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之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些观念

我出生那年的大事是责任田承包，所以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没有体会过饥饿，虽然一年难能吃一次肉，但是和父辈面对的饿死相比已经很幸运了。我童年记忆中的村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小麦或者玉米，除此之外可能就是红薯。小麦用来食用，玉米用来喂牲口，红薯用来熬粥。年底小麦产量不足以维持到新麦收获的时候，玉米便用来代替小麦食用，我的童年里基本上每年春节过后都要吃几个月的玉米面，玉米窝头加上玉米饼子。小麦面粉也不是白的，是把麸皮使劲磨，所以面粉里掺了许多麸皮，类似于今天的全麦面粉，即使这样，在那个化肥稀少的年代，小麦的产量依然很低。小麦的产量成为村里衡量经济的指标，无论做什么都以能买几斤小麦为标准。养一头猪最后卖了盈亏就是算算能抵几亩小麦。那时候没有商业，没有打工，没有职业的生意人，唯一的生意就是农闲时自行车带着几袋大米挨家挨户用小麦兑换，从中赚取差价。这样的生意基本没有多少利润，只能赚取买盐的钱。

村里并没有通电，通电还是很晚的事，我出生于81年，直到十年之后的92年村里才通上电，在这之前我们基本过得是没有电器的生活，可能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了。我记事起的第一个电器除手电筒外是有线广播，就是从镇上基站拉一根铁丝到村里做主线，各户再扯一根铁丝接到自己院子，然后装一个小广播，小广播另一头有一根线连着地，这样的广播在我的记忆里响了好多年，每天只响两次，一次是早上八点中央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一次是中午十二点县午间新闻。这也是我们的钟表，广播响起的时候，村里人就知道是八点了或者十二点了，该回家做饭了，学生放学了等等。我们从广播里除了天气预报之外，基本不关心什么新闻，当然这样的广播，是我童年记忆里唯一的与外界链接的设备，除了偶尔放放地方戏剧还有点印象，其余的一点印象没有。到了后来大概89年的时候，村里开始有电视，那是用汽车蓄电池供电的经过改装的电视机。那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户人家买了电视机，14寸黑白电视机，每个星期蓄电池拿到镇上充一次电，那个时候全村的人都拿着板凳去看电视，他家电视每天都要搬到院子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第一排席地而坐，那时候印象很深，因为那一年学生在北京游行了，后来与我妈一同嫁到我们村的同学家的孩子因此高三辍学。后来凡是村里结婚的，蓄电池和电视机成为必备的嫁妆。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对外面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但是除了看抗战电影和西游记，我们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关注外面的世界。

我小时候的村里人有几个等级，第一等的是有权的，村长，书记或者亲戚在镇上做官的。有个邻居是军人转业到地方做县武装部长，那是我们一个村子巴结的对象，每天都羡慕地看着他们家祖坟冒烟，念叨着自己祖宗什么时候也冒一次烟，所以老人去世埋葬的风水很重要，往往花重金请风水先生，就是为了将来能高人一等。第二等是有钱的，那些做生意的，家里买得起拖拉机的也成为邻居的中心，因为可以蹭它的拖拉机耕田，可以蹭他家的缝纫机做件衣服。第三等就是有技术的，比如厨师，仪式主持者大老知，谁家办喜事不得用他们。第四等就是最底层没有关系也没有技术只能老实种田的人。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成为我们榜样的依然是考上大学的人，有人说我们村的风水不好，出不了大学生，直到九零年前后我本家侄子考上大学并考取法院法警之后，这个诅咒才被破除。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榜样，那就是考大学，将来做官，最好进公检法。

考大学是我们父母对我们最大的希望，我小时候总感觉父母是个劳改犯，很不情愿的种田，把劳动看成惩罚，几乎每天对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努力读书将来不要像他们这样下田干活。所以考上大学，是每个家长对孩子的跳楼期望，为了这个期望能实现，自己跳楼都心甘情愿。但是父母在急于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却没有告诉我们更多，考上大学干什么，学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对这些没有丝毫的概念，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考大学，至于将来做什么，不知道，我们是空白的。我们在村里能接触到的职业除了老师就是当官的。那时把一切在政府部门工作打杂的统称为当官的。尤其是警察，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村民经常拿这个吓唬孩子，只要一说老汪来了，孩子就不哭闹了，老汪是派出所所长，成了警察的别称。因为他们可以抓人，抓人之后据说暴打。这些是我们接触的所有职业。农民不在我们的职业概念中，因为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不做农民。

