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历史沿革的小范围回顾和前瞻（上）

编者按：每一代人并非凭空而来，都出生于历史、并且延续着历史。如何看待和理解历史，对于明白所处时代以及所承担的时代使命十分深远。本文是一位山东的90后的基督徒姊妹所写的她对于中国教会历史沿革的回顾，以及她结合自身经历和观察对时下中国教会的一些现状的思考。

在文章未进入主题之前，首先想要说的是，对于这个世界敢于提出挑战、在清醒良知的催逼下能够针砭时弊指出诟病的人，是当下的勇士。执笔之前，各种问题已萦绕脑中良久，不吐不快。但笔者深知自身局限，阅历尚浅，难以给出“济世良方”，惟愿自身在不断建构内里知识的同时，将自身的看见与思考分享与诸君，以求问题明晰。不管文章引起的是批驳，是肯定，还是观望，呈现问题对于问题的解决，在特定的处境下，本身就是一种作为、一种推进。

本文将主要从笔者所在教会的带领人、会众等主体的教会生活入手，用神学教义和历史沿革两个角度来分析现象，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将指出需要谨慎处理和继续摸索的地方。

一、中国教会发展脉络和历史沿革

从唐朝景教传入中国古代至今，一批批宣教士的劳苦付出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使得福音的种子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在不同的时期，前仆后继的宣教活动为中国教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以下主要梳理一下近现代新教来华宣教的历史脉络。

新教来华宣教的拓荒时代。公元1807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他是西方派来中国宣教的第一位传教士。由于受到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阻碍，宣教工作举步维艰，但在华期间，马礼逊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并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在澳门开办了一所中西医合璧的诊所，开展了欧洲新教（既更正教）来华的宣教历史。另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早期来华宣教士是牧童出身的米廉。米廉通过自学，成为博学而专业的宣教士，人称“米廉博士”。米廉虽然出身贫寒，但上帝依旧接着他做成大事，成为后来贫寒人出身，但仍然愿为主献身的年轻宣教士的励志榜样。

新教来华宣教的奠基时代。随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在英国初步完成，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英国也随之走向日不落帝国的市场扩张道路。当时的中国从各方面来说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通过一些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在近代历史车轮的碾压下，被迫打开国门，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沿海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为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便利条件，西方来华宣教的历史章程也由此进入新篇章。娄理华、宾威廉、戴德生、李提摩太、林乐知、顾约拿单、剑桥七杰......来自不同国家的宣教士，在中国这片古老却不曾有福音降临的土地上挥尽汗水和鲜血，为中国洒下大片福音的种子。其中，以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最具代表性。

戴德生（1832-1905）是新教传统基要派（Fundamentalism）信徒，他曾一手主导内地会的创办和运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其自身宗教背景的影响，其宣教路线和事工特点具有相当明显的基要派特点。事工群体面向中国内地平民百姓，秉承着人死后只有天堂和地狱两种去处一分为二的神学观点，戴德生的内地会并不注重传教士的学历，而把“抢救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内地会强调信徒要凭借信心等待上帝的供应，并把这一项要求当作很重要的原则执行。宣教士没有固定工资，也不注重建立寻求当地政府帮助的保护机制，但戴德生对受洗入会的新信徒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内地会收纳的信徒并不是很多，却为日后的中国教会存留了大量面临逼迫，仍能够抵挡世俗冲击，持守教会圣洁的信徒。

李提摩太（1845-1919）是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他的宣教策略将重点放在文字事工上，注重结交当时中国国内精英阶层，属于影响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路线。李氏在华期间，接手管理上海接手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创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藉《万国公报》，传授西学给官绅，曾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庆亲王奕等几乎所有的朝廷大员都保持着接触，是主导中国“维新运动”的风云人物。除此之外，李氏也积极从事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宣教事工，也曾积极参与西安教案的调停。

李氏注重社会精英的培养能、文字事工、政教合一的福音预备路线显然与戴德生有着明显差别，但二者都是近代史上来华宣教的重要奠基人，为中国宣教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宣教策略——平民路线和精英路线——是日后国内福音事工的重要参考依据。

