而生活，他也就进入了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此时此刻，他已经神奇地把自己塑造而为一个真正的人。人就是人自己塑造的东西，为了这一切，人必须从自己的终极目标走向自己。

西方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

 “偶尔总还得有人哪怕是单枪匹马地忽然做出榜样来，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哪怕是被扣上疯子的称号，这是为了伟大的思想不致绝迹的缘故。”

“人最终将只在教化和慈爱的功业中寻到他的快乐，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在残忍的欢愉，例如贪食、淫荡、虚饰、夸耀和互相嫉妒竞争中寻找快乐，难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吗？我深信决不是梦想，而且这样的时间就要临近了。”[7]

确实，只要我们从自己开始，这一切就绝对不会仅仅是一个梦想。我深信：这样的时间已经临近！

三、    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国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回答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为什么最终可以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一切为什么却迄今也无从谈起的问题了。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面对苦难，最终却能够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确实是迄今都无从谈起。

苦难，无疑是中外皆然的。可是，面对苦难，中国的处理方式却与西方有截然的不同。具体来说，在中国，大体是表现为三种方式：盲从、逍遥和反抗。

盲从，是一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面对苦难的方式。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都是盲目地将苦难与困难、灾难混同起来。这应该以中国的儒家作为代表。苦难是无缘无故的，这是一种本体层面的生命的觉悟，可是，中国人往往却是从无缘无故退回到有缘有故，从苦难退回到困难或者灾难，把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所谓“生之忧患”，无非就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8]，既没有灵魂需要拯救，又没有彼岸世界需要引渡，更不存在对苦难的悲悯与关怀。而人生的悲剧无非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只需借助外在力量去消解这外在因素。这个“外在力量”，就是道德的修炼。

然而，这只能叫貌似解决。什么叫“貌似解决”呢？从表面上，中国人比谁都忙，天天忙于道德修炼。他们以为，只要道德修炼好了，种种生命的困惑也就解决了。你也提高道德水平，我也提高道德水平，你也是圣人，我也是圣人，我不可能诬陷你，你也不可能被诬陷，那不就没有是非了吗？不就没有苦难了吗？这个社会不也就好了吗？但是问题在于，谁都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你虽然是人，可你的下半截却还是动物，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真的变成圣人呢？所以，中国人把“无缘无故”变成了“有缘有故”，其实是一个大缺憾。“无缘无故”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形而下学的“有缘有故”的问题、道德的问题。

进而言之，这样的解决方式，其实是“骗”受难者绕过矛盾。它错在什么地方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女同学情绪不好，失恋了，或者是哪次没考好，或者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吵架了，怎么办啊？她就跑到商店里去购物，疯狂花钱，拼命买东西，有些女生说，我要是情绪不好，我就不能带钱包儿，我要是带钱包儿的话，我就会在商店拼命买东西。其实，那个拼命买东西的人，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骗”受难者绕过矛盾的中国人。而中国人的道德修炼教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心理技术。你不是无缘无故的困惑解决不了吗？那你就别解决，“未知生，焉知死？”那些东西你先别想，咱们先把“有缘有故”的事想想清楚再说，“有缘有故”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的道德没修炼好，我的道德也没修炼好，咱们俩一起进行道德竞赛。道德都修炼好了，“有缘有故”的困惑不都没有了吗？“有缘有故”的困惑没有了，那“无缘无故”的困惑也就没有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人生的根本内涵，其实是“无缘无故”，也就是没有理由。如果非要给它一个理由，而且让你为了这个莫须有的理由而努力一辈子，“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这实在是最大最大的失误。

因此，要否定一种东西，却偏偏通过肯定与之相对的另外一面来进行，这，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盲从”。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操心来凸显伦理向度，所达到的正是对于无缘无故的维度的遮蔽（当然不是没有痛苦，但却都是道德痛苦，而不是生命痛苦）。因此，尽管这些中国人以“德”性预设了价值高度、人格世界、精神空间，但是由于它只是为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而做的正面功夫，因此也就缺乏真正的人性深度与人性厚度。正如康德所说，道德一旦异化为社会的维护者，就会转而成为非道德力量，转而成为自由的扼杀者。不难看出，这些中国人的把“无缘无故”扭曲为“有缘有故”，也正是这样的自由的扼杀者。

第二种是逍遥。这可以以中国的道家和禅宗作为代表。

有无缘无故的苦难是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也是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惑，儒家说，这有什么难办的，找不到原因的咱们先别解决，先解决找得到原因的就是了。这无疑不对。那么，道家怎么解决呢？他说，这个矛盾相当于灰尘，我离它远点就可以了。不是有三十六计走为上吗？那就类似道家的金点子。灰尘在这儿，我站在那儿，灰尘再到那儿呢？那我再站到这儿。其实，庄子所教给我们的就是“瞒”的哲学。这叫视而不见，对不对？儒家是以解决为不解决，道家是以不解决为解决，这就是道家。仔细去研究道家的所有哲学，我们说，像儒家一样，它有很多进步的东西，但是，也确实有很多荒诞的东西，这个荒诞的东西，从根本的角度来说 ，就是它没有面对所有哲学所要回答的最关键的问题；无缘无故。大家知道，西方有个大哲学家加缪，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开始就写，哲学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死。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往往看不懂，什么叫只回答一个问题？而且还是死？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根本就回答不了，因为它是无缘无故的啊，因此，它才是哲学问题，而且是唯一的哲学问题。试问，你出生能找到原因，你的死亡能找到原因吗？所以，你能够去解释无缘无故的悲剧，那你就能解释人生，这就是哲学，而我们的道家说，解释什么啊？我闭眼不看不就完了吗？这就是道家。它放弃了儒家的对于伦理道德这一所指的追求，极度的紧张也因此而得以缓解。但是，它所获得的却只是生存本身这一能指的自然宣泄，是从儒家的“假”到道家的“无”。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在于：道家的自由等于“自在”。它确实没有再像儒家那样以道德去超越欲望，没有舍本逐末，没有再去奢谈道德、忧患、使命、成功等等，但是却仍旧没有能够促成问题的解决。它以不追问为追问，或者说，它进行的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追问。然而，取消了追问实际上也就取消了问题本身。因为，要否定一种东西，也完全可以通过否定与之相对的另外一面来进行。而这，正是道家。

