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教会史反思当下教会面对的三个危机

引言

历史的重演意味着人的重蹈覆辙，因为不是人喜欢犯同样的错误，而人总是无法从错误中发觉、醒悟、改变。当翻开历史书卷的时候，首先不是批评、不是指责，而是切实的反省自己和周遭，面对同样的事，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当下不是要改变教会，而是要改变自己，以个人荣耀的生命影响别人，以团队的荣耀的见证塑造周遭的人和环境。历史给予人提醒，也告诫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神不会白白引导一段历史，他是在借历史的人，事件，环境，对当下的教会说话，以此来改变教会的现状，引导教会走出危机。

一．信仰上缺乏上进的心志 

反观当下教会所培养的所谓“人才”层出不穷，但真正追求上进的是少之又少，有些应届毕业神学生的问题是知识高于一切，无视教会老一辈的基督徒，对领袖指指点点。自己以为自己很上进，但却堕入了迷茫而又不接地气的信仰当中，更为危险的就是一步一步受社会潮流文化的影响而渐渐变得不单纯而世俗化；基督徒身处安逸而又充满试探的时代若不能够居安思危，那必定会堕入世界。不明白信仰的艰辛，就不会去认真对待一次信仰；太多时候，基督徒不应该抱有领受基督信仰是理所当然，很容易的事，所以就轻轻忽忽对待信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求上进的心渐渐磨灭，有的只是领受基督信仰的结果，却未曾回首看一看宣教士的血染红神州大地，忽略了福音的来之不易，没有珍惜并认真对待信仰。

对于中国来说福音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了尽千年才在中国这片土地开花结果。从起初的唐朝景教入中国到元朝景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再到明清时期第一位真正在中国传福音的西方宣教士利玛窦，再后来的马礼逊；福音进入中国，并且被接受是经历了很大的转折和坎坷，当然更离不开来华的宣教士，他们对信仰不但有热情和真诚，更是因为他们的爱与信心。  为了来华宣教，这些宣教士竭尽全力学习中文，适应中国的文化习俗，纵然被排斥，歧视，受欺负，坐牢，被杀害，他们依然坚守信仰的斗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爱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和灵魂。当每每翻开宣教士的历史，更多的是思考信仰的意义，用心去体会这来之不易的信仰；当下教会要思考问题就是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为何教会的工人却迟迟不肯奔赴宣教的前线，所持有的是懒惰，啃老本，没有冲锋陷阵的精神，光有热情却没有接地气且受苦的心志。

宣教士马礼逊的服侍是拼尽了他整个人的生命去工作，他没有因为七年才有一个人悔改而放弃宣教的使命；更多的是忍耐等候神给的盼望，信仰的斗志和决心不在环境和人群上，单在对神的信心上。然而，信仰不是一种支取，乃是一种给予，教会面对工人极大的危机和漏洞，不应该沉默不语，更不应该纵容工人仅仅局限在信仰的索取、好处、利益。应该不断审视基督信仰在过去历史中如何被服侍者对待，而今天基督信仰又是如何被服侍者对待。若每个人用心对待信仰，纠者必改，有可学习的榜样，想必教会的复兴也是指日可待。

中国教会更大的缺乏就是在信仰上如“河宽三里，水深一寸”，也就是说服侍没有内涵，生命没有深度，生活没有见证。这些并非是体现在老一辈的传道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大多数当代传道人身上的。并不是不愿意上进，而常常因为自我满足，心态动机不正，三观有待调整的问题。就如上文提到索取的问题，自身无法满足教会的牧养，而又想要索取更多的供应。回首西方宣教士来华，他们在信仰是单纯的，福音也是透过他们的膝盖传递给中国的，他们不谋求个人的利益；起初首位中国传道人梁发在自己临终前两天，还在医院讲道。在这里并不是要歌颂一些伟大的人物，而是剖析当下基督徒是否具备对信仰那份坚忍，那份信仰的执着，以及切实倾尽心血在信仰上的功夫。

二．事工上缺乏合一的搭配

对于中国教会的事工拓展缺陷，想必都是有目共睹的，若是怀着邀功请赏、居功自傲、另立山头的态度去做事工，那么事工的发展性与合一性是多么的艰难。早在1866年由戴德生作为代表在中国建立的内地会成为当下教会的楷模，当时的内地会持有开放的一个团体，并且不属于任何宗派，他们要求只要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并有宣教的心志，都可以加入内地会。内地会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福音事工上不分彼此，也不会凭借任何势力或者政治力量来进行福音事工，而单单凭着爱主的心。内地会的目标就是将福音尽快传遍中国，以福音引人归主，以西方教育、医疗为辅，纵然面对各种教难，被残杀，被污蔑，被定罪，也不愿意寻求英政府的援助，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内地会不分宗派，将宣教的力量各路聚集，最为看重的是人的心志不会被其教育程度所限制，内地会在华九年信主的人就多达两万人之多。

