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关注基层传道人：金秋季节 河南安徽传道人生活的重心——农忙

——“D弟兄，我下周去趟安徽，回来的路上想去您那边看看您那边的教会。”
“不知道你星期几来，因为下周正赶上秋收。”

——“我们如果14号上午去您那边，下午跟您交通，您不方便吧。”
“对不起，14号我们正好收豆子....因为收割机正好14号到我们村。真不好意思。我要是不种地该有多好啊！”

——“真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9月中旬，笔者有幸走访安徽和河南的一些教会，在1个星期内联络周口附近的一位传道人时，先后有了如上的三段对话记录。

这次的走访，也让常年在城市的笔者第一次知道这样一个事实：9.10-10.10大约这一个月的期间，原来是河南、安徽这两个可以被称为是“福音老区”的地区的大部分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最忙碌的一段期间——秋收到了。

9月中旬，笔者到达安徽和河南时，一路走下来，发现基层乡镇的家家户户很多门口前面都摆放着刚刚收下来的芝麻和玉米，“先收芝麻，再收玉米，最后再收豆子....都收完了，就开始种小麦。”这个时间满打满算，差不多1个月，居住于安徽和河南毗邻处，服事20多年的王牧师对基督时报的同工介绍说。

农户门口堆着的刚刚打好的芝麻。（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农户门口堆着的刚刚打好的玉米。（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因为大部分传道人和同工在教会的服事都是义工性质的，教会并没有工资和多少津贴，所以为了谋生活，他们在服事教会的同时还需要种地，藉着种地的微薄收入可以让一年年的生活简单维持下来。所以，秋收——这个传统的季节，也就成了乡镇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一个既迎来物质上的丰收、又难以专心服事的一个纠结的期间。

这段期间，大部分乡镇教会的服事也就减少到了最低值——除了主日礼拜，其他的服事全部先暂停，等秋收农忙过去了，再恢复。农忙时候的主日礼拜参加的人也明显减少许多，安徽一位张牧师回忆了下前一天主日参加的人数连平时的一半都不到，因为教会许多的信徒也要忙于秋收。

当地一教会内景。（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除了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也是一个农忙季节，因为那是收小麦和种玉米，不过最忙的还是时下这个金秋季节。“9月10号到10月10号、到10月20号。你们是最忙的时候过来了。”一直生活在农村、60多岁的张牧师说，“夏季小麦麦很好收的，联合收割机一来全都割完了，一下子都收完了，3天就收完了。秋天这玉米是有的熟、有的不熟，你得收了这个再收那个，玉米你还得掰掉，然后剥皮、晾晒、还要处理，除了玉米还有芝麻啊、大豆啊、棉花啊，花生啊....”

当地一教会门口空地上也是同工们在晾玉米。（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这不仅仅影响许多生活在农村乡镇的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也影响着一些走出农村到城市里做教会的传道人们。

D弟兄目前在周口市开拓教会已经有2-3年的时间，不论从普通话、还是穿衣服、以及讲道等各方面都学习和更新，希望更好的为主在城市赢得灵魂。然而，秋收一来，他仍旧不得不放下城市中的服事，回到自己的老家。

幸运的是，他的老家村庄也就在周口市的下面，所以回去并不难，而很多到华东或南方打工和服事的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就艰难许多。他们有的和一些民工一样，农忙时请假一个月回到河南和安徽老家专门秋收，有的干脆已经把自己的地承包给别人。

“农闲时教会服事、农忙时下地干活”——“两栖式”的模式受到城市化与打工潮的冲击

事实上，“农闲时教会服事、农忙时下地干活”，这种仿佛“两栖式”的模式模式是过去几十年来农村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普遍的一种状态。

数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节奏本来也就是一种“农闲时娱乐休息，农忙时下地干活”的基本气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安徽一代老百姓大部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自给自足，繁衍生息。

