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谁在信仰中国？

 近些年来有关宗教和法律的研讨会，已经开了五届。宗教信仰和法律、法律文化和中国人的法制建设，它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将法律、道德和宗教作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三大工具。然而，法律和宗教究竟怎样互补呢？，法律如何能够成为中国人的信仰之一呢？曾经是某县城的公安局长，在岗三十年，退休后他对宗教很有感慨。他说：就犯罪率而言，那些基督教徒与不信仰宗教人相比，前者犯罪率明显要低很多。这就是把宗教和法律的现象放在一起考量了。今天是在华东政法大学，分享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以最后讨论信仰和法律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学界关心的问题，也是普遍中国人都会关心的问题。

 

    我们将以三个案例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开始。

 

    第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有一位署名为潘晓的作者给当时的《中国青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这篇文章，反映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80年初，那个时期的人对人生意义的反思。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挥之不去、直到今日继续有用的术语，这就是“信仰危机”。

 

    第二个事例：九十年代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男青年从上海到日本，最后又回到上海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很有意思的恋爱经历。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这位青年在日本生活时，找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朋友。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男孩子带着女友横穿马路，大闯“红灯”。女孩子认为，这男孩子没有法制观念，靠不住，日后无法生活在一起。结果俩人分手了。男孩子在日本生活了2年，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具有了明显的法制观念。两年后，他回到了上海，找了一位中国籍的女朋友。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女孩见周围无车，于是乎很自然地闯了红灯过马路。但是，这个男子还在原地等着绿灯的出现，没过马路。结果，女孩子嫌男孩子太守规矩，不会变通。他们俩也分手了。

 

    第三个事例：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活着的意义问题”，也不是“闯不闯红灯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人应该信仰什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人能够信仰什么

 

    中国人最相信什么？能够相信谁？

 

    当代中国有五大官方认可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除此以外还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五加一”。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呢？官方说有一亿，学者说有三亿，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有12亿的人不信仰宗教，占世界总人口非宗教信仰的比率最高。当代中国人究竟信什么？这是近年来遇到的问题。

 

    赵启正先生近年来忙于做一件事情，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接触，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先生认为：中国强大了，中国一定是一个文化信仰的国家。他曾经和一位天主教神父交谈，编撰成很厚的录音册子。国外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了，凭什么相“信”你呢？经济没有发展，这个问题不会产生，现在经济发展了，这个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但是有自己的文化和良心。

    然而，这个论点能够成立吗？这个文化良心怎么理解？它可以有良心，是否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在座的是否有宗教信仰，或者有没有宗教徒身份的信仰，或者说是有没有文化信仰呢？我想，很多同学有文化良心信仰和政治信仰。这就是说，如果要讨论信仰问题，那么，就会有一个当代中国人究竟信什么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信仰重建或信仰复兴的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呢？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而是我们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在大约13-14亿的中国人中，八千万的中国共产党员，一亿三千万的共青团员，三亿左右的中国人分别信仰的不同的宗教。还有七、八亿的中国人在信仰什么？联合国曾经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有十二亿左右的人没有宗教信仰。这十二亿人全在中国。但是这样的数据分析也不太准确。比如说，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没有宗教徒身份但是不等于没有信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他们的政治信仰。另外，有些同学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去庙里烧香拜佛的宗教经历等。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做演讲，下面的同学说当年他们考大学的时候，各个高三班主任为代表，集体去灵隐寺烧香。为什么要求灵隐寺烧香呢？他们说去那里最灵验。像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信仰。为此，我们从这样的现象开始讨论，然后分析中国人的信仰特点，最后探究中国人的信仰重建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代中国毛泽东信仰。08年曾经有一个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人家庭中有12%的家庭供奉祖宗牌位，11.5%的家庭供奉毛泽东，9.9%的人供奉佛教神灵，另外供奉其他神的也有很多。我们这里重点讨论对毛主席的信仰，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信仰，实际上是圣人信仰和伟人纪念混合在一起的。

 

