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1世纪的利玛窦式人物”雷立柏（上）：我希望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

提起中西交流史，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是利玛窦。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在1583年即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到达中国，此后余生28年一直在中国服务，并最终埋葬于这片土地上。

作为先驱式人物，利玛窦一方面是首次把西方几何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因此被誉为是“西学东渐第一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位阅读和钻研四书等中国经典的西方学者，藉着他的翻译，西方才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国古典的魅力。

与此同时，他在翻译圣经时极为尊重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深思熟虑后特意选取了诗经中的“天主”一词来使用；并且他在传教上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思想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处境化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其睿智与练达。

逝者已矣数百年，然而中西交流的重要性却在时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愈发凸显，对其要求也愈发深刻与广博。

如此时代背景下，雷立柏（LeopoldLeeb）这样一位故乡是奥地利的宗教学者1995年就远道而来到达中国北京，一方面学习中文经典、沉浸中国式生活，一方面又潜心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西方古典文学的教学，并从事基督宗教历史与神学的深入研究，目前又开始筹划着将中国宗教学者的著作翻译为英文，并且积极创造新方式让汉语走向世界。可以说，他的生活范式颇有当年利玛窦的风采与韵味。

雷立柏说，利玛窦是他的精神上最好的朋友之一，遥想数百年前的时代利玛窦如何面对那许多的艰难与挑战时，总是无言之间给他许多安慰与力量。

的确，虽然时针今天已经指向了21世纪，飞机、电视与网络让硕大的地球都已变成了“地球村”，但中国和西方彼此仍旧不那么熟悉和了解。

只不过和数百年不同的是，今年地理上的距离已不再是问题，但语言的鸿沟却使两者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仍旧十分艰难。

虽然时下中国“英语热”几十年来仍持久不息，世界各地也逐渐在发酵和涌现出“中文热”，但这并不能真正弥补语言带来的鸿沟。雷立柏介绍说，因为在他看来中文本来就算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再加上西方语言的背后其实涉及到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等许多原文的演绎，如果不学习这些原文，那么中国永远无法深刻地理解真实的西方；而如果寻找不到可以搭界西语的方式，中文也很难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让世界共享其美妙。

“我就是希望成为一座桥。”当被问到人生使命时，雷立柏如此简洁而形象地对基督时报的同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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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从未想过中国“一来我就知道来对了，我爱上了中文，我上瘾了！”

事实上，20岁之前的雷立柏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来到中国、爱上这里并在这里生活，今天想起来，他仍觉得恍如隔世。

生于传统天主教家庭，雷立柏受父母影响很深。父母二人都十分看重志愿服务，并曾经专门去非洲从事医疗服务3年之久，这给他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记，其人生规划也是大学毕业后就去非洲做志愿者，因为他的天性也是很喜欢帮助穷人。

没有想到，天意总是高于人意。大学时他恰巧得到一次去台湾辅仁大学学习的机会，因为对东方哲学的浓厚兴趣，他计划前往。刚刚说出计划，周围亲朋有一些劝他：“别去了，中文可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听这话，反而激起了他的年少斗志，“越难学越想学，我不怕挑战”。于是，就到了台湾，“一到那儿，我就知道我来对了，我爱上了中文，我上瘾了！”他尤其梦想着，如果能够原文读懂了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那该有多么美好。

1991年从台湾回国时，雷立柏途经香港来到北京呆了两周，“就在那两周的时间让我爱上了北京。”回到奥地利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同时也坚持不懈地学习了3年中文后，他于1995年2月到北大哲学系读博士，师从中国当代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教授，并1999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张衡、科学与宗教》，这开启了他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之路。

随后到2004年1月，他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2004年2月以后，想继续在中国走自己学术道路的雷立柏给北京三所顶尖的大学写了自荐信，尤其提出自己可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对于他这样特别的自荐，一所大学并未当回事，还有一所大学希望他教自己的母语德语，这让他感到沮丧，唯有中国人民大学非常看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赶紧邀请他来这里开课。“第一年的时候，我和学校都很担心，因为害怕没有学生报名，这课没有办法开。”不过，现实给了他最有力量的鼓励，第一年课顺利开成了，学生都表示很受益；直到今天，他每年的课都没有断过。