禅宗严格来说不能算宗教，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它只能算做一种心理调节技术，因为它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让中国人躲过“无缘无故”的心理技巧。中国人最怕“无缘无故”。儒家是用以解决为不解决的“骗”的办法，道家是用不解决为解决的“躲”的办法，禅宗说，你们都不高明。我的办法更高明。它的办法怎么更高明呢？假如道家是从儒家的“假”到“无”，禅宗则是再从“无”到“空”，把一切现象都归纳为精神现象，认为痛苦的真正原因在于精神本身，这就是禅宗的独到之处。这样，区别于儒家的从生命的困惑退回伦理道德、道家的从伦理道德退回天地自然。禅宗强调连天地自然都是束缚，必须把它“空”掉。而相对于道家的取消“德性”这一所指，禅宗则是干脆连生存本身这一能指也一并取消。在它看来，把作为本源的生存本身（禅宗所谓“系驴桩”）都取消，不但取消社会的合理化，而且取消自然的合理化，不但看破“红尘”，而且连“看破”红尘也看破，既无世可出，也无世可入，痛苦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这样一来，终极关怀自然也就毫无必要。因此，恰如中国的文明是没有精神的文明，中国的禅宗也是没有信仰的宗教。

禅宗的诞生跟一个广东人有关，那就是慧能。慧能是广东人，他五、六岁的时候，人家念《金刚经》，念到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突然觉得，这本书好，我长大了要学佛。他长大以后，就从广东不远万里到中原去学佛，去了以后，师傅跟他要先谈谈话，于是，师傅就跟他开玩笑说：“哎，你个南蛮子还来学什么佛？”因为那个时候的广东还是个蛮潦之地，而且操着“鸟语”，中原人认为当时自己说的是普通话，而广东人说的鸟语，中原人自然根本听不懂。慧能确实很厉害，慧能就说了一句话：“师傅，人确实分南北，但是佛也分南北吗？”师傅一听，说这个人很有慧根，就把他弄到食堂去做饭，一干就是好多年。

后来，他师傅要退休之前，需要选个接班人，怎么选呢？他要每个人都教一个作业，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谁对他的思想理解得最深，谁就接班。于是，庙里的和尚都交了作业。但是只有两个人不交。一个是大徒弟，大徒弟为什么不交呢？因为大徒弟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说这个事儿难办了，我要交作业吧，如果写得好还好，应该的，如果写的不好，这人就丢大了，已经五十多岁了，多没脸。于是，他想了一个点子，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一首诗，半夜偷偷贴在了外面，早上师傅一看，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意思是：已经登堂了，但还没入室。也就是，写得不错，就是还有一点点儿没想通。那么，大徒弟是怎么写的呢？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9]

儒家跟道家的奥妙其实都在这里。比如说灰尘拼命往下落，也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拼命涌来，怎么办呢？儒家的办法是，我就拿一块抹布拼命擦，这就叫做，“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道家的办法是，你无缘无故的苦难不是拼命落吗？我擦都不擦，我拼命躲闪。他落不到我身上不就行了？这就是道家。这个时候，慧能出场了。慧能不识字，因此本来并没有交作业。但是一听大师兄的诗，他马上说：这诗写得确实“美则美矣，了则未了”。然后，口占一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10]

他说，如果根本就没有“身”和“心”，那到哪儿去“惹尘埃”啊？随便落吧，落哪儿都没有“身”和“心”啊，对不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明的心理欺骗术。不是无缘无故的苦难吗？我“看”而不“见”，我苦中作乐，我黄连里面吃蜜糖。这就是中国人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前《红楼梦》时期的最深刻的文化心态。

你们还记得慧能十八年以后出来游说天下时候的“精彩”表演吗？他到一个庙里去住，看到有两个小和尚在门口讨论问题，说，你看那个门口旗杆上的旗子来回飘舞，可是，到底是旗动，还是风动呢？慧能一听，暗想：机会来啦。于是慧能说，你们两个说得都不对，其实，不是“旗动”，也不是“风动”，那两个和尚都听呆了，那是什么地方动啊？答案是：“心动”。他说，你的心如果不动，那么旗能动吗？确实，如果根本就没有“身”和“心”，那还会有什么“旗”？还有什么无缘无故的苦难呢？于是，中国人就这样用消灭自己的方法最终消解了无缘无故的苦难。

第三种是反抗。这应该是鲁迅所选择的道路。

鲁迅是选择了永远与无缘无故的苦难同在，选择了做共工，去怒触不周山，去反抗它，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就是默认了无缘无故的苦难的永恒吗？鲁迅忘记了，当你用反抗的方式来面对黑暗的时候，你用自己悲剧般的共工心态去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你不跟它同流合污，永远去揭露它，永远去还原它，永远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无缘无故的苦难，那个地方是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你的软弱，同时也就为无缘无故的苦难所知。那就是说：你意识到了自己是无法战胜无缘无故的苦难的！