当回首这艰苦而又充满合一性的福音进程，当下教会实在羞愧，到如今不仅仅是时代变了，更是人心变了；内地会的弟兄姐妹为了福音能够早日传遍中国，他们发动了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化不利为有利，转危机为契机，将福音对每个人的责任发挥的淋漓尽致，与其各宗派划分领域与争斗，不如同心合一奋兴宣教事工。  戴德生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当内地会发展到成型且稳固的时候，他选出了十位宣教士，作为各个事工的负责和领导。这也是当下教会事工的协调上需要反省的问题，很多时候是领导人大权在握，一手掌管一切，却不考虑教会事工切实的事工搭配。

合一不是一个人在做，是一个团队，在这团队当中去信任同工人能够完成某些事工，努力发掘工人的恩赐与特长，按其才，用其长；更多的是应该放下野心、自负、自大，谦卑去接受与你同行的人，知道这福音的事工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把教会的工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用处，只要福音的事工能够拓展，不论如何都应该放弃个人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同时避免各个教会领域之间的斗争，若是以打江山、划地盘、立派别的心态再继续下去，那将看不到合一的远景和一致的福音目的。

早在1900年之久，中国迎来了一个福音兴旺期，这离不开教会与教会之间开始寻求合一，彼此搭配。并以合一为原则，破除宗派之间的观念，合作翻译圣经，同心引发了一场福音合一运动。其实历史总是给后世的人提醒，福音并不是失败的，合一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人的心是否愿意为上帝而扭转。 

三．宣教上缺乏福音的负担

安逸的环境往往所铸就的就是懒惰的人，生在当下的时代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为自己是否有福音的负担而负责。没有福音，就没有宣教，而宣教的内容就是福音。宣教也是与每个神的儿女有关系的，但宣教的原动力来自神，同时也是不可缺少外在环境的压迫、极大的痛苦、时时的信仰挑战和诸多的逼迫来造就基督徒捍卫福音的迫切，广传福音的信心。

有一时期中国教会也曾经经历过风雨的洗涤，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时期。当时教会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教会的牧者，同工下监，当街批斗，捣毁教堂，焚烧圣经，严禁所有信徒进行公开聚会，更不让传福音。  当时教会仿佛走进了一片阴霾，再看不到一丝亮光，当人们以为福音就此停止的时候，仍然有一批爱主的人站立起来传福音，纵然深处监牢也没有停止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并没有因逼迫而停止信仰，他们用自己对信仰的执着来告诉世人福音的价值。他们为中国教会福音兴旺奠定了基础，这些人虽是最平凡的，但他们用血撒下福音的种子。  当下每个爱主的人都应该去追想这过往的历史中，神如何使用他们，照样使用自己。负担不是一个口号，更不是一种深处安逸、安于现状的空谈，乃是有耶稣一样的怜悯，看到流离失所，灵魂没有住处的人，就产生怜悯。 

笔者身处河南教会，在本地的老长辈每讲起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己为了主的缘故东躲西藏、仍传福音、经历的逼害、下监、在监狱中被棍打、时时饥饿、被狱友虐待的时候。笔者深感惭愧不已，没有身在动乱的时代，却在安逸的时代中缺乏福音的热诚和心志。对于当下教会，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有很多的危机，常常所表现出来的是坐吃山空，好吃懒做；既想要取得好的工资，又没有丝毫改变现状的心志；对福音的负担实属欠缺，也许人因着环境的变化，内心产生变化。每当基督徒面对宣教的事工，不应该敷衍了事，浑浑噩噩，应该从历史中学习榜样，总结教训，为了福音而破釜沉舟，非要达到福音的目的不可。

教会的出路是在于宣教，福音不应该被拥有的人占为己有，福音是与每个人有关的；而宣教的使命并不能够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停止不前，在过去的时候，中国教会遭遇怎样的逼迫而照样广传福音，如今中国教会仍要为宣教做预备，并且将宣教落实到实际的地方；当基督徒说没有宣教负担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懒惰、灰心、惧怕、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宣教成功，而是在逃避神给的责任。所以教会应该培养信徒在宣教福音上的热忱与负担，建立对福音的盼望和信心。

四．总结与应用

历史如同一面会反光的镜子，可以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对比。中国教会的福音道路也是经历风雨，步步在成长的，在成长的同时也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也正好成为今天我们的教训和榜样。历史给予我们教会最好的反思和提醒，从历史中也可以对照当下教会的问题与危机，虽然历史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会成为鉴戒，鞭策着教会的成长。

从福音来华的不易，可以矫正我们对于信仰的认真与追求上进的心，从同心合一奋兴的内地会，可以纠正当下教会领域划分、各自为政，不合一的问题。又从中国教会在逼迫期中成长与复兴的阶段，来对照当下深处安逸的我们没有传福音的热忱与心志的问题。不仅仅是反思这些问题，而是在这些问题中总结经验，改正问题，中国教会的挑战是越来越大，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当下的服侍，追求属灵品格与属灵生命的长进，在小事上同心搭配，不妄自尊大，为基督荣耀的福音预备道路。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恶劣的环境和人心，那首先要做到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长进的时候，我们首先问一问自己有没有长进。当下的新一代基督徒是中国教会的开拓者，当我们内心有这份使命感、价值感、荣耀感、责任感的时候，就一定不负中国教会复兴的期望。

参考书目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

林美玫。《信心行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赵天恩。《当代教会历史》。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社，1997。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香港：基道出版社，1992。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香港：汉语圣经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