而且，一些学生还把雷老师的课搬到网上，并在在豆瓣上成立了一个“雷立柏小组”，吸引了虽然很小众、但却十分忠实的拥趸，彼此分享雷立柏的课程表及自己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心得和经验。许多粉丝帖子里面说到，其实最开始对这几门语言毫无概念，完全是因为雷立柏对这三门语言重要性的宣讲、以及他无比的热情和责任心感动和吸引了他们投入进来并坚持前行。“雷老师是个好老师”，在豆瓣组里这样朴实无华的留言，你可以看到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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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年潜心希伯来、希腊语与拉丁语教学“三个语言我都想教，因为都太缺乏！”

看到点滴积累逐渐带来的转变，雷立柏无比感恩。他说，原文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标准，可以检验一个民族对原文古典的重视度，“学习这些古代语言，是了解西方文化精髓的钥匙所在。”

无论上课中，还是交谈中，只要一谈到这三门语言，有一句相同的话雷立柏已经说了数百遍，幽默、诙谐之中却蕴含着朴素而真挚的信念：“不学习古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你就不能明白西方文化博大精深。”

他对比了日本和中国在研究这些原文的道路，感叹说中国的道路尤为曲折，因为经历了多次不得已的中断，所以今天的基础仍旧十分薄弱。“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1890年代就开始研究拉丁语、希腊语等原文，然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断过。日本人研究这些非常认真，比如哲学等很多概念都是他们介绍过来的，中国人后来也拿过来这些词汇使用。”

而中国因为过去100多年动荡的历史，一直很难有稳定安静的环境而逐步积累。雷立柏介绍说，事实上，中国17世纪已经有一些去意大利留学的人物，比如郑玛诺（1633-1673年），他在意大利学习10年，1670年回中国，还有1707-1717年在意大利都灵学习的樊守义，但这些都是被遗忘的早期留学生。他们的拉丁语非常好。在晚晴时也曾出现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的专家马建忠先生，和他的哥哥马相伯；他们一起编撰的《马氏文通》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借鉴了拉丁语等西方语言的语法学，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块基石；而马相伯的学生中就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学者：梁启超和蔡元培，他们在上海也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但由于时局动荡，两人随后都投入其他重要的事情中，不了了之。

另外一个希腊语的专家是司徒雷登先生，他1908年到1918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教过古希腊语，并编了一个希腊语的词典，希腊语、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并列，“这非常实用，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过这个词典，但现在你买不到了，这本词典已经中断了”，雷立柏遗憾地说，“这本词典1919年出版的，现在100年了，多么珍贵，为什么不再版呢？如果我有钱的话，真想马上再版这么宝贵的词典。”

随后，真正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希腊语学者”也许是周作人，因为他非常喜欢希腊的悲剧喜剧，于是自己研究和翻译，但当时的环境是他被打成右派，生活极为孤独和苦闷，并且即使翻译出来也没有人出版，到现在也是很少人知道。

比较有影响的中国拉丁语学者是谢大任先生，192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教授。毕生致力于英语和医学拉丁语的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诲人不倦。他所编撰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也是难得的经典之作，1988年曾出版过，现在也是已经寻不到了。

“虽然中国曾经出现一些对古典原文有研究的杰出的学者，也做了词典，但不能继续。因为后来这些学者都忙着别的事情，这样宝贵的学术传统都中断了。”雷立柏无比惋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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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文的学习，1年根本不够、需要3年、5年；研究更是如此，不是10年就能出来结果，是20年、30年、40年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雷立柏介绍说，自己也是教学教了10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后，才敢战战兢兢得开始编撰词典，前4年，他编撰的拉丁语词典才出版了，成为中国少有的几本古典语言词典。但他编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还没有出版。

“我最感谢上帝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稳定，我现在所在的学校也是长期聘请我，唯独这种长期的教学才会有效果。因为100个学生里面可能才有3-5个学生有这样的才华、兴趣，才有可能成为希腊语专家、拉丁语专家、旧约专家等，但你要找到这些人首先需要给100个人提供课程，而且可能需要等待10年的时间。”雷立柏感恩的是，虽然说目前整个环境是鼓励人学习甲骨文、书法、英语，没有人关注和鼓励你学习西方古典学和西方古代语言，但毕竟逐渐愈来愈多的人关注到如果不学习原文就无法深入地理解西方经典、学术也很难达到真正的水平；而且10多年教学积累下来，他也发现几个未来很有希望的学生了，“现在有一批中国学生在国外进修，其中4个人和我保持联系，1个学拉丁语的、1个学希伯来语的、2个学希腊语的”。

