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3日,一尊高9.5米重13吨的孔子青铜雕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揭幕,由此也引起网民、诸多学者以及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热议。同时,该事件也引起一些人将它与去年12月发生的儒家学者抵制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建基督教堂引发争论一事联系与比较。
基督徒如何看待国博立孔子像与山东曲阜建教堂惹争议事件?日前,基督时报网站邀请了“羊文化”首倡者曼德弟兄分享了他本人对这两件事情的观点与看法。
曼德上个世纪9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在2004年于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曾出版过《天职》与《新职业观》两书,并为企业经营与管理提出“羊文化”一词。同时,他对基督教文化宣教也有深入研究,目前正在美国加州一所华人神学院攻读。
问:关于在国博馆北门立起一座孔子像的事情虽然过去已经一个月有余,但它引起的争议仍在持续。人民网推出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树立孔子像您怎么看? ”的调查中,22万多名网友参加了调查,其中三成网友持肯定态度,认为“支持,弘扬传统文化应该”,七成网友认为“博门前立雕像不严肃,儒学并非所有人推崇”。也有学者将此举解读为文化趋于多元的象征。
刚刚在2月9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等13名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此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同时,同济大学王晓渔副教授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儒家复兴主要应该致力于儒学复兴,同时避免儒术复兴。至于儒教复兴,不妨暂时搁置。”
对于此事,各方观点不一,各抒己见。曼德弟兄,不知道您是否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及对于这件事情各方人士的评论与观点?
答:这个事情我听说了,很有意思。我是个基督徒,很想从我个人信仰的角度出发谈谈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问:这个事件也引起一些人将它与去年12月发生的儒家学者抵制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建基督教堂的事情联系与比较。当时,在一篇名为《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的文章中,诸多学者表示建教堂是对“中华文化圣地”的亵渎。你对这两起都与文化相关的事件是怎么看呢?
答: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侧立起一座孔子像是个必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孔子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它所立的地点,因为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本身就是国家政治形象的一个象征,既然放在广场,就至少意味着孔子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形象的一部分。
天安门广场孔子像与儒家学者反对山东曲阜建教堂这两个事件在同一个月里发生,标志着儒教张扬自己地位的越来越高涨的热情和意志。对此,并不能像很多基督徒善意地看作是有关文化多元的文化事件,或者是社会上企图用孔子拯救世道人心的一种努力而已。联系到海外几百所孔子学院,这两起事件实际上应该看作是儒教进行扩张、试图成为“国教”的一种趋势标志。
问:您的观点很犀利,但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呢?
答:其实这跟最近几年来新儒家和政治儒学在中国的扩张有关。儒家学者康晓光曾于几年前提出“立儒教为国教”的观点,而‘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也非常重视,他们透过媒体、开会、出书等各种活动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另外诸如于丹、易中天、曾仕强等儒学的民众普及者也被媒体有意推广。在海外,从2004年韩国孔子学院开始,孔子学院在全球不断设立,据2011年1月22日《星岛日报》称现在全球孔子学院设在91国及地区共32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是偶然的和各自孤立的。
最杰出的政治儒学当代弘扬者是蒋庆先生。他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等。他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一文中写道:“我理解的孔子以及我理解的中国政治与当今中国学界所理解的孔子与中国政治不同,我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 ,我所理解的中国政治是‘孔子的政治’。质言之,我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鲜活的思想性与巨大的生命力,足以同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显学相抗衡,并且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孔子的政治’”。蒋庆指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
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中,蒋庆先生对基督信仰者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作出回应。他说:“儒教作为国教”不只是“政治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诉求,更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在“三代”时就存在“国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作为国教”的政治地位才崩溃。现在“政治儒学”提出“儒教作为国教”,只是恢复中国古老的“国教”传统,并非如批评者言是“把儒学变为宗教”或“把儒教变为国教”。蒋庆的这些宣告和回应显明了他们的目的。
问:那么,面对您所提到的儒教的传播和扩张,您认为基督徒该如何回应呢?
答:儒学及政治儒学,俨然成为当下显学,成为关注当代思潮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此次的孔子像事件,也显出儒教要成为国教的强势。面对咄咄逼人的儒家攻势,相形之下基督教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而儒家文化基督化的梦想,似乎要被基督教儒家化的趋势所遮盖。近年来,基督教为了减少本土对基督信仰的敌意,除了社会救济外,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基督化的努力,对于政治领域,与政治儒学的强势相比,也几乎失语。我们在社会上也丧失了本该占领的主流话语空间,致使本土固有文化完全侵蚀了基督信仰并大行其道、主宰着社会文化、影响着主流媒体和公众。
另一方面,基督徒学者、传道人为了在国内传播福音、减少固有文化敌意,而经常调和儒、道、释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强调他们的共同点,但由于太强调‘和’,太强调退让与妥协,没有分别并揭示出本质性差异,反而使信徒们因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和独特之处而最终丧失了分辨能力和对儒道的抵御能力,迎合变成了同化,最终成为否定自己成全儒道。
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儒教成为‘王官学’,这对基督徒不是好消息,以后基督徒的任何文化和社会努力,都会被斥为国教与洋教、本土与西化之战。一味地退让和萎缩,是当下基督徒的近视和错谬。
问:具体而言,面对当前的文化形势,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呢?
答: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需要指出的任何宗教都不能被设为国教,无论是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这也是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政教分离’,这是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共同强调的。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教合一只能带来宗教的腐败和政权的腐败,政教分离才会有宗教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
第二,文化宣教、文化使命也是基督徒需要非常看重的。就宣教文化方面而言,面对异类文化和宗教的扩张,我们决不能退缩,而是像雅比斯的祷告一样,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就文化宣教而言,基督徒可以学习圣经中的《希伯来书》。该书可以看成是向犹太人宣教的跨文化宣教经典,《希伯来书》通过犹太人熟悉的‘天使’、‘大祭司’、‘帐幕’概念以及摩西、麦基洗德等《旧约》人物,巧妙地将耶稣基督借用这些媒介传达出来,使犹太人既熟悉又新鲜、既惊叹又合情合理地接受、一切都无可推诿。《希伯来书》非但没有向犹太文化妥协,反而借助犹太文化,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信仰核心传达了出来。这是我们这些文化宣教者们要做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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