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陈浩武透过石门坎谈发掘基督教的社会救赎意义（上）：石门坎给乡村建设带来的启迪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2000多年前孔子这段虽寥寥数语却入木三分的人生感悟，用在陈浩武的身上亦颇为妥帖。

陈浩武，1952年生人，祖籍湖北黄陂。1980年代，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徐徐拉开大幕，就在这一年陈浩武被委派筹建湖北证券，次年刚刚39岁的他创立了湖北证券（2000年更名为“长江证券”）并出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批弄潮儿。

从1991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湖北证券在陈浩武带领下白手起家，股本从成立之初的1700万到1.6亿、3亿，后又增至10亿，一跃成为湖北最大的纳税企业之一，并跻身至全国八大证券公司。商海成功的背后是陈浩武内心理想主义的情怀：“八十年代我就是湖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也是全国中青年金融研究会副会长，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下海的，而是希望把中国这辆列车推向市场经济方向。30年以后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关切的。”表面看上去的商业、市场与经济的运作，折射得却是他一直以来内心最深处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

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陈浩武突遭不幸而身陷囹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韧。生命中的不测和无常，反而使年轻时就一直孜孜不倦思考人生与世界的陈浩武更多积累与沉淀，并孕育着新的更新。这段逆境中，陈浩武大量阅读和世界历史、哲学与宗教相关的经典著作，无论是东方的儒家、老庄、大乘佛教，还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等。陈浩武进一步发现，唯有发展建立在伦理和信仰之上时才有真正的未来，他写道：“发展是硬道理，只强调了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强调了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增长意义，却忽略了发展的伦理性。在我们欢庆经济迅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不无悲哀地看到，由于发展伦理的丧失，中国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陈浩武开始从资本与经济中转身，跨界到以宗教和信仰的维度探索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他尤其热衷思考人类古老的不同的宗教与伦理——无论是中国人熟悉的儒释道，古老的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如何为现代化转型注入新的精神力量。

恰在此时，也许是冥冥天意，陈浩武于2010年得知了西南贵州一隅苗族石门坎的故事,他称之为“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教育改变社区的历史标本”。这个标本如果从故事的主人公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伯格理1905年抵达石门坎开始算起，至少跨越了100多年的历史；如果延伸到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的苗族，那么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传说时代了。

1905年，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当时这仍结绳记事，苗族本身就因历史等原因，从被炎黄时代赶出中原后几千年来就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欺压，文明蛮荒，而石门坎即使在苗族中也是最落后的地区。但带着使“一个民族归信”的异象，伯格理放弃在最发达国家的享受甘心来到这里，建立教堂、传播福音；为没有文字的苗族人发明了花苗文；建造游泳池足球场等现代体育设施、创办西式医院、邮电局与120多所学校。可以说，伯格理从灵魂体——信仰、智性和物质——三方面更新和重塑了大花苗族文明。

伯格理的努力无疑换来的是卓越的文明再造。在信仰方面，苗族人破除了巫术和迷信；在智性上，苗族人开始在文字、教育与科技建立了基础。资料显示，石门坎在1928年就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博士，这里举办的运动会参加人数一度达到10万。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汉人每万人中有0.215个大学生，而在乌蒙山区，每万人中有1个大学生，比汉人高出近5倍；在物质上，现代化的医院、学校与邮局等为百姓的生活和便利提供了保障。短短几十年，石门坎的名声之旺以致于从欧洲寄来的包裹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被送到，其文明和发达度被誉为是西南的“海外天国”，“文化高地”。

最终，伯格理的去世也令人无比感动。1915 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在守护中，他不幸也被感染上。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一个孩子，而他自己却因此丧命而无怨无悔。

“因为石门坎和伯格理的故事，触动了我心中的情结。我当时就认为，他们所说到的石门坎和伯格理，正是乡村建设的另外一个典范。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很有意义的探索”，初次接触石门坎的故事就让陈浩武激动不已，2011年他去石门坎实地考察，“特别是我接触到了在当地支教的一些志愿者和基督徒。在与他们的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们完全契合我对文化和信仰方面的关注。同时，我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典范的事例，也就是石门坎的确是一个通过精神信仰和文化来改变社区的典范，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

