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1世纪的利玛窦式人物”雷立柏（中）：中国基督徒要开始重视圣经原文学习

西什库教堂是北京最大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之一。几乎每周六下午，这里总会想起阵阵读圣经的声音，台上的老师与台下的会众都神情肃穆，一字一句朗读、认真而缓慢；但最为特别的是，他们读的是古希伯来文原文旧约圣经《诗篇》和古希腊语的原文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的部分篇章。

这是语言学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每周常规的日程之一。每周六这个时候，他会在这上三个小时的免费公开课程，志愿教导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阅读原文圣经中，他还会仔细分析每一个词的语法形式，让每个人都能直接深入感觉到其中每句话的丰富意义。除了大部分基督徒之外，不少对这三门语言感兴趣的人士也慕名前来，体验原文经典的魅力。

雷立柏教授，奥地利人，1991年偶然来到中国北京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爱上了中文，于是1995年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中西文化研究之路，并且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文学院教授。他颇像是一位“21世纪的利玛窦式人物”，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进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三种西方古典语言原文的学习，并翻译国外文学与宗教、神学著作为中文；一方面努力希望把中国顶尖的宗教与学术思想翻译成英文与德文介绍给西方、并且努力让中文走向世界。

对他来说，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好像三个孩子一样，“我最怕自己的孩子死掉”，他希望中国人更多关注原文的学习，因为这对于中国了解西方原典和世界文化会起到无比深刻的作用。

作为一名基督教学者，他尤其希望中国的基督徒们能够关注这三种原文的学习。毕竟，这三种语言在西方传统中都被称之为“神圣”语言，圣经与许多神学经典都是由三种语言写成。翻译了西方多部神学经典与基督教词典的雷立柏最大的心愿之一是希望促进中国的基督徒更直接的靠近原汁原味的圣经、靠近多姿多彩的正统神学，把信仰建立的更有根有基。

日前，基督时报邀请了雷立柏教授，请他分享了多年来的学术成果，以及他根据基督教会历史与经验对中国基督徒的建议，包括在基督教本土化、社会伦理等，与此同时，他也从历史的角度谈了对基督教研究的看法，并且饱含热情地介绍了他独创的“寻根字”的汉字新写法：“世界用的汉语”，他希望借此让汉语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分享中，他尤其呼吁说，中国基督徒要开始重视圣经原文的学习。对此，他甚至拿出耶稣的时代对比，说耶稣的时代就是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耶稣也是会希伯来语、希腊语和亚兰语等多种语言，而活在21世纪的我们更没有理由，更要学习多种语言，尤其是圣经原文。

“现在的中国人汉语已经够厉害了，不仅学汉字，小篆、隶书各种书法都学、都学的太好了，但是除了汉语之外呢？是不是脑子里面还要留出一部分可以给ABC呢？”

基督时报：雷教授，您曾在2007年的一个专访种谈到个人发展规划时说到“我现在追求的方向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多编一些语言方面的教科书。当然,我希望圣经学将来能够在中国扎根”。八年过去了，您回首的话，觉得有哪些值得感恩的成果和收获呢？

雷立柏：这个书架上是我这几年来出版的部分的书，这可以说是我的心血和成果的浓缩和代表。

关于基督教研究的，我翻译和写作了10多本书，有《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基督宗教伦理学》，《基督教导论》、《基督宗教社会学说》、《企业家的经济作用和社会责任》、《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宗教》等，也编撰了一些辞典，《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名言辞典》、《基督宗教知识辞典》、《汉语神学术语辞典》、《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等。

我最想推荐的一部教会史系列：《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和《近代教会史》，这是我翻译的德国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毕尔麦尔的著作，毕尔麦尔是德国人、治史非常严谨，我认为这套书是每个基督徒家庭的书架上应该有的一套书。

还有我觉得十分权威的一本书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这是我翻译的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Scott Latourette）的书。赖德烈本人是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来1910-1917年还曾在长沙雅礼学校教书，雅礼学校是当时南方最好的教会学校之一，他对中国很研究。这本书上自7世纪下至20世纪20年代，纵贯整个中国基督教史，历来就被认为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还曾被著名的比利时教授钟鸣旦先生评为是“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深入和完整的通史著作”，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翻译或校对它，最后在香港道风出版社出版，我非常感谢。