    佛教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土地爷和财神爷是民间信仰。同时，土地神又与道教关系密切。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发财。想发财，就使信财神的人很多。我前几天在杭州讲学，去餐馆吃饭，餐馆里都供奉了财神。很多人为了对财神表示敬意才去吃饭。鲁迅先生讲中国人有信仰，但是缺乏坚信，而是迷信。如果一个东西和自己的生命和生存发生关系了，才会去相信它。那么，在相信它时，一定与他们自身的生命和生命中的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这种信仰和需要没有什么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相信了。这种情况，可以称为迷信，缺乏坚信。

 

    结合刚才的现象和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信仰不一定和宗教相关，信仰对象可以是天命，也可能是一个伟人，也可能是一个人历史人物变成的神，非常多元化。中国人信什么？宗教徒很容易分辨，但如果不是宗教徒，信仰则很难讲得清楚。

 

    我们可以把一些信仰分类，比如说有政治信仰、国家信仰、民族信仰、社会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信仰政治。比如党员、团员，意味着一旦加入，它就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你就必须服从这个政治团体的最高和最低纲领，为之奋斗。国家信仰就是对国家的信仰，国家信仰就与法律有紧密的联系。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对国家、人民、土地以及法律上的认同。民族信仰，指56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宗教信仰。社会信仰和道德信仰的范围就更大了，有些人说中国人的信仰很理性，不会发生类似于十字军东征这样单纯为信仰的宗教战争，所以中国人很和谐、平和很容易相处。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中国的宗教冲突，往往会在宗教界人士与官僚们的交往中被消解了，但是，信仰的冲突则难以排出。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它们的背后都有宗教因素在发挥作用，都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冲突。陈胜、吴广起义，采用篝火狐鸣的信仰形式来吸收追随者。这种行为是否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实践形式呢？它不是宗教，但它中间夹杂了宗教信仰的成分。古代的朝廷天子，是天命的代言人，要想推翻他的统治，自己本身要和他一样神圣，这样才能推翻其统治。

 

    中国人的社会信仰、文化信仰、道德信仰都很宽泛，导致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严格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我们信仰文化、道德就行了，与此同时，问题也产生了。如果一个道德信仰，没有一个神圣的对象，道德信仰的根源从何而来？比如，过去人们参加学雷锋活动，从中人们能够获得一个先进称号。这样的道德信仰，好像与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功利因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信仰是很不稳定的。

 

    前不久，我看了一期《一周立波秀》，关于学雷锋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重低，要学雷锋就要出去找老人。结果一群小孩子看见一个老奶奶后，马上扶她过马路。老奶奶过去之后，另外一批学雷锋的人，又把老奶奶扶过来。结果，老奶奶成了过马路“专业户”。

 

    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在的老年人很多到了敬老院去养老。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学雷锋的人，轮番给老奶奶和老爷爷理发和洗澡。本来长发披肩的老奶奶，最后变成了小平头，老爷爷干脆一天不穿衣服，就让他们洗澡。

 

    从这个有点夸张的例子，我们似乎可以明白，道德信仰如果没有一个神圣的根源，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宗教信仰会具有一个令人敬畏的神圣根源。人们敬畏什么，就去信仰什么，依据这个敬畏，塑造我们的行为规范。如果说，中国信仰是一个复合的结构，很难理清政治、国家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来源与边界问题，那么，人们信仰什么，如何信仰，就会成为如今使人困惑的大问题了。

 

    再者，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炎黄信仰，其中就包含一些被忽略的信仰社会学问题。中国人每年祭祀炎黄，应该算是什么信仰呢？汉族同胞可以说是人文之祖宗信仰，其他的少数民族难道也称之为祖宗信仰吗？近年来我经常到西北去做些调研，发现那里的其他民族朋友，不愿意被认为他们是炎黄祖孙。他们会说：你别给我们说炎黄子孙，我们是少数民族，不是炎黄祖孙。所以，炎黄子孙是有一定的适应范围的，不是所有的民族都适应。炎黄信仰就只是一个文化信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祖先。陕西黄帝陵标示的就是人文初祖，而并非血缘祖先。既然是文化的祖先，就不应该局限在汉民族，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都应该有这样的炎黄文化信仰。但依据中国人的传统，早已把炎黄信仰作为子孙对祖先的祭祀与信仰。这就是民族信仰和文化信仰、祖先信仰认同上的差异。然而我们却把它们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合的信仰结构。因此，中国人的信仰结构，很难说是纯宗教的，与宗教有关的，或者与道德的关系更密切，或者是与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一点。对此，我们是很难理清的。