陈浩武最感慨的是这片曾经的“文化高地”如今却惊人得贫穷与落后，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到1988年，石门坎的贫困率98%，文盲率88%，儿童辍学率78%，又回到了几近蛮荒的状态。他发现当我们把信仰和文化从一个社区抽离之后，文明不再、天国不再。

于是，他发起了“石门坎后援团”、成立了公益机构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目标就是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不过，比起帮助石门坎，陈浩武和志愿者们更多把这里当做“朝圣地”。每一次来到石门坎，都让他更深感怀当年伯格理的委身、以及信仰、教育与伦理对于社会救赎的意义。

结合自己过去20多年的人生际遇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陈浩武感慨，当下中国需要救赎公共领域和秩序，只有恢复信仰和敬畏、构建中国人的心灵底线才是出路。而这也是他宣讲石门坎的初衷。虽然表面看，他是以一位学者、实践者和慈善家的姿态来参与石门坎，但内在而言，陈浩武知道，这是他的人生使命所在，是一种“天命”，一种“呼召”。

陈浩武给柏格理的孙辈史蒂芬赠送苗文版的《圣经》。（图：基督时报/陈浩武提供）

陈浩武教授、石门坎后援团云南站召集人罗丹女士和伯格理的孙辈史蒂芬夫妇及他们的儿女合影。（图：基督时报/陈浩武提供）

基督时报：您曾经在对自己怎样源起石门坎项目的经历介绍中，谈到您2002年离开资本市场之后就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问题，到2011年最终您投身于石门坎项目。这期间相信您也研究和思考了很多，比如不同类型和思路的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方式。为何最终您选择了石门坎这个项目呢？到底您觉得石门坎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让其能够对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带来更新呢？

陈浩武：我们在对石门坎地区持续做公益的过程中，尝试从不同的维度观察这个社会标本，我们对石门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比如我们在2014年举行的纪念伯格理一个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伯格理的精神在今天的传承，2015年的主题是伯格理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维度来谈伯格理的贡献。接下来我们筹备的2016年的会议，则是从 “乡建”的角度来谈，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想法，因为现在实际上来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处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农村的凋敝，包括农民资本的流失、土地的严重污染、还有农村所面对的许多尖锐的社会化问题，比如失学儿童、留守老人等。当然我们不是说想把石门坎看成一个治疗社会创伤的“药方”，但石门坎对我们来说就是四个字：社会救赎。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它需要救赎。

从乡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会选中石门坎，石门坎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读了一些关于“乡建”主题的书，包括“民国乡建三杰”的梁簌溟、晏阳初、卢作孚，这些人都是一种士大夫情怀，都有一种社会关切的角度。山东周平、河北正定如果都看做是一个模式，那么当时他们的乡建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人为给它中断的话，我们会相信他们乡建的模式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我从乡建设的角度把石门坎跟它们做了一些比较，发现一些差别，发现石门坎的特殊性。

为什么我很强调石门坎模式，而不是山东晏阳初、河北梁簌溟的模式？因为晏阳初是从“愚、穷、弱、私”的四个角度来考虑的，他针对这四大顽疾采取的措施是从文艺、生计、卫生和公义的四大教育体系。这个方法有用吗？非常有用，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既定价值观不变、在儒家的大文化框架下通过增加外来的科技、卫生等的方式来改变农村社会。

那么，石门坎是个什么模式呢？伯格理给石门坎带去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第二是现代教育体系。伯格理去石门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巫”，这实际上是用一种信仰的方式、用基督教一神教的信仰取代农村原来的“巫文化”。我记得很深刻的一点，是伯格理和他的太太到了石门坎发现一个很痛心的现象，就是每个苗寨有一个“花寮房”，他的太太是南丁格尔的学生，对女性非常关注，她发现当地很多15、16岁的女孩都是怀一个牵一个、早婚早孕的传统非常严重，这是非常落后的文化方式，就是女性到了初潮之后就可以到花寮房有那种公共的性生活，其实是一种公共乱伦的模式，这很容易使疾病流行、健康情况极为糟糕。所以他们首先带着想皈依基督教的人把花寮房给铲掉、把牛角、石头、兽等这些东西弄成神的巫文化全部铲掉。这种举动背后暗含的就是一种“现代性”，这种“去巫”的过程其实就是完成了一种社会改造的现代性。