语言的教材方面也是非常感恩。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我一直用的教材可以出版，之前都是我自己打印出来的，学生也是只能这样用，但有出版社给我把希腊语、拉丁语的教材出版了，现在已经有《简明拉丁语教程》、《拉丁语桥》、《韦洛克拉丁语教程》、《拉丁语入门教程》系列、《古希腊语入门课程》和《希伯来文（圣经）语法教程》。将来还希望能出版《孔子教拉丁语》和《拉丁语在中国》，已经交稿了。

我非常喜欢《古希腊语入门课程》的封面，标题是中文和希腊语并行的标题，再不再像之前中文和拼音并行的标题，我作为作者的名字是中文和英文并列的而并不是之前只有中文的惯例，我一直认为翻译时不要所人名等专用名都翻译成中文，要保留原文，我觉得这个封面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对比10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希腊语辞典就可以发现，上面都是中文和拼音。现在中文、希腊语和英文三种语言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封面上，这也算是10多年的进步。”

语言的词典上也有《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拉丁语基督词汇手册》和《拉丁成语词典》了。《拉丁语基本词汇手册》我很喜欢，因为拉丁语、英语和汉语并排出来这样很方便。谢大任先生也曾经编写一部小型的词典，可惜绝版了。《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很有用，但还是太薄了，没有例句，这还不够，需要一个更好的，我已经编好了，这本是和谢大任先生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一样好的，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就可以出版了，明年就会面世了；希腊语的词典也不远了。

另外，我很推荐《拉丁语桥》这本小书。虽然书小，但容量很大，拉丁语、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并列。最关键是，我希望搭建起拉丁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桥梁，我始终认为，搭建“桥梁”很重要，我在中国教授拉丁语多年，发现拉丁语和汉语之间有很多相似说法、类似比喻和一些令人惊奇的相通格言。所以你一翻，看到一些词根，你会觉得很清晰和通畅。

我本人还教授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史和欧洲中世界文学史，因为学习语言不能和这些脱裂开，我花费了很大力气编撰了四卷的《西方经典英汉提要》，是《古希腊罗马经典100部》、《古代晚期经典100部》、《中世纪经典100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100部》，未来还要出版《文艺复兴后的1750-1950年的100部经典》，之前没有人编过这些，我编的过程中也很苦恼，到底哪些可以算到经典100部呢，考虑了很久、然后从综合维度选择出来进行了提要，希望对读者了解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有帮助。

当然，我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比如《画说经典：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10本小书，是我自己画了漫画，然后对比不同文化的区别，比如其中一本是比较三个在不同文化传统中面临死亡的妇女：中国的窦娥、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和犹太妇女苏撒纳，还有一本是对比中国的刘备、古希腊的奥德修斯和《旧约》中的摩西这三个英雄和领导者的命运；我还很喜欢其中的一本是西方人看汉字的奥秘。

基督时报：您很看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这个主要的内涵是什么呢？中国目前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和这个有哪些差距呢，提倡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以及学术、和社会对基督教的了解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雷立柏：我出生的奥地利是个天主教国家，从小公立教育中也有很多宗教通识教育，这让我对基督宗教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我个人觉得，这给我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后来我上的大学是一个教会创立的私立大学，也培养一些神职人员。我在这个大学里面学习的时候发现，他们关于基督宗教的研究很完备，比如教会历史、系统神学、圣经原文，还有基督教伦理等。但是我来到中国，发现这些都还十分薄弱，大学里也很少有神学这样的学科和研究，宗教和神学的课也很少，这就跟我做的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的教学一样，在中国都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很值得发展和研究。

“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的意思是觉得中国需要有这样更为完备、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基督教。而要科学的研究，就需要历史资料、需要学习古语言，它不是靠自己的猜测就能完成的，比如你研究利玛窦，这样一个对中西交流都很重要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重要地位的人，但很遗憾的是很多材料都不在中国、都在海外，你要研究就不得不去钻研这些历史资料，而且你得学习拉丁语。

感谢的是，最近10多年，中国也开始有一批学者愿意下很大的功夫研究基督教、愿意用很客观的方式来研究基督教。我是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基督时报：您非常强调学习语言的重要性，比如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根非常必要，而基督徒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等对理解圣经、教会历史也十分关键。

说到语言，其实大部分中国基督徒不太重视这样的学习。提到圣经，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基本也只是看和合本，虽然逐渐有新的译本出来，也不是很热衷和推崇，不少基督徒抱有“只有和合本是最正确的圣经”的观念。您觉得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基督徒需要打破哪些过时或是错误的关于语言和圣经翻译的观念？中国基督徒又该更新和建立一种怎么新的观念来促进圣经学在中国扎根和发展呢？