以鲁迅经常举的例子为例，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黑暗的闸门”。他说我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把孩子们放到光明的地域。但是，黑暗是有闸门的吗？如果黑暗真是无缘无故，它就没有边际，对不对？他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东西。那你能够在什么地方把黑暗“抗”起来呢？什么地方又是黑暗和光明的边界呢？成熟的文化思想和美学思想家一上来就知道了，黑暗即光明。例如海德格尔就一开始就想清楚了这个道理，而鲁迅还是想把黑暗斩断，他认为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所以我经常想，其实鲁迅给我们的最不好的影响就是，他自己变成了一座黑暗的闸门。他因为抗起了黑暗的闸门，让自己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黑暗。而且，如果是个体的心灵黑暗，那就只能靠自己来拯救，又怎么能靠鲁迅来拯救呢？鲁迅又有什么权利去拯救呢？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一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这句话是政治家说的，文学家这样说是没用的，而且很荒诞。因为这个社会的绝望是每一个“个人的绝望”组成的，而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社会的绝望”，可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却以为自己不绝望，他甚至还跑前跑后的折腾，一会儿跑到前头说，什么地方有忧患，我替你分担；一会儿跑到后面说，你们都快乐了，我要躲在一边儿，我不先要这快乐。那么，你是谁呢？你的忧患和快乐呢？你没有忧患和快乐吗？你是圣人吗？这，恰恰就是鲁迅最大的困境。

第二个例子，铁屋子。铁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鲁迅有过十年沉默，后来他一个好朋友找他，劝他说，你也要参加新文化运动啊，你不要再沉默了。鲁迅说，我起来有什么用呢，我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是一个铁屋子，是一个无缘无故的苦难。奋斗也是死，不奋斗也是死，我不奋斗，大家麻木而死，反而没有痛苦。我一奋斗，我一告诉别人说，这个铁屋子是个黑暗的铁屋子，大家就被我弄醒了，弄醒了以后又砸不碎，那我不是叫大家跟我受苦吗？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年来永远过不了的一个坎儿，从屈原到王国维到鲁迅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类似的比方鲁迅还打过一个，说中国人的人生就像醉虾，虽然还活着，在餐桌上活蹦乱跳，实际上已经是昏昏沉沉了，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近。[11]鲁迅说，醉虾的状态比清醒或许还好一点，因为他醉了，如果把他唤醒呢，可能他面临的局面会更糟糕。

铁屋子的比喻也如此，结果他的朋友就用一个不讲道理的理由说服了鲁迅，他的朋友说，那万一要能砸碎呢？就是这个“万一”使得鲁迅开始去砸。但事实上，鲁迅始终认为是“万一”。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美学大师都从来不认为这个铁屋子存在。鲁迅对于铁屋子的理解和真正的美学大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他提供的是一个东方文化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思想家的理解。

鲁迅关心的问题是，我醒了以后怎么出去。然而这个思维方法本身就不对头，是没有“华丽的转身”的必然结果。其实，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怎么出去”，而应该是：“我们是怎么进去的”。这个心灵的黑暗是怎么造成的？要知道，它正是我们的心灵自己把它造成的。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与爱同在，才有了黑暗的铁屋子吗？如果你与爱同在，那“铁屋子”又在哪里呢？所以你自己如果不去“造”，不就走出来了吗？鲁迅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角度。因为他从来就站在铁屋子之外。他没有想到：我也是造铁屋子的人。所以我先拯救我，所有的人都先拯救自己那个我，所有的人都有了爱心，那铁屋子还有吗？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要问的正确的问题是“怎么进去”的，而不是“怎么出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苦难中外皆然，但是，由于中国人对于苦难的无缘无故缺乏清醒的觉察，因此，所谓的面对苦难而且最终得以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在中国也就迄今都无从谈起。

可是，为什么会如此？更多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在最后一节去与西方文化对比着去加以阐释。在这里，鉴于这次讲座的宗教主旨，我只想先做一点说明。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多神教背景。

多神教的根本缺憾是明显的。多神，意味着在思想的层面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统摄一切的力度与高度，因而往往会形成多种标准、多种力量。古希腊是多神的，世界是一个神的战场、英雄的战场，可是即便宙斯也还是会受制于命运女神，他恨普罗米修斯，恰恰说明了自己仅仅是一个儿皇帝而已。而且神人之间也区别不明显，人不过是有死的神，神也不过是不死的人，因此，甚至“大地、水和空气都长满了眼睛：神道的眼睛，鬼神的眼睛，命运之神的眼睛……正是他们已经看到了你，并且为你所做的而对你感到愤怒。”（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62页）中国也是多神的，《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土地爷，山神、河神，人生在世哪个神都不能得罪，真所谓“怪力乱神”。所以孔子会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例如，我们在《西游记》里就看到了很多的神，本事各异，功能不同，谁也管不住谁，谁也不服气谁，只有互相影响，互相控制。

多神的缺憾无疑很多，而就我今天所讨论的话题而言，其中最最重要的，则是现实关怀眼光的形成。首先，多神的相对存在与彼此功能的有限，必然使得宗教自身成为功利的。人与神之间往往会成为一场交易。需要的时候，祭祀之，不需要了，则不祭祀之，或者转而祭祀它神。如此的灵活，一切的原则无疑也就会被置之脑后。其次，多神所形成的世界虽然被号称为有机宇宙，有限的无限，无限的有限。因此而有了希腊所谓的“家园感”，会形成希腊的美的宗教、富于人性的宗教以及“爱美的人”，也因此而有了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逍遥游”，但是却很容易导致人类的牺牲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伍。孙悟空的72变、庄子的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人，都曾经被赞美，可是，如果从深层的角度去思考，却不得不说，这无疑会引诱人类忘记自己的本性甚至会去向动物学习。须知，人一旦不能独立存在，就会被命运支配（这就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来源）。最后，多神必然导致诸神的权能都十分有限，导致神与神之间的争斗。可是，倘若连诸神自身都难保，那又怎么给够人类以鼓舞？“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那么，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光辉未来又在哪里？于是，受苦没有了意义，爱，也无法长久。无论受苦还是爱，都要靠个体的人格来支撑。最终，既然诸神都无法给我们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光辉未来，那也就只好向它们去祈求多子、多福、免灾、晋生等等的福利了。