乡建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就是现代性命题。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人的自主意识、人的精神解放，把人从巫文化的下面解放出来归入到一神教的信仰之中，从而使乡民完成一种“乡村自治”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这既是一个信仰的重建，也是一个观念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通达到一个公平、正义、自治这样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伯格理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把现代教育体系放上去，所以，我认为石门坎的意义是它首先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一个现代性的坐标，它把这样核心精神坐标树立起来之后，那么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够在石门坎这种地方扎根。

乡建的核心是现代性，它包括去巫，自治等文明理念的确立。虽然晏阳初先生本人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乡建理念中没有推动基督教信仰的成分。毕竟在民国时期，中国曾发生国一场声势颇为浩大“非基运动”。从时代背景来讲，他不大可能在乡建中推动基督教信仰，因此他的乡建模式很难建立起来现代化的精神基础。

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由当代大学生重返乡村的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现代的大学生很多在城市其实生活在边缘的状态，他们找不到很好的企业、也没有地位、经济收入很低，徘徊在底层；与其这样，不如让大学生重返乡村、建设自己的家乡。我听到他们这样的观念时，觉得其实伯格理早就做了这个事情。

伯格理之所以只花了50年就完成了石门坎的现代化，让这个地方从蛮荒之地到文化高地，其中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让这里的人出去受了很高的教育之后重返石门坎。比如，1928年吴性纯在华西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石门坎，在石门坎建立了第一所平民医院。这样的精英回来毫无疑问对石门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典型人物，就是苗族教育家朱焕章，他1935年在华西大学本科毕业后，蒋介石十分赏识他，极力留他在重庆总统行辕工作，但蒋介石那么挽留他都没有挽留住他，朱焕章毅然回贵州威宁石门坎从事苗族教育，创办了苗族第一所中学。他说“我的老师伯格理强调过，说我们受了教育之后要回到石门坎建设家乡，为苗人服务”。其实石门坎100多年前就走了这样一个道路，就是让精英接受教育之后回到乡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因为没有人才，这种建设是不行的。

所以，从石门坎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两个痕迹：
第一，石门坎的乡建伴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去巫的过程完成了一个乡村现代化概念的建设问题，包括乡村自治、公平和正义的理念。
第二，就是把现代教育体系嵌入到苗族古老的族群之中，这种教育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培养了大批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流失，而是让他们返回苗寨，成为改造苗族、建设苗族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石门坎作为乡建标本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就在它首先完成一个精神的重建，就是以信仰为核心的传播完成了整个石门坎区域的精神的重建，这一点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强调的“在现代化转型中关键从改变人心开始”完全一致。

基督时报：您的回答中特别强调乡村建设。乡村一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话题，不过与此同时当下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和研究的一个话题是“城市化”，比如如何更好的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落等，因为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城市化，现在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您为什么仍然这么看重乡村建设呢？

陈浩武：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做企业的怎么会关注石门坎，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情结，就是乡建。不过，我谈乡建倒不是说要把农村单拿出来强调。如果说我对农村有一种情结的话，这可能跟我曾经下放过农村、做过知青有些关系。

但是我强调石门坎并不是因为它是农村。其实在伯格理那个时代，中国没有什么大城市的概念，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伯格理他所面对的不是城市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社会的问题。那么，石门坎就是一个社会。

我说的农村，其实就是指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泛指”。我今天所讲的石门坎的意义也不是说非得要去改造农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不是仅仅对于农村的意义，而是对整个中国时下社会的意义。

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当我们说一个教会的社会状态时，一定要把它嵌入到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去看它的意义。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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