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丨宣教士是如何面对和处理异教问题的？

近日，基督徒朋友圈热议的是某地有两位牧师因在“佛诞节”这一天出席寺庙的活动而引起轩然大波，遭来抨击，甚至被冠名为“牧师与和尚共贺‘佛诞’”、“牧师为‘佛诞’烧香”进行定性和谴责。虽然事后有关牧师辟谣称自己绝对没有“烧香”，只是宗教间的“交流”而已，因为上一年圣诞节佛教人士还来教堂庆贺。但在基要派为主导的传统教会的气氛里，牧师有没有“烧香”已不重要了，牧师本人现身寺庙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是和偶像的联合。

在佛诞节这个“敏感”的日子出席寺庙的活动，确实容易引起误解，作为牧师是需要慎言慎行的。不过，平心而论，牧师（包括基督徒）不是不能和其它宗教人士进行交流或社交的，不宜如此上纲上线，比如基督徒家里有亲戚是信佛的，难道就要和这个亲戚“一刀两断”吗？

本文不在于评论这一事件，而是想放宽历史的视野，看一看在历史上来华的西方宣教士们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宗教文化的，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外乎儒释道，相对于西方宣教士的信仰而言，儒释道就属于“异教”的文化范畴。

早先西方宣教士传播的基督教，对于原住民来说就是一种“异质”文化。这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必然引起相关反应，这种反应往往包括抵触和碰撞（甚至是尖锐的冲突）、交融和会通等多个方面。

就拿来华的宣教士来说，他们到中国传布福音，是绕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非洲或南美一些地方落后又原始的文化不同，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发展到相当成熟且精致的地步。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有些有头脑有智慧的西方宣教士在接触中国文化后，就审时度势地采取处境化的策略，予以协调基督教和原住民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

因为他们认识到，要想使宣教在原住民中间获得成效，就必须在对中国文化在加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适应”。为此，就需要对中国的文化加以具体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贴上“异教”“拜偶像”的标签。

这种宣教方法肇始于利玛窦，之后成为不少西方宣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更正教）很自觉的一种行为。

明末时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在宣教实践中就已充分认识到，要在中国卓有成效地推进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并且要花气力去学习、理解、尊重和适应中国文化。利玛窦早期在中国完全仿效佛教僧人的穿着打扮，剃光头披袈裟，试图融入中国的文化里。后来经人指点并纠正，他才得知儒教才是影响中国乡绅和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他就顺势改穿儒冠儒服。

穿衣打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认真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借助中国古典典籍里的“天”、“仁爱”等观念进行宣教，寻找向作为“异教徒”的中国知识精英传布福音的切入点。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积极向上的观点，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就这样，利玛窦采用的调适性传教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影响到中国最高层，并开启了明清之际近二百年的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

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基督教）宣教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英国宣教士马礼逊，马礼逊在华服侍二十多年，其实并没有带多少信主。他做出的贡献是在于圣经翻译和中华文化研究方面。马礼逊用了数年时间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并编撰了一套“英华大词典”。渐渐地，马礼逊成为当时西方最重要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专家。

马礼逊没有因为中国是“异教”国家而鄙视这个国家的文化，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及文化，还钻研过中国文学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后来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宣教士裨治文竟然还发展出被后世称为“汉学”的这一门前沿学科。

在马礼逊、裨治文之后，林乐知（Yong John Allen）、李佳白（Gilbert Reid）、花之安（Ernst Faber）、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韪良 W.A.P.Marti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等人都抱着对中国文化欣赏的态度，继承了前辈利玛窦等人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发表了一些研究基督教与儒释道关系的著作，论证中国文化里也有信仰上帝的“亮光”，甚至提出“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为了配合这一策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方面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汉学”的发展。

福音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化环境而在真空里展现。所以，西方宣教士不仅仅只是把基督教福音传布到中国，而且还承担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色，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比如当时有份杂志《华西教会新闻》，是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新教差会主办的英文月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西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章，使各地传教士和西方读者由此了解到中国西南的宗教信仰，也为西南宗教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最后，再讲一下李提摩太这位英国浸礼会宣教士的事迹。李提摩太为了更深了解中国的宗教和文化，到访中国的著名寺院，观摩道教和佛教的宗教仪式，经常拜访中国各类宗教领袖（佛教、道教、喇嘛教、儒家等），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向他们请教并一起交流探讨宗教问题，有时候还现场观摩中国本土宗教仪式，以此了解中国本土的宗教和文化气息。

当时有些宣教士为了证明独一真神信仰的正确性，写了很多基督教宣传册子，但往往带着狭隘的有色眼镜去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无是处。而李提摩太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册子有狭隘偏颇之处，“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片面狭隘结果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西方宣教士和中国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李提摩太也指出，“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

李提摩太的这一理念后来也成为自由派和基要派交锋的分野，基要派往往倾向以偶像崇拜去定性一切“异教”文化，不知不觉就有一种文明优越感在其中；而自由派则倾向于以欣赏和同情的态度去看待“异教”文化，至少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看到“异教”文化里所潜在的积极的正面的成分（具有某些真理的亮光），并以此引导异教文化归向上帝的信仰。

所以，回望过去，梳理西方宣教士这段探求福音和文化关系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不失为一种提醒，甚至还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