中国人对于苦难的无缘无故的漠视显然也与多神教背景有关。从现实关怀眼光出发，又怎么能够承认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存在，更不要说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同样的，从现实关怀的眼光出发，则一切都要靠个体的人格来支撑，可是，这又如何可能？如此一来，受苦还有什么意义？爱，又如何长久？也因此，要中国人在置身边缘情境之时去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去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那全然就是荒诞的天方夜谭！

四、    西方人为什么能够走进天国

讨论至此，问题也就又回到了西方。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化蛹为蝶”迄今也无从谈起，那么，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呢？在西方，是否最终就可以化蛹为蝶？

答案是肯定的！

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这本书我很喜欢，在讲座中也经常提到。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书就写尽了《圣经》的《新约》与《旧约》的一部经典。因此，人们常说，人到中年要读的是《刀锋》、人到老年要读的是《复活》，那么，人在初涉少年的时候，应该去读的，就是《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写的是一个人的“再生”的故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故事。这个人，叫做冉·阿让。

冉·阿让是伐木工人的儿子，自幼由姐姐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姐夫也不幸去世。于是，冉·阿让就担起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的重任。一个冬天的晚上，冉·阿让失了业，可是孩子们却嗷嗷待哺，冉·阿让出于无奈，便夜晚出门，用拳头砸开了一家理发铺的窗子，拿回一块面包，给饿坏了的孩子们吃。结果，他因为偷窃罪被判了５年徒刑，对此，冉·阿让当然很不服气，他想，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我不论怎么努力都劳而不获，什么都没有。这次是小孩子们实在太饿了，我才去抢食品，这当然不对，可我以后可以赔偿啊，干嘛要判我刑？而且还是重刑？这个时候的冉·阿让，就像水浒梁山好汉们一样的不服气，于是，他就一次一次地一共四次越狱逃跑，最终结果，则是一共被判了十九年。

《悲惨世界》的开头，就从这第十九年开始写。显然，这个时候的冉·阿让完全就是林冲，武松式的悲情人物。他所遭遇的苦难比林冲、武松都要大，他被关了十九年，林冲一天都没关，武松也只被关了几天单间。所以小说写道：冉·阿让走进监狱的时候一面痛哭一面颤栗，出狱的时候却无动于衷。因为冉·阿让出狱的时候就下定决定要上法国的梁山，也去当法国的水浒好汉！而且，他在监狱已经自己“组织法庭”，审判了社会也审判了上帝的罪，他发现自己“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这武器，并带着它出狱。”从系，“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可是，出狱之后，有一件事情悄悄扭转了冉·阿让的命运，也扭转了整个法兰西文学的命运。由此，法国的《悲惨世界》最终成为了一个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故事，而中国的《水浒传》却没有，其中的分界线也恰恰就从这件事开始。

雨果是这样写的：46岁的冉·阿让出狱之后，走到了一个小城市，因为天色已晚，要找投宿之处，他身上有十九年监狱生涯中赚的区区一百零九个法郎十九个苏，应该说，这些钱尽管微薄，但是住宿一晚是足够了。可是，他连找了五家，却都不让他投宿。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很好客，可是他们实在都不愿意信任一个被关了十九年的曾经的犯人。那么，该怎么办呢？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冉·阿让走到了那个小城市的天主堂广场，躺在了广场印刷局前的石头凳子上，准备过夜，这时，一个老太太看到了他，就问他为何在这里露宿，冉·阿让说，没有地方愿意让他借宿，老太太就说，你真的把全城的门都敲了？冉·阿让说：都敲了。因为他已经敲了五家，这五家已经很有代表性了。于是，老太太就指着街对面的那扇门说：“去敲那扇去。”

那么，那个老太太所指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教堂。饥寒交迫的冉·阿让当时也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于是，他就走了过去。奇怪的是，教堂里面的米里哀主教满面春风地欢迎他说：“兄弟，你回来了！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 冉·阿让十分困惑，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主教：“我跟你是兄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大主教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叫兄弟。” 后来，冉·阿让就想，既然这样，我就在你这里住吧，晚上我也好抢你的东西。反正我要上“梁山”去造反，抢了东西，正好可以做“投名状”。于是，他一边坐下吃饭，一边到处乱看。他发现，大主教的家里非常穷，只有两样值钱的东西——银餐具和银烛台。冉·阿让想，那今天晚上就抢走这两件东西吧。可是，到了晚上，因为没有找到银烛台（他毕竟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没有抢劫的经验），于是，他就抢了银餐具，然后仓皇出逃。遗憾的是，到了城门口，公安人员就把他抓住了，“干什么的？”“出城的”“背的是什么？”“没背什么。”“打开看看。”公安人员打开一看——一套银餐具，“你的身份证！”结果，冉·阿让拿出来的却是劳改释放证。于是，公安人员就心里有数了，他们问他说：“这是从哪儿拿的？”“不是拿的，是教堂的大主教送的，大主教叫米里哀。”“既然这样，那就跟我们回去！让米里哀大主教作证吧，如果他说是他送的，立即就放你走，如果不是送的，那你这次就该被判无期徒刑了。”这个时候，冉·阿让知道厄运已经当头了，他边走边想，“这下完了，偷了一套餐具，一旦被抓回去，肯定是要判无期徒刑了。”谁曾料到，他还没有走到教堂门口，就看见大主教满面春风地抱着银烛台迎了过来：“冉·阿让兄弟，你怎么走这么快？我还送你了我的银烛台，你怎么就忘记了？”——从此，冉·阿让就变成了好人。冉·阿让在临终时候曾回忆说：“烛台是银的，但对我来说它是金的，是钻石的，它能把插在上面的蜡烛变成神烛。”