说到他的学生，雷立柏无比欣慰，“我刚来中国时，根本不知道我要当一个拉丁语、希腊语的老师，因为当时很多外国人对我说‘中国人对这些根本没有兴趣，中国人不会学这个东西’。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很多中国人是很有兴趣的。”

但即使脚下的土在一点点松动，雷立柏仍旧感到无比大的缺乏，无论是拉丁语、希腊语还是希伯来语，“三个语言我都想教，因为我都觉得太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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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20年，“我最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下功夫学语言、坐下来编词典！”

“我在中国努力了20年，都是一个方向，就是让中国人更多重视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正是这样的信念激励着雷立柏，让他这样一个奥利地人在北京过着一种仿佛修道士一样的生活：每天就是忙碌于教学、研究和写书；除此之外，不逛街不社交，“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尤其是他对于写教材、编词典、翻译各种宗教与神学著作深有负担，“手头好几个主题的书都在同时进行，五六个出版社一起催你，每本书都得要在截稿期前完成，我不敢随便浪费生命啊。”

忙碌的他甚至不知不觉单身到了现在快要年过半百的岁数，甘愿放弃了婚姻和家庭，理由之一是他没办法离开北京：学生都在这里，稿件也要在这里完成并出版，而组建家庭就意味着他得回到奥地利。“成家会带来压力，如果有个妻子，哪怕是中国人，她都会要求我快一起搬回去奥地利，在一个安静、环境优美、舒服的地方养育孩子。”雷立柏说。对他来说，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就已经好像他的爱人一样，而他的书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如果没有人看书，学习语言，这些书也是白写了，不会再版：“我就怕我的孩子在中国会夭折，会死掉。”

不仅仅透过语言可以感受到雷立柏心中的迫切。最近几年，雷立柏自己专门设计了一种独特的T恤：全黑色、身前和身后正中央印着四排字体：分别是古拉丁文、希伯来语、古希腊语等四种原文的最开始的五个字母和汉语的“精神使人活”五个字。无论是上课还是生活中，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也许，他不仅仅在提醒周围的人关注这些原文，更在提醒自己时时记住和拥抱自己的使命。

雷立柏上课时身上的独特T恤很打眼。（图：基督时报）

如此辛苦委身和教学至今已经10年有余，学生群体逐渐扩大，也终于有出版商看到虽然市场很小众，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的教材和词典意义深远，于是出版了雷立柏使用和完善多年的教材和词典，让他颇有“开花结果”般的喜悦：“我从来没想过出版，之前都只是自己打印出来的”，他把刚刚出版的《古希腊语入门教程》捧在手里无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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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指着封面说到上面的标题是中文和希腊语并行的标题，不再像之前中文和拼音并行的标题，他作为作者的名字也是中文和英文并列的，而并不是之前只有中文，“我一直认为，翻译时不要把人名、地名等专用名都翻译成中文，要保留ABC的原文，我觉得这个封面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对比10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希腊语辞典就可以发现，上面都是中文和拼音。现在中文、希腊语和英文三种语言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封面上，这也算是10多年的进步。”

雷立柏指着《古希腊语入门教程》讲到封面中让他欣赏之处。（图：基督时报）

同时他编撰的一本小的拉丁语的词典也已经出版了，但是他并不满足，“这本太薄了，没有例句，这还不够，需要一个更好的，我已经变了一个和谢大任先生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一样好的，明年可能就会面世了；希腊语的词典也不远了。”

雷立柏坦言，“编一本词典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它是一个苦工，你需要坐下来至少5年的时间做这一个事情，你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查阅和整理很多资料，非常的枯燥和单调，而且很需要准确。所以这几十年，直到现在中国也还没有这样的成果出来。”之所以自己踏上先驱之路，不止一次编撰词典，雷立柏用中国一句人人听得懂的俗语给出解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毕竟，这样重要的工作需要赶快开始，而“难为自己”是一条看上去最难、却最容易的道路。而正是这样的精神让他所编著的数十本有关欧洲古代语言和思想、古典语文学、古代经典解释以及许多有关基督宗教历史和典籍的图书，在国内至今可以说几乎无可替代。

长期处于这样过程中的雷立柏也十分懂得“苦中作乐”，他随手在白板上写下一个“纽约 New York”的中英文单词对基督时报的同工介绍说，中国人都知道今天最繁华的都市纽约，少部分的人知道这个词中的York来自于英国的约克郡，但York到底什么意思呢？基本就没几个人知道了，事实上它来源于拉丁语的“象牙”一词，“人人好奇纽约的约是哪个约呢？其实就是‘象牙城’的意思。”他逐一推导出来、且乐在其中，“这就是我的乐趣。”

