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捐献率仅万万分之三 基督文化应激发人超越肉体改善捐献氛围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届时，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伴随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了这一消息。

中国的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70年代，然而到了2003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数字还是个0，2010年全国只有不足100人完成了器官捐献。今年10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然而那幸运的1万人，获得的器官供体也充满了外界的质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死刑犯，其余的一小部分来自于亲属间的活体捐献。

截至今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13.6亿人口的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03/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在仅有4千多万人口的西班牙，2007年捐献数量就已达到1550例，器官捐献率为34.38/100万人口。美国为26.5/100万人口，欧盟17.8/100万人口。

但即使在器官捐献率较高的国家，每年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没有及时进行器官移植而死去。而且人体器官短缺导致人体器官贩卖猖獗。比如，1997年，美国新奥尔良发生旅游者被下毒后尸体被贩卖。1995年，埃及开罗发生两所孤儿院蓄意造成25名儿童死亡，尸体被卖给医院。在这些事件背后还隐藏许多着不为人知的人体器官非法贩卖。

其实谈到器官捐献，会涉及到伦理、法律法规、运行机制和捐献体系等一系列方面问题。对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为何如此之低？社会各界人士各有各的看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肾脏病专家黎磊石认为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没有制度土壤，它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

据了解，目前国内没有一套完整的器官捐献模式，可以依据的仅有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而国外器官捐赠登记率高的背后是各国明确的法制保障、政策倡导以及完整的器官捐献体系。目前，美、英、法等国都专门通过修改法律或签署协议来鼓励器官捐赠。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副主任杨国安则认为器官捐献最关键的问题是伦理观念和社会心理。我们需要尊重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对于那些传统文化中的陈腐观念就应当摈弃。

“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损毁”，“入土为安”，这些千古遗训影响人们崇尚身体、崇尚完尸，身体神圣不可侵犯。杨国安认为，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千古遗训与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是那样不可调和的较量着，这种较量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较量，是愚昧落后与科学发展的较量。

黎磊石和杨国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指出了制度和传统伦理观念这两个主要问题。对于器官捐献，一方面国家需要建立起来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捐献制度和体系，并对器官捐献进行宣传和推动。但另一方面面对并解决传统观念的壁垒，使人们能够克服观念和情感上的障碍。那么，对此，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

圣经传道书12章7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　神。”基督徒相信肉体的死亡不是结束，因为灵魂永恒的。而且，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爱，耶稣为了世人的过犯而献上自己的生命，向人们显明了神的爱。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较高的捐献率，除了法律和制度外，笔者认为与基督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中国的基督教会、团体或个人有理由带着积极促进或参与到这项美好的事情中，自愿无偿地捐献。

神所创造的是一个有生命有气息的世界，而在生命背后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牺牲和奉献。圣经强调，“施比受更为有福。”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得到，更在于给与。科学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世界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人们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成为一体。一个垂危的生命正在等待拯救，而你出于爱的捐献就可以帮助对方获得新生，同时打击贩卖器官牟取暴利的黑市，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美好和奇妙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