 

    回到现实社会中，我们看看前面提到的，一个高三班主任率学生去灵隐寺集体祈福的行为，如何理解这种拜佛的风气。去年，我也曾看见高考前在东北某地方的一个寺庙里，专门为参加高考的考生举行祈福仪式。这种祈福仪式，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心理安抚有一定的作用。菩萨或者佛祖虽然不一定都能保佑我们考上名牌大学，但这样的仪式，可以消除一部分精神的紧张和顾虑。

 

    “自己的佛自己拜，自己的心愿自己了”，这是一种传统的信仰方式。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信佛的时候要许愿，许愿后不能讲给别人听，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在座的同学有这个经历吗？在寺庙里烧香前，要去买香，买香则必须自己买，不能请别人代买。烧香的时候要许愿，许愿灵验以后要还愿。人佛之间的象征交换关系，不同的人之间是有不同的交换结构的，所以，官员有官员的信仰，学者有学者的信仰，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有家族信仰，民间乡土社会有乡土社会信仰。至于宗教，则是一个体系化的信仰；而没有进入宗教体系的那些信仰，就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了。

 

    民间信仰是最难讲，却最有意思。去年阅读了一篇宗教人类学的博士论文，主要内容讲述东北一个山庄里的故事。文革期间，该村落捣毁了村民们崇祭的两块石头——一青龙、一白虎。但是，村民们远远没有想到，这两块石头被摧毁后，村里出现了青壮年不断猝死的现象。村里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没有石头的保佑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多方协商，村民们最终又在山的背后，立起来了两块石头——象征青龙和白虎。村民的生命意识才得以稳定下来。

 

    我们经常讲民间宗教是迷信，但是老百姓却不这样认为。民间信仰在乡村秩序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精神上的安抚。“迷信”这个词，不是一个宗教学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概念。它经日语译成中文，才引进到中国的。

 

    家族信仰，比较容易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和西方文化接触。西方人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看见中国人拜祖宗等现象，认为中国人没有教会。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家族，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组织。中国家族里的家长，就是他们的神父或者牧师。举行宗教活动，整个家族都是一个单位。这个家族的人在祭祀某个神的时候，整个家族构成了一个祭祀圈。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家族的信仰是以族群为基础的。

 

    上面讲的炎黄崇拜，就是在家族信仰的基础上随着血缘关系的扩大形成，同时将某一位圣人或伟人神圣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的信仰是几个方面的整合——权力、统治（治理）、哲学、伦理等这些要素构成一个信仰结构。这样的信仰结构不能说明中国人信仰缺乏和普遍，而是一个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的信仰混合体。

 

    上述这些信仰，多种多样，很是丰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称为信仰的类别或信仰类型。官方的信仰讲天命，学者的信仰在于学术研究上。古往今来，学而优则仕，当代社会是“仕而优则学”。这些做官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至于儒道互补或佛道互补，以为学者的信仰，所以学者的信仰也很复杂，上可以知天命，下可以保全自己。正所谓：苟求性命于乱世或官场之外。这都是学者信仰的特点。这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有些宗教家的特点，也有哲学家兼具政治家、乃至宗教家的特点。

 

    当然， 不同的信仰类型，有不同的偏重。统治者侧重政治化信仰，学者侧重哲人式或伦理式的信仰，下层民众侧重灵验式信仰。《人民日报》曾有一篇报道，说是在黄河岸边，某县长和村民在黄河岸边举行了一场祈雨的宗教仪式。这是官方的信仰方式与庶民百姓的信仰方式的整合。中国人在信仰的时候，官民有时相同，更多的时候则是彼此分割的，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发财、平安、学业、婚姻等，都会伴随一定的身份、地位而有所分割，通过信仰仪式而表现出来。