为什么会如此呢？米里哀主教说到：“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那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因此，米里哀主教的做法正是意在让冉·阿让的心中不再“充满黑暗”，因为米里哀主教的做法，冉·阿让从此知道了，当社会伤害我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再用伤害社会的方式来回应，而且，再也不能在被伤害中去做一个理直气壮的伤害者。“过去使他受苦的那种不公平的的处罚早已使他决心为恶”，现在却让他因此而发现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兽，也是个无赖，因此，要从自己开始，去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就是一个人的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故事，震撼心灵，又春风化雨。确实，任何一个人都会遭遇到苦难，这苦难无缘无故，可是，我们哪一个人的胸怀不是被苦难撑大的呢？如果你被苦难伤害得胸怀越来越小，不惜以命相拼，不惜恶意报复，那你就真是太没有出息了，就反而沦落为兽、沦落为无赖。可是，假如你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呢？那么，你也就恰恰就在这样的与苦难的遭遇中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了。犹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头掉到井里的驴的故事，当时，因为实在救不出来，众人就说算了吧，往里面丢些石块和土，把它埋了吧。没有想到，丢着丢着，驴却自己款款然地从井里出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所有丢下去的石块和土，都被它全抖到脚下，垫在脚下了，于是，它反而就从里面出来了。显然，冉·阿让就是这头驴。面对伤害，他没有变成伤害别人的更坏的坏人，而是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结果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好人。这个结局，无疑与《水浒传》的结局完全不同。

再如，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另外一位西方人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人就是当代的约伯，这个人的故事也就是当代的“传道书”。

这个人的故事来自西方的一部著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他的名字叫做安迪。安迪是一个银行家，因为法院的误判，他被抓到监狱，跟冉阿让一样，也被关了十九年。那座监狱的名字，就叫Shawshank（肖申克）。我看到台湾的翻译，是“鲨堡”，有点荒诞，但是却简明扼要，肖申克监狱，不就是一座 “关着鲨鱼的堡垒”吗？不过，与冉阿让不同的是，由于没有放弃对于爱与信仰的渴望，安迪在监狱中没有去审判上帝，恰恰相反，他是去耐心地等待生命中属于自己的辉煌，去倾尽全力地为爱和信仰奉献，最终，他赢得了救赎。因此，我经常说，《肖申克的救赎》，写的是监狱，其实是人生，写监狱的越狱是一种比喻，比喻的，是人生的越狱，是从自己心灵的黑暗所铸就的动物性的地狱中越狱而出。而且，人生永远是在越狱的路上，也永远是在越狱的过程之中。

前面我说过，海德格尔说人生一种“被抛”状态，安迪也是如此，他的锒铛入狱，就是“被抛”的，无缘无故，但是却必须接受。然而，安迪却成功地将“被抛”变成了一场漂亮的“救赎”。电影中有人开了一句玩笑，说肖申克没有罪犯，本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谁进来了都没有希望，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被误判的，就可以被救赎，因为谁都不是罪犯，但是，进入了肖申克以后，就都会慢慢成为罪犯。可是，安迪后来再次有意地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却是在说，无论是谁，在肖申克中的所有人都将得到救赎。这样的话，让我们想起《鲁滨须飘流记》中野人星期五问及鲁滨逊的一句话：上帝为什么不消灭魔鬼？鲁宾逊的解释是：魔鬼和人一样。因此，不论是在肖申克监狱，还是在家里，总之我们都是在赎罪。而且，只要我们心怀希望，而且不放弃希望，我们就会被救赎。

也因此，在19年的时间里，安迪从来就没有放弃爱，也没有放弃信仰。他挖通了一个在瑞德看来即便是600年的时间都不可能挖通的地道；他每周写两封信给相关政府部门，从不间断，直到为囚犯们争取到了建立图书馆的经费；他为大家赢得了坐牢以来的唯一一次由海利请客的啤酒盛宴……在牢狱里呆了三十年的瑞德对安迪说：“希望是危险的东西，它会让你发疯，在这种地方，千万不要有这种念头。” 可是，安迪却是怎么说的呢？“恐惧让你沦为囚犯，希望让你重获自由。”“不要忘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而且，“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电影中的瑞德在面对三次假释审查的时候，先后有三种回答，这是我经常要我的学生讨论的。因为我觉得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安迪对瑞德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可以曲折地看出安迪本人的所思所想：

第一次审查，“你因被判终身监禁已在此二十年，你感到后悔吗？”

“是的，绝对有，先生。我是说，我得到了教训，我敢说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不再危害社会。这是神的真理。”

结果，瑞德被拒绝。

第二次，“你觉得自己被改造了吗？”

“是的，先生。毫无疑问，老实说我已改过，我不再危害社会，上帝可以作证，真的改变了。”