雷立柏：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虽然都是基督宗教，但有差异，比如在对待圣经的态度上。和天主教相比，新教最看重圣经，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天主教除了圣经也看重传统，对于历史上的信经信条还有奥古斯丁等很多教父的著作也非常看重，这会让天主教除了圣经之外还会看重其他一些东西，

当然新教最看重圣经是很好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会间接造成一种看待圣经时“僵硬”的心态。其实，圣经是很丰富的、基督信仰也是很丰富的，如果多多学习和了解教会历史、神学、哲学等，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圣经，否则有时反而会变得狭窄，只是看圣经的文字。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圣经也不是原文。我很喜欢看的一本圣经是原文和四种版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新译本、吕振中译本和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并排的版本（配现场图），这样对比看你就会发现每一种翻译里面都难免会漏掉一些东西，而且也看到把原文翻译出来的难度，只有原文才是最初的，所以我很建议这种几个版本和原文对比一起看的方式，看这种不同译本并排的版本也会让我们变得比较宽容，我认为这种版本值得推广。

的确，通过自己民族的母语来看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个。但如果只是限于一种译本、认为只有一种译本最好，这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毕竟每一种翻译都不是原文，都难免会漏掉一些东西，都不是最全备的。最终，你真的想直接了解原文的味道，就需要学雷老师的课程（笑声），自己学、自己进去体会，但是往往会说：“No，No，No，太难了、太难了，我不学”。

但是更难的是中国基督徒的意识要改变。“我们懂，我们的和合本是最好的，我们懂圣经里面那些话，那些汉字我们都认识”，这样的心态至少要放下、谦卑下来，至少意识到和承认“我不懂，我不是专家，我只懂一个ABC”，我自己也说“我不能说我是专家，我只是比你懂得可能多一些”，但是大家毕竟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有人觉得，学习原文是很难的，这个我完全不相信，对比想一想，中文至少2000-3000个汉字你都能记住，希腊语就24个字母，希伯来语22个字母，拉丁语也是20多个，然后就是把这些字母拼凑起来。现代的中国人真的没有借口，看看小孩子在幼儿园就是学英语，24个字母记住了。你只要拿出来每天3个小时给我，11天就能学会，在我这样的课程里很多人就学会了，当然你要很认真，但比起中文简单多了。

中国人需要更多学外语。耶稣的时代就是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耶稣会古希伯来语、希腊语，还有当时普及的大众语言亚兰文。想一想，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写他的福音书是用希腊语写的，而且很多人看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名是有很意思的，比如耶稣的门徒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个都是非常典型的希腊人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是犹太人，这说明当时犹太人是非常希腊化的，这就是当时的多元文化和语言。这是和穆斯林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穆斯林是非常强调只有一种语言就是阿拉伯语、认为这是最神圣的，也强调只有一种文化。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没有神圣的语言，耶稣在上十字架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三种语言写的，这说明基督信仰本来就是可以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更好的生存。

现在的中国人汉语已经很厉害了，不仅学汉字，小篆、隶书各种书法都学、都学的太好了，但是除了汉语之外呢？是不是脑子里面还要留出一部分可以给ABC呢？

同时，中国人需要对自己的很多语言需要反思。很多中国人没有反省自己语言的能力，虽然写的是汉字，但里面的概念很多是国际化的，现代汉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产物，虽然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比如“学校”、“哲学”这些现代中国人用的词都是从拉丁语或希腊语过来的，还有“三角形”、“正方形”这些几何词汇也是利玛窦发明的，还有我们现在说的“立体”、“物体”、“集体”都是和利玛窦翻译希腊语Soma时翻译成“体”。还有我研究古代中国有“干酪”这个词，“酪”和拉丁语的Lac（意为“奶”）是很类似的发音，这可能就是当时的国际交流带来的。

另外，我们常常说的“母语”（mother tongue）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在民国时代产生的，这个词是跟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是有关系的，他在忏悔录里记录他学习拉丁语是从妈妈学的，他还记得妈妈温柔教导的样子，而之后在学校学习外语时男性老师野蛮粗暴的样子成为鲜明对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描述学习母语与外语的区别，之后才有母语这个词。本来当时的社会是男权至上，但当时因为基督信仰提高了妇女地位，所以才可以有一个“母语”这个词保留下来。

我们每天都喝这个水，但是饮水不思源，所以我在中国推动西方古典语言的学习，并且尤其需要词源学、词根学的研究。中国人需要知道语言和汉字都是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常常以为是一种固定的，好像汉字、中文永远不会变，这样的意识是不对的。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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