但雷立柏由衷说到：“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在原文上下功夫，有中国自己的学者可以出来、花5年时间坐下来编这样一个词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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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筹谋想要汉语走向世界“早就没回家的想法了，我都已经是个中国人了！”

除了“输入”之外，最近几年来他也愈来愈想着“输出”。他抱怨自己说，“桥”的本质就是双向沟通，而目前他这座桥有点过于“单向”了，所以他很有急迫感希望赶快平衡过来，因此他开始积极筹划把中国时下的杰出思想著作翻译成英文或德文，让西方更多认识。

今年，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书，内容是介绍中国学者刘小枫的早期思想；下一步他最想做的是把中国的宗教学者、哲学家、和他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何光沪教授的一些著作翻译成英文，“我认为何光沪教授的学术是国内最卓越的之一，但外国不知道中国有个何光沪，谁来介绍何光沪呢？谁来做？那么，这个人是谁？是不是该是雷立柏？”

他对基督时报的同工也坦言说到，其实他的时间也很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但如果现在不做，20年之后还得有人做，这样的使命感驱动着他更多地站出来担当。

最关注语言的雷立柏当然最忘记不了的还是语言。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一定得解决汉字的问题。

他介绍说：汉语发音虽然难，但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其实是汉字，因为4000个汉字至少需要6-10年才能记住，这样学习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读者或写文章的人，所以这已经让不少本来感兴趣的人就此止步了。“我每次回欧洲，总是鼓励我的家人要学中文，说中文太美了非常值得学，但他们刚打算学、开始接触汉字辞典时，就发现查偏旁部首都很难，而且偏旁部首里面没有音调，让西方人更是摸不着头脑，很难有动力继续下去，非常容易放弃。”

于是，雷立柏从语言学的角度发挥了“脑洞大开”的思考方式，给出他一个十分另类、但他认为十分科学的解决办法：“我的观点是汉语是不能抛弃的，但是汉字是可以简化的，因为已经有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的经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再往前一步？”

这就是他的一个改造汉字的梦：用一种新的方法写汉字，他随手就在白板上写下“礻lǐ”来代表汉字“礼”，他介绍说，左半边保留汉字最传统的表达意义的偏旁，右半边标注出拼音与音调，这样外国人可以从偏旁部首看出字义，右边的拼音和音调又可以解决外国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声旁的发音，由此克服汉字“可读性的问题”，去年他还把这样的研究发表在了相关的学术杂志上。

雷立柏在白板上演示他改造汉字的思路。（图：基督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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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笔者的错愕，雷立柏也坦言，的确很多中国人说无法接受，这样汉字还是汉字吗？但他觉得最关键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较为容易地流入外国人的脑袋，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古典，毕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汉语走向世界。他用孔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辞达而已。”

“这是一个科技化和新方式不断涌现的时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他眨眨眼睛，不失乐观地给自己打气说。

谈起未来的计划，他兴致勃勃，立志要把根扎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在中西之间架起更多彼此理解的渠道。

“面对这么多的工作，那您计划什么时候回故乡呢？”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雷立柏自然而然得回应说，“我都已经是个中国人了，我的家早就在这里了。”在雷立柏的心中，他自己早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国人。

刹那间，雷立柏朴实无华的回答让人想起400多年前的利玛窦，他也曾经是一入中国再未离开直至埋在这块土地上。

眼前的这位雷立柏教授，原来不仅仅继承了利玛窦的脚步，曾经在利玛窦身上闪耀着的心志也在他的身上散发着光芒。

笔者手记：

聆听一位中西贯通的学者分享语言和文化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谈到西方古典语言的精妙之处时，雷立柏教授随即拿起笔来就在白板写下几个词语，细致而富有逻辑的带你走进语言至深之处，领会其中的智慧与美妙。尤其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对中文经典和汉字的理解，常常让你觉得别有洞天。

然而，与此同时，一种尴尬带来的汗颜，然后是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的确，诚如雷立柏教授所希望的那样，最根本是需要有更多中国人自己出现学习西方原文、并且想法设法让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更多的变为世界性的财富。

“谁来做？那么，这个人是谁？是不是该是你呢？”笔者不禁想到雷立柏总是这样自问的一句话。一个利玛窦固然伟大，但他也需要徐光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样的中国本土人士把这样的事业继承过来，才能真正的开花结果、生生不息。

今天，我们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是谁呢？又在哪里呢？会不会就是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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