第二次的回答和第一次如出一辙，结果可想而知：没有通过。

但是第三次，可以看到瑞德身上所出现的真正的变化：“你因终身监禁被关了40年了，你觉得你已改过了吗？”

“改过？让我想想，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没有一天我不感到后悔的，不是因为我在监狱，或者你认为我该这样，我回首过往，一个年轻的愚蠢的孩子犯了大罪，我想和他谈谈，我想和他讲讲道理，告诉他做人的道理，但已经不能了，那孩子已无影无踪，只剩下这个老人，我得这样生活下去。”

瑞德的回答和前两次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这才是他对于人生的真正洞察。显然，他已经成功地转过身去，不再关注过去的一切，而是去关注现在的对于爱与信仰的奉献。“我得这样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回答！

以上就是我们在西方文学中看到的两个故事，两个在中国文学中所无法看到的故事，它们不是个别的孤例，而是非常普遍，只是无数个故事中的两个，我挑选它们出来，只是因为它们是中国读者所最为熟悉的而已。不太熟悉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不也介绍说？“它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年版，第213页）不过，即便是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在中国的盲从、逍遥和反抗之外的东西，这就是：救赎。显然，从约伯和所罗门王开始，西方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探索的努力，因此，它轻而易举地跨越了盲从、逍遥与反抗，最终成功地走向了让人可以得以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救赎。

救赎，是人类在面对苦难之际的第四条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令人叹为惊奇的是，面对苦难，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态度竟然截然不同。

首先，他们是心悦诚服地接受。

在西方人看来，反抗有限，此路不通。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而“无缘无故”自然也就是没有办法战胜的。如果有缘有故，那么你当然就有可能找到源头，能够找到源头，你也自然就有可能战胜它。然而，有限性却是完全“无缘无故”的，它完全不同于生活中的那些 “困难”与“灾难”，那都是有缘有故的，而它是“苦难”，是“无缘无故”的。因此，无论你再怎样去努力，再怎么去奋斗，最终的结果都一定只有一个，就是失败。

这就类似那个著名的俄狄浦斯悲剧。俄狄浦斯的聪明，堪称人类之最，只有他，才轻而易举地猜出了斯芬克斯之谜。但是，在猜出了谜底是“人”之后，“人是什么？”“自我又是什么？”随之又成为新的困惑。遗憾的是，这次他却开始懵然不知了。结果，无缘无故的苦难开始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最终，他犯下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人类是“无知”的。可是俄狄浦斯的聪明却在于以为自己“有知”，结果，斯芬克斯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毁灭了他。其实，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永远是零，再努力也不行。最终，你还是会输在“无缘无故”四个字上。当然，如果有“缘”有“故”，你就可以找到源头，你就可以战胜它。 可是，它无“缘”无“故”。“无缘无故”，你也就无可奈何了。

于是，与中国不同，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西方人走向了心悦诚服地接受。

正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里尔克在《沉重的时刻》中所描述的 ：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不过，其次，西方人也并没有止步于对于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全盘接受。他们的做法是：转过身去，把自己的全部所作所为都倾注于对于爱和信仰的奉献，从而最终得以在置身边缘情境之时得以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中国的女作家张爱玲对西方的《传道书》别有理解，而且非常深刻。其实，关于《传道书》，张爱玲还曾谈到更多的见解，她说：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尽管对于《传道书》中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也深有感触，而且就像有了新发现，可是，却也往往会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落花流水，于是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的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可是，西方人却不同，在无缘无故的苦难背后，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例如，在西方的《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中国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身上，就存在着“虎气”和“猴气”之间的区别。孙悟空，这个“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猴为亲”的自然之子，这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中国的文化英雄，被压在了五指山下五百年，其结果，是他的恍然大悟：目的是没有的，顺从就是一切；意义也是没有的，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就是哪里，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是“为活着而活着”！因此，他的结论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可是，堂吉诃德却完全不同。这个西方的爱之子、信仰之子，在“无缘无故”的苦难面前，他的态度不是顺从，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在他来说，人生永远都只能是“为爱与信仰而活着！”结果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完全的失败了，更没有像孙悟空那样荣获什么“斗战胜佛”之类的光荣称号。甚至，我们还会去笑话他。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笑堂吉诃德的过程中发现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可笑，发现的也是理想、爱和信仰的不可笑。真正不可战胜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而是人类的尊严，而是爱和信仰。这才是《堂吉诃德》所要告诫我们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旧并非堂吉诃德的中国。而仍旧是孙悟空的中国。

进而，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西方人甚至也没有中国的苏东坡那类的“聪明”。

苏东坡是一个中国的少有的聪明人。当年，他在爬山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树木掩映的山巅小亭，于是，就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顿时，在“无缘无故”的苦难面前，他感到自己有如脱钩之鱼。于是，庄子的“大鹏”化身为苏轼的“孤鸿”，它“偶然留指爪”、它“那复计东西”、它“拣尽寒枝不肯栖”。这就犹如禅宗在被问及“何处来，何处去”的问题时。公认最最聪明的回答竟然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在“有限”之中，中国人似乎总是能够找到温馨的安慰，能够得到安慰，哪怕是禅宗的“空”，也并非一“空”到底，而是空有不二，空不异有，有不异空。

各位一定记得，在三国赤壁的故址，苏东坡曾大发感慨，这感慨毫无例外地赢得了后世所有中国人的芳心。最终，在国人的心目中，这也应该就叫做战胜苦难了。可是，这其实仍旧是虚妄的。因为，在大发人生短暂的慨叹时，苏东坡所选择的参照物是完全错误的。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面对人生的短暂，他们往往是以山河宇宙的永恒来加以对比，可是，山河宇宙又何尝永恒？从绝对的眼光去看，它和人生一样，都不过是时间中的一瞬。只是从相对的角度去看，它才是永恒的。因此，山河宇宙和我的人生一样，都是有限的，也都是虚幻的，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参照系的错误选择导致了中国人的自我欺骗，也为中国人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去遮蔽“无缘无故”的苦难提供了可能。然而，困惑却依然存在，因为，山河宇宙都并不永恒。