新教来华宣教初见成果——民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自立教会的复兴和面临的逼迫。这一时期国内基督教发展主要表现为，福音更加广传，信众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的动荡也使得信徒的信仰不断得到磨练，去芜存菁。但当时基督徒主要从事传福音、办教育、医疗事工等传统形式，除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基督徒，通过民主革命做出了一些尝试，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停留在比较狭隘的领域，当新文化运动来临之时，国内基督徒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意识淡薄，也没有培养出相应人才，错过了基督教与时代对话的绝好机遇。直到现在，新文化运动所遗留下的思想观念，仍是中国知识份子建立信仰所难以填补的鸿沟，中国知识份子至今仍然沿着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和探索在前瑀瑀。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势力在华不断地扩张，国内保守势力排外情绪高涨。义和团（当时的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后成为朝廷亲信）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国内展开了一场攻击西方传教士、商人，甚至是西方大使馆的疯狂行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着陆时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这次教难中，天主教受难的主教有5人，教士48人，信众1800人，更正教受难者传教士108人，信众达五千人。）行恶之后，义和团又向西方八国宣战，才引发了后来的八国“侵华”战争。但历代圣徒的鲜血从来都是教会的种子，上帝借着这次教难成就了祂更广阔的旨意。一方面，此次事件发生后，人们看到了清政府腐败至极，同情革命和现身革命的人士越来越多，这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推进了中国近代史进程。另一方面，教会在宣教策略上也做出更为合理的调整，如宣教士传教不在借助政府不平等条约保护，多方面出手阻止政府对华不平等行为，积极推动赔款再用于中国铁路修建和教育建设，消除国人对西方人的仇恨和误解等。这同时又激励了更多愿前来中国宣教的传教士。西方宣教士们也开始更加注意本地自立教会的栽植，促进了中国自立教会的繁荣和发展。

民国建立时期，孙中山以一个基督教爱国人士的身份，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孙曾表示他是“奉神所召，进行革命”。其他参与民主革命的著名人士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等，宋耀宗（既宋氏三姐妹的父亲）也曾用自己的财力大力支持孙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但随着“三民主义”革命的破产，基督教当时在中国并没有挽回中国命运，在随后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当中，由于受各种西方反基督教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启蒙运动所延伸出来的各类思潮）的影响，作为孕育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摇篮，基督教并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所看重。这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第二打击，这次挫败虽是软性的，但影响却更为持久和深远。教会在当初没有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而更多的是停留在自我反省，减少社会误会等方面的工作上。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基督教却在中国有了更为大规模的发展。国内本土基督徒自发组织起了很多宣教团和布道团，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中国国内布道团、伯特利布道团等各个区域的布道团，将福音传播到很多地方，甚至是很短边远地区；这些布道团也通过文字事工和高等教育以及平民教育工作的展开，使得知识得以有效且系统低传播开来，为基督教进一步在中国扎跟，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二、中国城市教会发展和实际处境

新中国建立之后，“三自”革新运动展开，在两次五年建设时期，政府分别完成城市和农村教会的“革新”，教会转入地下。文革时期，很多信众遭受批斗，圣经和相关书籍被烧毁，很多信徒被关押，城市教会遭受到沉重打击。部分信众被迫出国，或者转入农村较为安全的地方，福音在农村复兴起来。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农村新一代基督徒（指为了求学或者进城务工，已经归信或者是有家庭传统信仰背景来自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外来宣教士大多进入高校，一边任教一边向学生和周围人讲授圣经和福音，海外华侨和出国留学的学生，因有机会在海外接触到福音，也纷纷致力于国内福音的传播和事工。香港、台湾、新加坡、澳洲等地的神学院开始大量招收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为国内福音进一步广传和新兴教会的建立输送神学支持。在这一阶段，农村教会人数渐趋稳定，不再呈现未开放时大幅增长的状况，城市教会人口则不断增加。城市教会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寒冬之后，迎来了春天。

这一时期，对外宣教最主要的输出国不再是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各国，而是二战后崛起的强国美国。经历过自由神学和爵士运动的冲击，美国基督教呈现宗派林立的景象，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团体也都来自不同的信仰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当越来越多的城市教会兴起，不同的教会对于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展望和不同看法。传统家庭教会和新兴城市教会的信仰碰撞，不同宗派来华宣教的不同信仰背景之间带来的讨论，也促使新兴城市教会在教会发展方面进行不同程度上的探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很多基督教人士认为中国教会将迎来宣教时代。但随着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丑闻爆出，目前中国教会内部面临的宗派之争，教会之间对于沟通联络意识薄弱和收传统观念印象所秉持的错误认知，以及政府宗教政策等非确定因素，都使得这种看法未免显得有些过于乐观。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