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方初始,德国不来梅联合卫理公会的一个会众就开始了一个每周咖啡馆,为所有信仰的难民们提供语言课程。
在德国的救世主联合卫理公会(德:Evangelisch-methodistische Erlöserkirche),来自美国西雅图的仓本好(Yoshi Kuramoto)正与一群年轻的难民们合作。他是联合卫理公会全球事工董事会(United Methodist Board of Global Ministries)任命的一名全球事工同仁。文化游览帮助人们熟悉他们的新环境。
教会牧师苏珊娜·尼瑟尔-布罗舍(Rev.Susanne Nießner-Brose)表示,近年来,属于北德会议(North Germany Conference)的这间教会为难民和移民们提供了很多服务。但由于新冠状病毒大流行而施行的限制措施,使得所有这些项目都在2020年3月终止。
她也说,在已经有130万具有难民身份的德国,再也不那么欢迎难民了。
尼瑟尔-布罗舍解释:“欧洲正在成为一个逃离战争、饥饿和压迫的绝望之人的堡垒。即便意味着要冒着生命危险,这些人也要进行逃离。”她还补充说大流行恶化了态势,“因此人们现在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难民的困境上面”。
欧洲难民危机是世界教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World Methodist Council)、ACT联盟(ACT Alliance)和其他基于信仰组织成员们的一个持续关注点。去年秋季,这些组织成立了一个联盟,还在欧洲联盟委员会于9月23日发布《移民和庇护新协议》(New Pact on Migration and Asylum)之前传递出宣导声明。
这份声明敦促连带感是欧盟国家的指导原则,因为其来源自“危机模式”心态,致力于创建移民常规通道并发展出反映出欧盟核心价值观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
退休的德国联合卫理公会主教罗斯玛丽·温纳(Rosemarie Wenner)是负责起草该声明的小组成员之一。温纳现为世界卫理公会理事会的日内瓦秘书。
在新协议里面,温纳发现了“一些积极之处”。她告知联合卫理公会新闻社,协议在再安置上面的关注是有问题的,“那些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进行迁移的国家要么侵犯了人权……要么他们已经比所有需要将数量庞大的难民进行融合的欧盟国家有着更多更大的负担”。
世界教会理事会国际事务教会委员会的主任彼得·普罗夫(Peter Prove)表示说,新协议确实有着“一些积极之处”,如延展家庭联系包括了兄弟姐妹。但是,大部分普世社区的改革愿望并未实现,“我认为,可以这么地说,我们对这份发表出来的协议并不满意”。
普罗夫补充说,明显的是,“主要关注点依然是排斥和防止移民,而不是对正在路途上的人群采取更为人道的方法”。
他表示,移民的持续到来给身处欧洲入境口岸的欧盟国家带来沉重负担,也“与一个统一欧洲的理想化理念背道而驰”。
他指出:“目前抵达的(移民)人数仅仅占到了2015年开始来的微小部分。即便如此,能到达的人数也只是因为冲突或压迫而成为国内外流离失所者的一小部分。”
全球事工董事会全球移民救济项目联合卫理公会委员会负责人杰克·阿米克(Rev. Jack Amick)同意说,移民总体上的负担不会全落在欧洲。
他指出,在7200万流离失所者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向了美国或欧洲,“我们倾向于用很偏向北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流离失所者最终都定居于南半球,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在非洲。”
于ACT联盟移民和流离失所者参考小组任职的阿米克说,他发现《移民和庇护新协议》存在有“一些严重不足之处”,因为它着重于边境便利性和处理性。他解释说,如果它的目标是让人们穿越欧洲或迅速返回,那么未成年人的权利和维持家庭合一的权利就会受到挑战或忽视。
在各个国家里面,挑战也是存在着的。
温纳称,在德国,由教会、非政府组织和民权活动家组成的大联盟正在“谋求良善的改变”而努力,反对将移民、难民和协助他们的人定为犯罪。很多城市都宣布他们是“安全港”,表示着他们已经准备好接收目前还待在希腊或其他地方营地中的移民。
温纳也补充说,德国也存在着另一个视移民为威胁的大联盟。他们坚持将到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留在边境营地里面,直至批准入境或驱逐出境。
尼瑟尔-布罗舍表示:“右翼政党即使没有掌权,也会持续在议事日程和部分公共意见中占据主导位置。”
2020年,德国有约60000人得到庇护,但相比德国8200万人和作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一的经济地位而言,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尼瑟尔-布罗舍说,这个总数表示了这个国家不愿意接受更多的难民了。
在难民项目被中止的大流行期间,这间不来梅教会正竭其所能。会众协助了一名在克罗地亚边境遭腿部枪击的伊拉克人寻求紧急医疗帮助。牧师表示,这位难民终于获得了居留德国的许可,但其家人必须留在伊拉克的重重生命威胁之中。
一位现年20岁的阿富汗男子目前生活在教会庇护所之中,他逃离伊朗到欧洲的时候还是个青少年。尼瑟尔-布罗舍说:“我们提供给他食物,帮助他应对官僚。除非离开教会,否则谁也不能将他驱逐出境。”
温纳指出,新冠状病毒危机让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了。
她解释说:“由于人与人会面和过境限制,自愿性的对移民支持行为受到了限制。包括捐款在内的现金都用于满足那些因为大流行而陷入财务困境人士们的迫切需要了。”
就移民危机的跨宗教的合作,以及难民移民们自身的恢复力,令温纳备受鼓励。
去年12月,温纳参加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教会理事会等组织的关于流向欧洲儿童处境的约160人的跨信仰磋商会。
在会上,温纳发表了演说,称全欧洲的教会、信仰社区和城市“都准备好收容和支持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移民家庭,但政府只允许其中一小部分进行再安置”。
温纳指出,地中海希望(Mediterranean Hope)的工作和他们为难民在西西里岛东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巴洛克风格小镇希克利的“文化之家”(意:Casa delle Cultura)项目,后者就是一个教会能做到的何时给与机遇的例子。
地中海希望是意大利福音教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Italy)、瓦尔登斯犹太会堂(Synod of Waldensian)、卫理公会教会及圣埃吉迪奥社区的一项令人惊叹不已的合作,目的就是组织一个针对移民危机的重大回应。
在与意大利政府达成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之下,人道主义走廊(Humanitarian Corridors)项目已经让2000多名特别脆弱的叙利亚人得以避难。地中海希望的卫理公会负责人保罗·纳索(Paolo Naso)在2019年向联合卫理公会新闻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说服欧盟采取该模式,“将其作为寻求庇护者和脆弱移民来到欧洲的主要安全通道”。
2017年,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会议的工作人员荣格·多米格斯(Rev. Jorge Domingues)与地中海希望合作了4个月,也是众多拜会过当年通过人道主义走廊项目抵达的63人的一员。
他表示,随着新来者的减少,现在一些关注点已经转移至支持当地社区资助那些难民。
在大流行期间,这类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很多新来者都存在健康担忧。多米格斯称地中海希望已经努力获得了适当数量的防护和检测用品,“主张为这些社区进行疫苗接种”。
去年12月,负责领导对卫理公会和瓦尔登斯教会联盟(Union of the Methodist and Waldensian Churches)进行监督的七人小组的亚历山德拉·特洛塔(Alessandra Trotta)向《纽约时报》表示,走廊是一种“胜利模式”,为不受管制和非法移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1975年,卫理公会和瓦尔登斯教会联盟借由一份融合协议而成立。
多米格斯表示,特洛塔是这个名为瓦尔登斯圆桌(Waldensian Table)小组的首位担任监督的卫理公会成员。
翻译自U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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