真正永恒的，是人类生存的意义，也就是爱与信仰。看一看西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说的：“现在请你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灵魂的不朽和上帝是同一回事，同一个意思）。那么请问，既然我在世上终归要死，我何必要好好活着，积德行善？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假如我只靠自己的灵活与机智去逃避法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皆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第356页)

由此，在西方人看来，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去倾尽全力地为爱与信仰奉献，才是真正的永恒，也才是真正的战胜了“无缘无故”的苦难。因为，就人类而言，挑战“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只能是、也必须是“无缘无故”的爱与信仰。

还是那个伟大的诗人里尔克,他在《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中这样地提示着我们：

“我赞美！”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利，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象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确实，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我们所应为的与我们所能为的，其实就是这样：毅然地、华丽地转过身去，然后，大声地对自己说，也大声地对世界说：我赞美！因为，就人类而言，挑战“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只能是、也必须是“无缘无故”的爱与信仰。这就是那个“无缘无故”的“我赞美”。

至于西方为什么能够如此，从这次讲座的主旨出发，我要强调的，还是宗教的原因。

简单而言，这一切正是基督教的一神教的特点导致的。

具体来说,尽管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多神教与一神教都无可指摘，但是，如果就对于信仰的拓展与对于社会的影响而言，那就必须要说，多神教的根本缺憾是明显的。这缺憾，我在前面已经剖析过了。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在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却截然不同。

作为一神教，基督教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统摄一切的力度与高度的出现，更意味着终极关怀眼光的出现。

作为一神教，基督教沿袭犹太教与天主教而来（因此我在讲座中选择的例子中才没有仅仅限于狭义的基督教文化，并且把实现“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作为西方文化的普遍特征），但是又远为深刻。

犹太教的精髓就在于一神崇拜，它提倡的是唯一神，因此，它才能够将散布各地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凝聚起来。“原罪”，可以让历经不幸的犹太人能够对自己有个交代，“选民”，更是让犹太人的未来有了保障。因此信仰也就成为犹太民族历久弥坚的财富。犹太民族的坚忍不拔、犹太民族的强大凝聚力，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基督教的起步也由此开始，不过，却又在此基础上做出根本转换。它坚持了一神教的优点，但是把选民变成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使得追随者从犹太民族扩展到了所有人，遥遥开启了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源头。“原罪”也被大大拓展。犹太教也关注原罪，但是却更看重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签约。可是，一旦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也就不会热衷于灵魂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恪守着那份签约就一定会得救。基督教不同，它关心原罪的清洗，关心赎罪，由此，也就必然会关注灵魂。这样，重要的就不是意在强调罪人这样一个事实，而是要昭示这样一个希望：每个人都有可能重新做人，因此从“千禧年”转向了“救赎说”，也从犹太教的祭祀和律法转向了内在的信仰（基督：我喜爱怜悯，不喜欢祭祀）、从犹太教的效果论转向了动机论、从犹太教的直观性转向了形而上学（在犹太教的肉身之外，希腊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督教提供了精神）。而且，基督教对于原罪的强调不但改变了个人的身份，而且还改变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基督不再是复国救主而是灵魂救赎者）。不是罪与罚，而是爱与被爱（犹太教是复仇，基督教是爱），成为了更为基本的关系。而且，从无形的圣灵——上帝转向有形的救世主——耶稣，至高无上的信仰也得以肉身化了，从而有了更多的普及空间。

基督教对于天主教的转换也值得关注。

基督教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教会。人所共知，它经历了两次大分裂，一次是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另一次就是是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就后者来看，简单而言，天主教强调教会、神职人员、圣事等中介的重要作用，但是基督教却强调“因信称义”，也就是在蒙恩之外，还可以因信，而且，《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信徒可以藉此直接与上帝相遇，因此而越过了天主教坚持的教会释经权。

具体来看，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所带来的根本转换是：

首先，为爱与信仰找到了出口，走出了神的迷宫。一切都不再是神，不再是一个神的战场、英雄的战场，而成为被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成为受造的世界，并且因此而出新了管理的问题（社会科学）、规律的问题（自然科学）、意义的问题（人文科学）、审美的问题（美学）。由此，上帝成为绝对的、无限的，而不再是相对的、有限的。

其次，人不再是万物中的一分子，而是万物之灵。自然成为一个对像，成为偶然和被造，人则要为其负责，同时，动物也与人区分开来，人可以被拯救，动物却不能。这样，人也就离开世界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成为上帝的肖像，成为上帝的子孙。上帝也只与人对话，人类因此而获得了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体而去独自面对绝对而唯一的神的，每个人都是首先与唯一的神发生关系，然后才是与他人发生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先于人与人的关系，由此，也就有了自由意志的问题。

最后，神成为唯一。一切都只有它才能够做到，而且，一切也只有期待它，倘若它不出手，那也只有继续期待。于是，宗教不再是一场交易，而是一种期待。受苦，因此而有了意义。因为靠上帝去支撑，而且上帝不会忘记回报（工作也成为一件快事）。中国常见的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因此也就都不常见到。爱，也因为有上帝的支撑而成为常态。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光辉未来，引领着人生并且成为人生的全部。