读了大学就是可以进城市，成为城市人，就可以不用种田，不用流汗，不用干活，吃国家粮食，拿工资，住高楼。城市在我父亲的心中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他对城市的印象就是一床鸭绒被的印象。他说一个男孩听父母的话，努力学习，后来考上大学，在城市工作，有一天把自己的母亲接到城市，晚上母亲睡觉的时候，往床上一躺人就淹没在被子里，把母亲吓坏了，因为那是鸭绒被。这就是我父亲对城市的印象，也这样教导我。所以那时我对城市的感觉就是城市没有一点土，我不知道他们种花怎么办，当时就想将来到城市了一定要带几口袋泥土去养花。这就是我们对城市的概念。

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努力学习，从不闹事，考大学和脱离农村成为我的主要目标。但是人总有独立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独立思考，并且有丰富的想象力来自我的父亲，他在我小时候为我读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济公传》，《杨家将》，《西游记》等等，这些是他认为教育我价值观的最好教材，我那时候喜欢行侠仗义的侠客。我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入镇中学，这是全镇第一次把所有中学整合在一所学校里，住校，离开父母，这是我第一次。我们更接触到了说普通话的大学生老师，他们和农村小学的老师真是不一样。我们的视野慢慢有了那么一点的扩大。宣传栏有报纸贴出，我们吃完午饭没事就去看看，报纸更换很慢，实在无聊的我们有时会把报纸看几遍，哪怕广告和领导长长的讲话搞，我们也一字不漏看完。我慢慢对学校对父母不满，学校不许我们看课外书，不许我们课外活动，唯一可做的就是卫生检查和学习。我们那时从报纸上知道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我们期盼素质教育，虽然不知道素质教育是个啥。我们痛恨学校，反抗学校，别的学校都是双休，我们却是单休，单休那一天还有一大堆作业。考试考不好，父母还唠叨没完，我就感觉我就像个奴隶，每天被盯着，在家有父母，在校有老师，24小时得不到喘息。我内心对这种压力的反感几乎将我压垮，我想这不仅是我的感受，也是我那些同学的感受，我们成为父母离开农村最大的期望，但是这个期望却又是那么空洞。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我们才仿佛找到了诉说的语言。

1998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杯中窥人》被称为神作获奖，那年我初三。其实从初二开始，我的成绩就因为我的叛逆而下降，我觉得我考上大学又能怎样，还不是为他们所学吗，我那时候喜欢上文学，尤其是诗歌，梦想着自己成为诗人去自由生活。直到我在宣传栏里看到韩寒的作文，看到《穿着棉袄洗澡》，我才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语言，也找到了目标，其实不是我们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教育体制。那时候我反感应试教育，顶多就是不想学习，现在因为韩寒的文字，让我的反感有了理论和深刻进展，我突然发现，原来社会是那么黑暗，体制是那么可憎，我不在像父母告诉我们那样对村里当了公务员的大学崇拜的五体投地。我读了韩寒的文字之后，自以为深刻的叛逆，自以为自己就成了思想家的叛逆，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中学生时想法。那时在宣传栏看过这篇文章的时候，简直有种奔走相告的冲动，文章太有才华了，说出了我的心声。韩寒影响了我们那一代许多人，直到今天我的许多同多同学还是韩寒的粉丝，有一个为了韩寒的签名售书去排队还把钱包丢了，我们给他凑钱回家。那一年我中考落榜，这对我是致命的打击。第二年复读，心态平静许多。

这就是我成长的经历。我就是成长在即封闭又急于脱离现状的环境中，但是脱离之后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我并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们那一代就是生活在夹缝中的牺牲品。吃过苦挨过饿的父母拼死也不希望我们继续他们的生活，但是对于将来的生活却又没有概念，等我长大了，城市化的进程和我们所形成的固有观念又有脱节，我们不知道城市，从小就没有职业的概念，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学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选的专业只是农民的理解范围内的专业而已，我们一切的开始都要靠自己摸索，城市对我们来说太突然。我们面对城市的感觉就像当年中学时期我们经历的压力。父母把我们往城市推，我们却本能的拒绝，因为陌生，因为我们本不能接纳城市，而觉得城市在排斥我们。这就是我们那一代有很多人直到今天依然喜欢韩寒的原因。因为我们找到了替罪羊，体制和社会，在发泄我们不满的同时，我们得到自慰，虽然我们依然不懂城市，不懂社会，不懂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