 

    建国60多年来，中国人的信仰变迁非常复杂。最近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放过一个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剧中有句经典台词，“舍得、舍得，舍也是福，得也是福。”剧终有一首歌“幸福不是毛毛雨”，说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当代的中国，是不是有了车子、房子就很幸福呢？且不说没有钱，即便是中国人有钱了以后，特别是那些暴发户，别人对你作何评价呢？有钱了以后，别人对你的举动是否认可呢？这些都是问题。正如英国人常常看不惯美国人那样，英国人认为，美国人就是几百年前从英国跑出去的“农民工”嘛！一个国家富强了，应该更加注重文化背后的信仰问题。所以，讨论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应该放在历史的文明体系中，在历史的演变中，梳理中国信仰结构的构成，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因素会主宰中国信仰的变迁。在此，我归纳了一下建国以来的各个时期中国信仰的时代特征。

 

    五十年代：“有信仰无宗教”。已故的赵朴初先生在他的文集里，曾经将毛泽东作为佛菩萨来看待的。与此同时，宪法也指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个时候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团结合作，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在那样一个年代，绝对不会出现80年代潘晓文章中指出的那种信仰现象：“人活着有没有意义”？国家的兴盛与信仰的稳定具有同步关系。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崇拜无信仰”。个人崇拜成为全民信仰，举国信仰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为中心。当时有一个红卫兵被毛主席握手，回去以后三个月，那只手都没有洗过。当地领导、百姓，争着要与这位红卫兵握手，以分享伟大领袖的大手及其温暖。另外，现在重庆沙坪坝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地，那里埋葬了近五百名红卫兵的遗体。这些红卫兵电视都是为了这一个人崇拜，捍卫出自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双方发生武斗，流血牺牲，相当悲壮。我专门去凭吊过，身在墓地，人陷无语，很久没有回过神来。该墓地，现在被列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年代：信仰危机出现，信仰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了，中国人从信仰一个人的年代中走了出来，人们开始有了信仰的选择与自由。但其信仰的方式、内容和构成与我们现在说的信仰有些不同。一方面，是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一方面是针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论断，北京和上海之间对待这个问题所形成的讨论与分歧。上海的学者们认为：宗教对于社会的安定、人心的团结和安慰有积极的作用。北京的学者认为：宗教就是鸦片，曾经麻痹人民。这就是学术界说的“南北鸦片战争”。80年代，中国人要搞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其中有一个前提，人必须要现代化。人为什么要现代化呢？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传统孔孟思想的约束，使得中国不能现代化，中国人必须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现代化的难题被归咎于传统文化。这就是说，在此类问题中内含了一个信仰的问题，似乎是现代化不完成，信仰问题无法解决。

 

    九十年代：宗教和信仰相结合。宗教开始合法化了，中国人可以选择宗教信仰，也可以在信仰之外选择不信仰。我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靠自己，我只信仰我自己。面对各种宗教及其信仰，你不选择，也是你的选择。你不信仰，也等于你选择了不信仰，这也是你的一种信仰。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为信仰重构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2000年以后：有信仰，不认同。宗教和信仰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的复杂。国家祭祀炎黄、孔子，把这类信仰活动提升为国家级祭祀，利用国家资源重构传统信仰，表达了我们的传统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其社会影响在不断增强，宗教信仰成为信仰合法性的一个基本表达途径。同时，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也得以复兴，象征了基层社会的活力呈现。

 

    我刚来贵校的时候，在贵校的校园里面看见一尊孔子像。不知这是不是香港孔教会的朋友赠送的。香港孔教会的这位领袖，极力要将儒教做成国教，希望中国人都成为国教的忠实信仰者。他曾经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中央统战部上书，建议将儒教做成当代中国的国教。另外，他在香港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孔子的生辰，建议定为香港社会的公假日。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原为所谓自由社会，基督教圣诞节在那里就是公开的节日。香港回归大陆后，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佛诞日”，也变成了公假。这位领袖说，中国人应该信儒教，所以准备申请一个“孔诞日”，后也变成香港的公共节日。

