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郡最新重大考古发现 可成当年罗马十字架刑罚的新有力证据

在英国剑桥郡工作的考古学家们有了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发现。它位于芬斯坦顿，那儿的挖掘工作揭示出五处小型罗马墓地，埋葬有40名成人和5位儿童。这些墓地追溯至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或四世纪。

与许多罗马时代的墓地一样，这些墓地位于一条罗马道路沿线。这条路即是所谓的“切斯特之路”（拉丁语：Via Devana，英语：The Chester Road），负责连接今天的剑桥和高德曼彻斯特的罗马定居点，也是罗马城镇卡姆洛斯堡（Camulodunum，今天的科尔切斯特）和德凡（Deva，今天的切斯特）之间更长道路的一部分。

挖掘工作发现了其他一些物品及尸体，包括胸针（其中一个是马与骑手形式的铜合金搪瓷）、很多钱币、滑边装饰精致的陶器，以及经过屠宰的动物骨头。

然而，引起考古界注意的发现是一具右脚跟骨有钉子穿过的男性尸体。这枚钉子是经过水平敲击穿过男子的脚踝和脚跟。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十字架刑罚的证据。

骨骼上还有其他受伤的痕迹，表明男子在被处决前受过残酷对待。腿骨上有痕迹，暗示可能由于疾病或被五花大绑又或铐住而造成的要么是渗透到骨头里的感染，要么是周边组织的炎症。这些伤痕见于他左脚踝和小腿上，右腿胫骨上也有。男子年龄为20岁后半或30岁前半，显然被认定犯有某种严重的罪行。

这位受十字架之刑的男子的坟墓是在挖掘中发现的，由阿尔比恩考古公司（Albion Archaeology）在一个新住房开发项目之前进行。

罗马路边服务站的死者？

这位上十字架的男子可能是个奴隶或下层体力劳动者。他失去了大部分后牙，饱受两处牙龈脓肿的折磨，背上有退化性关节炎。很明显，他生活艰难，死得凄惨，而且死相令人震惊。

遗迹中其他一些被发现的骨骼显示有外伤的证据（包括骨折），可能表明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所致。总体而言，这个社区的人似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有严重牙病，部分人似乎有疟疾（直至早期现代，疟疾都是东盎格利亚的一种常见病）。

他们生活及死亡的地方，可能是一处长期使用道路上的旅行者服务站。他们可能代表了艰苦劳动的奴隶，或下层社区，受雇于路边的服务业。

残忍且有辱人格的惩罚

最近在写作两年多年来基督教十字架在信仰和文化中的历史时（《十字架的故事》），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十字架的设计就是具有残酷性且羞辱性。

根据后来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将十字架用作对政敌的一种惩罚。亚历山大大帝和北非的迦太基人也用过这种刑罚。从这些用途中，罗马共和国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将其作为对奴隶、非罗马公民或犯有叛国罪的罗马公民的合适惩罚。当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被击败后，罗马将军克拉苏（Crassus）把6000名来自前奴隶军队的囚犯钉在十字架上，于是从罗马到卡普阿的亚壁古道上，死者和将死之人绵延不断。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到耶稣的时代，他的家乡地区有很多人遭受这种处决之刑。公元7年，大希律死后，犹太地区发生了叛乱。经过镇压，叙利亚总督昆克蒂利乌斯·瓦卢斯（Quintilius Varus）在耶路撒冷将2000名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公元70年，紧随着一场蔓延开来的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罗马将军提图斯（Titus，新约译作“提多”）在围攻耶稣撒冷的数月中一天就在该地区钉死约500名犹太人。

十字架上的死亡方式是可怕的。除非身体以某种方式得到支撑，否则受害者的全身重量都会系于手臂（无论是绑住还是钉住），两三个小时内就会因为肌肉痉挛和窒息而死。随着越来越虚弱，受害者会更难以用手臂拉起自己来呼吸。为了延长痛苦时间，罗马人有时会在十字架上加个小座位（为的是造成额外痛苦），给身体一些支撑；其他的时候会提供脚部支撑。在这些情况下，受害者可能要三天之久的时间才会死亡。