这些传道人和他们的老家同胞很多都是祖祖辈辈的农民，因为信仰的缘故走上服事的道路，于是在保持自己农民身份和生活模式的同时，又承担了成为传道人、牧者和同工的职分。

城市化快速进程之前在小农经济时代，这些生活模式在农村也是稀松平常。而上个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引起的打工潮开始之后，河南和安徽中原地带许多中青年人纷纷离开老家，走向华东和南方等一二线城市谋生与发展，不少农村的传道人和教会同工因为养家的原因，离开老家去打工，而依旧持守在农村的传道人和同工们在延续“农闲时教会服事、农忙时下地干活”这种“两栖式”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也遭遇着经济与世俗化的许多压力——无论走向城市的、还是在农村持守的，这些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都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由于时下中国“城乡二元化”经济转型而带来的时代压力与阵痛。

河南一位50多岁的李弟兄家族三代信主，他也跟随父辈的脚步很小就成了传道人。如今他身边的很多人走向城市，他仍旧选择在农村留下来。虽然不在乎为主吃多少苦，但是他也坦言，农村基层传道人的基本生活并不容易。

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的李弟兄选择和自己的妻子承包了30亩的土地，多种一点地来养家。他给笔者算了一笔令人心酸的帐：承包土地一年一亩给对方500块钱，一亩地一年卖粮食1000多块钱，去掉一些农药等各种花费，一亩地最终还剩500-600块钱，这样他们一年可以收入2-3万元，但是也仅仅只是保住他们的基本开支，如果遇到粮价下跌，那么就更让人发愁了。

他介绍说，他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农村除了一些儿子女儿长大结婚成家的传道人的压力不太重之外，许多都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

安徽60多岁的张牧师也坦言，幸亏他的几个儿女都结婚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工作所以也可以时不时给他一些零花钱，所以他不再用忙着种地也不用想很多生活方面，所以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教会发展上，但他身边稍微年轻一些的同工基本都拖家带口，因为不种地，就很难生活。

“不种地，就很难生活”的背后反映中国教会“凭信心生活、做义工性的服事”的传统亟需更新

“不种地，就很难生活”这样的背后其实是和农村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种“凭信心生活、做义工性的服事”的传统有关。

过去几十年的艰难与贫穷时代，教会常常处于财务紧张、信徒也没有多少奉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传统：传道人服事没有工资。在中国的传统教会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个几近公式化的属灵套话：“传道人是凭信心生活的”，同时也形成了不供养传道人的传统。

在传统教会，也很难宣讲奉献。近年来，这样的观点有所变化，但信徒即使乐意奉献，更多是乐意奉献建教堂和给教会添置各种硬件，却不愿意用于供养传道人上。“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农村教会养不起传道人，很多地方是养的起的，比如河南等地一些信徒比较多的地方。传道人贫穷，根本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观念的问题。”东北的一位朴牧师如此告诉笔者。

南阳是河南较为保守和经济落后的地方。此次探访南阳时，当地一位农村传道人W弟兄（匿名）告诉笔者，他在当地很多村庄的聚会点讲道，但不敢讲奉献，而且信徒们觉得奉献用于建堂不亏，奉献用于给传道人发工资就觉得亏了。

一方面，农村不少教会仍旧固守于“不供养传道人”的传统观点；一方面，社会与经济的急速发展，让传道人和普通村民一样也面临很多生活的压力，比如急速增长的孩子的学费、物价、通货膨胀等，再加上周围村民很多人也都忙于发家致富，房子翻新、盖新房，还有添置各种家用大件硬件，这样之前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模式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行了。

“以前大家都穷，都是种地和糊口，都那样生活，现在光种地你养活不了家人了。”一位基层牧者这样说，他表示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让传道人仍旧过一种没有工资只是说“靠着信心生活”的模式已经不符合实际了。

周口的李弟兄说，他们本来就在农村生活，并不需要过安逸的生活、穿名牌衣服，或者买什么高档家具，他们其实只是在基本生活之外就是需要联络信徒用的电话费、探访服事用的摩托车油费、还有农村家乡里乡亲娶个亲的时候随个礼这简单的几项，加起来1个月也就500块钱，但往往连这个钱他们都很难有。