 

    当然，另外也有一些信仰毛泽东的人，要申请“毛诞日”。至于后来的结果怎样，还不得而知。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信仰的多元性特点。这种多元的信仰，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呢？信仰的社会本质在哪里？一个总体的感觉是，我们的信仰总是在别处。因为你有“圣诞”、“佛诞”，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孔诞”、甚至是“毛诞”。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我们真正神圣的关怀是什么？

 

    利益在此处，信仰在别处？有信仰归信仰，认同却是没有的。对于求神而不敬神的人来说，误以为求神拜佛，就会拥有了信仰。所以就出现了八十年代追求的是“名”，九十年代追求的是“钱”，2000年以后追求的是“权”；80年代烧文化，90年代烧钱，2000年以后烧自己。

 

    这问题相当的复杂，值得要深入剖析。当我们走进宗教场所以后，把我们的善款作为公德投入功德箱后，你想的是什么呢？中国强大起来的同时，如何面中国人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如何面对信仰在别处的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面对呢？我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不同于研究单一宗教，更加侧重于宗教以及宗教之间的交往与中国人的信仰间关系。

 

    在一个儒教和基督教的学术研讨会，研究儒教的学者认为，中国强大了，信仰儒教才是最正当的信仰；同样，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认为中国强大了，信仰基督教才能解决中国社会诸种问题。如果信佛教、基督教、儒教的信徒坐在一起，各教都认为、都主张自己信仰、自己研究的宗教才是对中国人最好的，其结果会怎样呢？很自然，讨论或争论、宗教信仰间的竞争应该是最好的认同过程。

 

    中国强大了必须信儒教，这是一种观点。信仰儒教本身，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儒教立为国教，香港孔教会的那位领袖，就可能成为“教主”？一次在山东大学开儒教研讨会，依据会议的规定。每一位发言者限定十五分钟，而他偏要讲二十分钟。他说日本和韩国不信仰基督教，所以发展的很快。很遗憾的是，他举得例子缺乏说服力。而美国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发展的就比较好。特别是少有人的发言只有十五分钟，而这位“领袖”，凭什么就讲20分钟？现代社会应该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不能因为你是孔教会领袖就有特权。这里其实产生了一个问题。还有一位儒教的提倡者，也曾经认为，孔子很伟大的，像毛泽东一样，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一句是可以顶一万句的；要是民主选举，孔子的一张选票，自然就要对于一般人的一万张选票。他还说，像孔子这样的人，假如生活在当代，他是可以实现专制的。我们相信他不会干坏事。

 

    另有一位学者，认为在中国要提倡儒教，需要“马克思+孔子+秦始皇”治国模式。虽然这很可能是那位学者的一厢情愿，但不排除有些官员、儒教信仰者和部分学者暗度陈仓、脉脉含情。然而，中国不需要国教，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至于有学者认为，等到有像汉武帝那样的明君面世的时候，儒教无疑将被定为国教。 

 

    在孔子故乡曲阜，有一家孔子后代开的小吃馆。饭馆里面供奉的是财神，我当时就问饭馆的老板，你们供奉财神，孔老夫子可是有意见的哦！有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你们怎么能够违背夫子的教导呢？！饭馆的老板回答我说，孔子起初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流浪汉，后来给官方极力地提倡，才影响这么大。孔子只是保佑做官和读书人，我们这些人他老人家也无法保佑。所以，我们信财神也是有道理的。

 

    这位饭馆老板，感情与信仰都很朴素啊。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在孔庙前看相算命，这也是孔子曾经反对的行为。而应该是真正的孔子信仰者，山东曲阜宋家村——真正的孔子出生地的人，他们却仅仅将孔子作为血缘之祖先来看待。不像曲阜“三孔祭祀”那样的隆重和庄严。所以官方、学者以及民间对孔子的评价是有差别的。