与此相应，历史也从有限走向了无限，并被附加了目的、意义与价值。爱因斯坦说过：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宇宙。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基督教。这样，曾经的历史是循环的，无始无终的，而现在是了直线的，也有始有终了。自然，开端意味着理由，理由的出现就是历史的根据。同时，开端也意味着希望。于是从命运到天佑，古希腊的宿命被基督教的希望取代了。最后，进步的观念应运诞生。有著名作家说：生活在别处，其实，历史也在别处。于是，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成为人类精神的历史，它是人类从有限走向无限的故事，也是人类从相对走向绝对的故事，总之，是从心路历程走向天路历程从尘世走向天国的故事.。

这样一来，区别于中国文化的自在与逍遥（有缘有故的苦难与有缘有故的爱）的“乐感文化”以及印度的苦难与解脱（无缘无故的苦难与无缘无故的放弃）的“苦感文化”，西方文化走向了原罪与救赎（无缘无故的苦难与无缘无故的爱）的“罪感文化”。

我们看到，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西方文化起码在三个方面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强调人应离开自然本能而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对自己加以评价，所谓灵与肉，也就是不从“肉”的角度来评价自身，而从“灵”的角度来评价自身;不从自然世界的角度来评价自身，而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评价自身。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阐释世界的模式，这种阐释世界的模式发现了这个社会不但有自然的异己力量，而且社会也在成为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无缘无故的痛苦”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怎样去战胜它呢？西方走向了“无缘无故的爱”，也就是走向了从精神上重新界定痛苦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是把无限提升到了绝对的精神高度。它把古希腊的自然的人变成了基督教的精神的人，这时人就成了一个终极关怀的象征，成了无限性的象征。这时西方人就像我过去跟大家说的那样，他们悟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人需要先满足超需要，然后才满足需要；人只有实现超生命，才能实现生命。

第三个方面，是强调了在信仰中获得救赎。什么叫在信仰中获得救赎呢？那就是它发现了人的有限性，也发现了人是无法走出“无缘无故”的苦难这一悲剧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去赌信仰存在，赌上帝存在。也就是靠“赌”的办法去在信仰中获得救赎。“赌”，把精神从肉体中剥离了出来，和上帝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关系。于是，也就赋予了人的精神生命以一种高于世俗秩序的神圣秩序和独立的价值。因此，不论是起初的“信仰后的理解”，还是后来的“理解后的信仰”，总之是信仰不变，也就是对于精神力量的高扬不变。结果，西方基督教通过对于上帝的信仰而升华了人的存在。使人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

而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在基督教中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神的关系所取代。人首先要直接对应的是神，至于与他人的对应，则必须要以与神的对应为前提，由此，现实的无缘无故的苦难，对于首先关注人与神的关系的人来说，就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也没有必要去闭目不视，是什么就是什么，无缘无故就无缘无故，又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前面在《约伯记》中所看到的一切，既然一切都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而且，既然一切也只有期待它，那么，也就一切都听命于它，在苦难面前，倘若上帝并不出手，那也只有继续期待。于是，在中国人看起来几乎是如丧考皮的“无缘无故“，在西方人看来，却竟然是再自然不过。

进而，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么，复仇、倾轧，就都是必要的。恶的循环历史也就是必然的。可是，假如人生有无数次呢？那么，不去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于是，真正的审判也就随之转向了天国。试问，是自己去私立公堂去宣判（这就是中国的“快意恩仇”之类的现世报），还是期待着末日的审判？选择是明显的。何况，因为人与神的关系先于人与人的关系，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不去计较尘世的恩怨，而去倾尽全力地为爱喝信仰而奉献，也就被禀赋了深刻的意义。受苦，因此也有了意义，更有了重量。因为有上帝在背后支撑，而且，上帝是不会忘记回报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传道书》中的“敬畏上帝，谨守它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就是这样，人之为人在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中实现了“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人的无限本质和内在神性因此而得以被揭示，精神的人也因此而具有了绝对的意义，人，不再是一个“行者”（例如孙悟空），而成为一个 “信者”（例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主角），心路历程转而成为了天路历程。

各位朋友，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之间面对苦难和受难的不同态度，苦难与受难为什么在中西方会引发不同的反向，在西方，苦难和受难为什么可以成为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化蛹为蝶的一个契机，在中国，为什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的初步思考就是如上所述。

限于今天的讲座的时间毕竟有限，本来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却也只能先说到这里了。

“更多的话”，请各位和我一起期待我近年来正在撰写的新著《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

谢谢张远来牧师的热情邀请！

衷心地祝福各位！

在即将结束讲座的时候，我想说，像《悲惨世界》里面的冉阿让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期待着“再生”；同时，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瑞德一样，也像安迪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也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也都在面临着精神的越狱。

为此，我希望能够像大主教告诫冉阿让的那样告诫各位：

“从今以后你的心就是属于上帝的了。”

我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像瑞德那样的告诉自己：

 “我得这样生活下去！”

人生是残酷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是，只要我们带着爱上路，带着信仰上路，就终将被救赎！

为此——

让我们从现在就上路、从现在开始!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2014年6月14号，广州

[1] 安徒生：《安徒生童话集》，第141页，叶君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

[2] 茨威格：《人文之光——托尔斯泰》，第144页，魏育青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

[3] 伏尔泰：转印自魏施德《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第151页，李贻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4] 卡尔·雅斯贝尔斯，转印自魏施德《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第264页，李贻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5] 屈原：《离骚》。

[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卷，耿济之译，第4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 《论语·述而》。

[9] 慧能：《坛经》。

[10] 慧能：《坛经》。

[11]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糟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4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