南口的W弟兄介绍说，他和妻子加上两个上学的女儿一个月总的开销也就1500块钱，可是因为没有工资，生活艰难，妻子不得不去工厂打工一天也就20元。女儿已经上了高中，为了付女儿的学费，他几年前也曾去城市打工1年积蓄了2-3万，现在2-3年过去了，这样的积蓄也差不多花完了。明年女儿就要上大学，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久前，他遇到一个不信主的人，看到他觉得很诧异，很关心他的经济。他感慨说，：“圣经中说‘今日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不信主的人都知道做成一个事情需要经济基础支撑，我们教会反而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当地一教会门口也有同工在忙着收玉米。（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处于河南和安徽边界的王牧师也介绍说，因为很多中青年人去城市打工了，只是留下儿童和老人，所以农村教会的奉献很少，他们教会也是如此，奉献全部投入到事工也不够，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同工工资，津贴也非常少，传道人和同工们基本都面临着经济和生活压力，所以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帮助传道人和同工们提高收入，比如鼓励信徒们开办企业多多奉献、把一些农副产品卖到外地等等，“我们能尝试的方法都尝试了，但是都失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不无无奈的说，他也希望有人能够走出一条成功的路，这样的话，很多农村基层的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可以借鉴。

东北的朴牧师也在尝试鼓励基层教会的信徒多做一些创业方面的尝试可以更多帮助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但他也强调说，最根本是教会的观点要改变，“应当透过媒体等各种渠道，多多唤起当地教会改变观念。不能只是教堂盖得很大，却不供养传道人，信徒要很好的供养传道人，传道人要很好的牧养信徒，这才真正的各尽其职。不能亏待传道人，要去支持传道人。要唤醒当地教会支持自己的传道人，要唤醒信徒对传道人的热爱和支持。”

笔者手记：

之前提到金秋时节，笔者常常会想到小学生作文最喜欢用的词句：“金秋十月，万物丰收，金灿灿的稻谷，沉甸甸的果蔬.....”的确，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然而对于很多农村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来说，这也是一个“两难”的季节。

笔者想先表明的是：种地并不落后也不羞耻，农民也是非常尊贵的职业，在城市化是主流的今天也是如此；一边种地、一边服事，也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尊敬的方式，但值得深思和改变的是：在处于“城乡二元化”经济转型带来的时代压力与阵痛之中的基层传道人和教会同工们需要大家的关怀、体谅和支持。

尤其是作为“福音老区”、曾经兴旺过的河南和安徽这些中原地带。提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会发展史，不得不提的有河南和安徽教会。

早前笔者看过一段一位有着多年牧养经历的、河南家庭教会传道人韩泉水的文章介绍说：“河南教会，又曾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教会’。在上个世纪，以河南和安徽为中心往四周扩散，全省建立大量的教会；有无数的传道人从河南被差派出去，在黑龙江、云南、西藏、内蒙、海南、贵州、新疆等地建立教会和团契，带动了中国家庭教会极大的复兴。”

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教会经过文革的严酷时代，在改革开放后迎来新的时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河南、安徽开始了大复兴，90年代温州教会在家庭教会发展体制上也给予新的动力，到了2000年后逐渐在北京、上海等一线以及二线城市的新兴城市教会兴起，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的脉络,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河南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是中国的安提阿，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罗马。

的确，如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中最浓重的一支也许就是城市化了，中国教会发展也是很多目光和精力放在了城市和转型上。当然，这是关乎未来最主要的趋势之一。然而，在向前看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福音老区，在关注城市的同时我们亦需纪念农村教会的肢体们。

笔者听过一个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基督徒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伴随着城市化，河南安徽等中原必然面临空心化”。的确，这次笔者去河南和安徽很切实地看到和体会到这一现象，当地的教会也在经历着这一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许多中青年传道人外出打工，留下的传道人和同工们也面临着农村大量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以及信徒比率下降、奉献热情不足等各种现实问题。

我们或许很难一下子改变这些现状和问题，但看到、想到、并且致力于一点一滴的服事，相信上帝都是纪念，不仅纪念服事的人，更纪念那些许多在农村基层持守的默默无闻的传道人和同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