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内杂志《麦种》刊登了一篇名为《圣诞节在中国教会的沿革》的文章,文章中描述了马礼逊入华二百年之际,圣诞节在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麦种杂志采访了十几位基督徒,从他们对不同时期的圣诞节的描述上,可以看出圣诞节在中国的变迁,也看出中国教会在这五六十年时间里的变化。
解放前,各地教会的信徒都不多,但过圣诞节却是非常热闹的,那时礼拜堂里张灯结彩,孩子们上去表演节目,主要是唱诗,也有跳舞,半夜里几个弟兄姐妹出去到各人家里敲门报佳音,说:“耶稣基督降生了”,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几年。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教会开始遭受逼迫,礼拜堂关门,一些爱主的信徒不愿停止聚会,于是开始在信徒家里举行秘密聚会。文革开始后,教会处境更加困难,聚会经常受到冲击。但弟兄姐妹过圣诞节的愿望却并没有因着环境恶劣而失去,他们没法大声唱诗赞美庆祝圣诞,就藉着吃圣诞酒来庆祝。
一位阿婆说那时弟兄姐妹在她家里聚会,有一年的圣诞节,她一家和隔壁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吃圣诞酒,所谓的圣诞酒只不过是面条和年糕,大家围坐一桌吃。
另一位阿婆回忆起当时吃圣诞酒的情景时,非常感恩,因为有一位家里举行聚会的姐妹摆圣诞酒时被派出所里的人给阻止了,那些炊具都给搬进去了,而她家摆酒却一直都没有受到什么阻挠。只有一次被邻居举报,派出所的人过来了,也只是说:“快点吃,早点收拾好”就走了。在她家聚会的那些年里,圣诞酒没有中断过一次,每次都有七八桌,钱拿多少都是自愿的,个别很困难的信徒就不收钱。圣诞节那天都分圣诞果,买些柑、桔、花生、橄榄之类的,用纸包起来,分给弟兄姐妹和邻居。对于平时很少吃零食的小孩子来说,一包圣诞果可以让他高兴好几天了。
到了七十年末,教会环境释放了,聚会慢慢公开化了,过圣诞节也不再偷偷摸摸了。那时在一个弟兄家里连续举行了十来年的圣诞庆祝聚会,有好几次都是连续二天二夜庆祝,十几个聚会点节目汇演,参加聚会有几千人次,弟兄姐妹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带过来,借此机会让他们接触基督教,了解基督教,结束时发圣诞果、圣诞饼。那时的节目水平都不怎么高,有些自娱自乐性质,弟兄姐妹是怀着表演给主耶稣看的一颗单纯的心,踊跃参加表演,聚会的气氛是很火热的。
一个弟兄那时曾经在邻县教会圣诞聚会讲过道。他回忆说那次是全县各个聚会点合会,大约有上千人聚集在一个空地,搭起雨篷和舞台,在三天时间里既有讲道又有节目,节目主要是诗歌,让弟兄姐妹生命得到很大的造就。这样的庆祝聚会有点象培灵会,主要是为了让弟兄姐妹灵性得到培植。
八十年代的圣诞庆祝聚会比较注重灵性的造就,节目内容基本上是培灵激发性的,这和当时教会奋兴会、培灵会开得较多是一致的,圣诞节也就做为一次特别的聚会,藉着节目形式来互相激发,彼此勉励。一些节目演得虽然不是很专业,但因为弟兄姐妹表演得很投入,祷告也很迫切,所以圣灵大大工作,演员和观众都受到很强烈的感动,泪从心出,一个节目往往就是一篇讲道,一个庆祝聚会往往就是一个奋兴会或培灵会。那个年代的节目演出可以说是内容重于形式,灵感重于演技。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外来民工不断涌进城市,城市教会开始向民工传福音,圣诞节成了向民工传福音的最佳时机。一些教会利用礼拜堂的设施在堂里举行圣诞福音晚会;有的教会则走出去,在露天举行圣诞福音文艺布道会,一个教会几年前曾在江边堤坝上举行过一次圣诞福音文艺晚会,那天晚上天气很冷,风又大,但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产生的热气驱散了寒气,整个会场气氛非常热烈;有的教会则组织弟兄姐妹上街或到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分发福音单张。
可以说九十年代圣诞节最大的亮点是布道,这和八十年代是截然不同的。教会开始意识到福音工作的重要性,掀起了一股传福音的高潮,城郊地带的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向民工传福音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圣诞福音聚会每每人山人海,许多民工接受耶稣基督,圣诞聚会成了得人如得鱼的聚会。
九十年代后期,教会的圣诞节目水平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因为人们的欣赏要求高了,教会的节目也水涨船高,特别是剧本的创作和表演,一些教会创作排演的生活剧,内容贴近生活,表演得也非常真实精彩,不管是对信徒还是对福音朋友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给人以启迪和警戒。一些教会把前几年的圣诞节目搜集起来印刷成册,以供交流,这些节目创作可以说对教会文字工作的起步起到了一定的催产作用。
今天一些基督教网站上的圣诞节目形式较齐全,有三句半、快板、相声、朗颂、小品、剧本等,有的已经有些接近专业水平,基本上都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创作的,正是圣诞节对节目年年不断的需要,才使一些弟兄姐妹拿起笔来去创作,不断推陈出新,可以说是圣诞节的演出需要使教会涌现出一批写手,虽然水平不一,但这种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圣诞节演出也使教会中艺术人才得以培养起来,一些教会也就是在九十年代开始组建诗班,建立诗班首要目的当然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庆祝,其次才是为婚礼。这方面农村教会比起市区教会更有条件,有的教会甚至组建起乐队,圣诞节的演出水平和舞台效果不断提高,这也带动了追思礼拜的传福音工作,一些农村教会举行追思礼拜时一套音响设备运过去,一套精彩的节目带过去,场面很大,引来许多人观看。这些可以说都是圣诞节的副产品。
圣诞酒在九十年代开始也被赋予传福音的使命,一些教会开始在酒店里摆圣诞酒,弟兄姐妹往往一个人买一桌的票,把全家都叫过去吃,或把朋友叫过去吃,在吃圣诞酒的同时教会也安排节目演出,要藉此机会传福音,但在这样一个吃喝的场合,到底有多少人会安静下来去听去思想,到底有多少福音效果,不得而知。中老年人这种圣诞酒情结是比较深的,毕竟他们在文革期间这么恶劣的环境下都坚持下来了,不吃是不可能了,但青年人却对此并不怎么在乎。
文章中提到,“到了二十一世纪,教会的圣诞节过法除了继续坚持传福音的主题外,还应该有哪些新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圣诞节要继续作为发展基督教文艺(文学和艺术)的途径,还要作为教会向时代展现基督的爱的一个途径。教会应该将视线转向这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教会纪念基督的降生,首先是纪念他的贫寒,在纪念基督的同时,也当纪念这个世界上许多贫寒的人们。在这个天使向寒微的牧人传报大喜信息的夜晚,教会应该向无数站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发出基督的爱,向他们伸出温暖的手。
这个时代太缺少人和人之间的温情了,如果教会在这个大喜日子为那些贫穷可怜的人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将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感动,令世人对教会更有好感,这将更有助于教会传扬福音。
文章总结到,“文艺福音是一种途径,但爱心的服事或施舍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只有这样,圣诞节才会对中国教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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