 

    关于佛教，这里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比如说：哪有佛教，哪里就有大中华。但是我这里只讲一个现象，单独的个人去拜佛代表的是本人，可是一个地方官员去拜佛那就不是代表的自己。一年的大年三十，曾经去上海的寺庙看到了一些现象。党员是不能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某位领导去拜佛的时候，他祈祷人民安康、社会和谐等内容，这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的问题。所以同样是信佛，内涵和意义是不同的。

 

    网络上有一个叫做“乌有之乡”的网站，特别提倡毛泽东信仰。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比现在要好。一个中国人不去信仰毛泽东，他还是一个中国人吗？这个网站上，处处强调中国人的信仰，应当是一个中国人才能够具有的信仰。这就是说，不能去信仰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信仰和民族、民间信仰的结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圣地，是时代信仰的一大符号，革命精神的故乡。但在1980年以后，大寨地位发生了变化，而大寨人的信仰也发生了变迁。前不久，大寨人在虎头山上建了一座庙，此事引起极大的反响。舆论认为，大寨不应该建庙，因为它是毛泽东时期思想的旗子。它的精神、信仰应该是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信佛、信神。我去访问大寨人的时候，他们认为，在大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他们的“财神爷”。这就把佛、财神与毛泽东信仰结合起来。从这个案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从单纯的政治信仰中，走出了一个多元信仰的选择空间。

 

    在上述这些信仰现象之外，当代中国人还有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过去，我们讲“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后来“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好公民”。现在基督教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应该信仰中国人的宗教，那么，中国人是否应该信仰基督教呢？如果在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强调中国人的信仰方式，总是以这个民族的认同为依据，究竟利多还是弊多呢？拭目以待了。

 

    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已经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信仰多元化并不用担心，担心的是，不同的信仰在面对同一个公共问题的时候，能否彼此交流，甚至于能否彼此尊重与认同。有信仰是很神圣的，但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之间，能否达成共识与彼此的认同，才是更加重要的。中国信仰是一个信仰复合体，中间夹杂家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私人的、公共的等等。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些不同的信仰分类出来，从信仰复合体中剥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就可以少点盲目多点理性，多一点冷静少一点激情。

 

    80、90后一代的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特深，民族文化倾向很重，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在与全球交往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分强调了中国人与中国信仰的关系，过分强调了“你是中国人，就必须信什么”的民族意识，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宗教民族主义或信仰民族主义。在座的都是政法学院的师生，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怎样才能将信仰和法律结合起来，信仰怎样和公民社会结合起来。信仰能否有利于公民身份的认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信仰的历史特征是，国家权力在强大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是很好的，但是一旦国家实力衰落，精神文明建设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除了少部分的精英能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外，大部分的人可能会与国家对着干。要么就是退居山林，求得个人的保全。像这种情况，也不完全是道德信仰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应该是法律、道德、宗教三者之间良性的互补。在中国文明中宗教的地位功能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与其去单纯依靠一个信仰，不如去依靠一个信仰，以建构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秩序。我希望法律界能够将法律、道德、信仰问题结合起来。问题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之中，信仰的多元化如何能够达成社会的共识呢？公共的理性和公共的信仰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可能性。比如说公民的信仰和各个宗教的信仰。个人的信仰感性的层面要多于团体的感性层面。共同体的信仰本身应该是理性多于感性。

 

    至于宗教和权力的关系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政教关系。政教关系在不同的文明和国家中是不同的表现，或者是相互合作、冲突，或者是制度分割，在一个法制的空间里合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的不好，会影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一个概念：核心信仰和社会一般信仰。我们可以把国家信仰和政治信仰做成核心信仰；把宗教和民间信仰做成社会一般信仰。实际上，民主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也可以归结为超自然的信仰和超社会的两大信仰类型。这两种不同的信仰观，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两种乌托邦和两种信仰表达方法。如果能把这两种信仰解决了，权力就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同时理顺核心信仰和社会一般信仰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