芬斯坦顿发现的重要性

在这次发现之前，只有一个可靠的、有考古学证据的罗马十字架例子。尽管在它之前，从意大利加维罗附近的拉·拉达、埃及的门德斯，到耶路撒冷的吉瓦特·哈米弗塔尔，有三处发现被认为是在表明十字架的存在，而很多专家认为耶路撒冷的那处是唯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1968年，以色列文物局在耶路撒冷城墙以北的吉瓦特·哈米弗塔尔挖掘出一系列坟墓。他们在那儿发现了第一个（直至剑桥郡的例子之前，也是唯一的一个）有关使用了十字架的考古学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有人类骨头的石盒：一个骨灰盒。盒子的侧面刻有以下字样：“约翰纳，哈迦克之子”（Yehohanan, son of Hagakol）。考古学家在盒子里发现一块有铁钉穿过的脚跟骨。钉子的位置与发现于剑桥郡的钉子相当，于是强化了后者是一位十字架受刑人的解释。

吉瓦特·哈米弗塔尔骨灰盒里也还有一个年龄三至四岁孩子的骨头。部分专家认为，“哈迦克”并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个意思为“受十字架刑罚”的术语。在这种情况下，铭文就该解读为：“约翰纳，受十字架刑罚之人的儿子”。如果真是如此，“约翰纳”是这个孩子的名字。这个问题有待商榷。

在耶路撒冷骨灰盒之中的那位受害者的例子中，似乎钉子在遇到木头（钉子的前端有一块橄榄木）一个结的时候弯曲了。弯曲后的钉子在人死后很难拔出，因为要砍掉整个腿，但它还是与尸体一起保留下来。在钉头和人骨之间，有一小块木头（槐树或洋槐树）保留了下来，它可能是为了防止钉子从腿上被扯下来。

对骨头的初步研究表明，在十字架上的实际位置是通过将两条腿扭向一边（膝盖弯曲），将一枚大顶子穿过两个脚跟骨固定在十字架前面而形成的。这样就形成一个人的身体扭至一边的半坐姿势。受害者的下面一定有一些防止身体倾倒及延长痛苦时间的支撑物。

左前臂一块骨头上的划痕似乎在说明，受刑人的手臂是被钉在水平木条上的，钉子正好钉在手腕上。为了加速死亡，这位的腿最后还被残忍地打断，而这也发生在《约翰福音》描述中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位罪犯身上（《约翰福音》19：31-32）。

这些结论中有部分受到质疑。一些专家后来认为，脚跟骨实际上是被分别钉于直立柱子的两边，还质疑是否真的手臂有被钉且腿被打断。手臂在横柱上可能是被绑起来，而非钉起来的，而且罗马著作中提到了这两种做法。

《约翰福音》中关于耶稣之死的记载说，他的“双手”和脚都被钉住了。但是，应该记住的是，新约中使用的这个希腊语既可以描述为手腕，也可以为双手；耶稣的手臂可能既是被绑住以支撑身体，又是被钉住（钉手腕或手）。《约翰福音》中被译作“双手”的同一个词，在后用来描述用锁链固定使徒彼得时又被译作“手腕”。

为什么十字架刑罚的考古证据这么地少？

很多人会惊讶于只有两个考古学例子说明这种当时广为流传的做法。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惊讶。手工锻造的大铁钉是当时很值钱的物品，会在人死后从尸体上取下来，方面再次使用。为了找到十字架之刑的证据，则需要钉子留在骨头里，且骨头的保存状况要足够好，这样挖掘者才能清楚地看到骨与钉的关系。

此外，十字架受害者经常会被放任在十字架上腐烂解体，在这种情况下，被钉子刺穿的骨头能保存下来的可能非常之低。其他的时候，它们可能被扔弃到垃圾堆中。

因此，为了能提供十字架刑罚的考古证据，需要有三个因素存在：钉子留在尸体上的位置；通过埋葬处理尸体；有足够的、可以进行分析的骨头保存下来。成千上万的人经历过这种可怕的死亡方式，但却没有考古证据来证明他们所受的痛苦。

但现在，我们有了两个例子：来自吉瓦特·哈米弗塔尔和来自芬斯坦顿的。

“道成肉身”

这一考古公告和圣诞节的临近，提醒我们基督教信息之核心的深刻真理。这就是对道成肉身（上帝化为人类）信仰既是令人震惊，又是令人惊奇和鼓舞。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心在一个始于马槽、终于罗马绞架的生命中得到揭示。圣诞节与耶稣受难日密切联系。而且，正如基督教信仰所坚持的那样，其是与复活节的清晨有关的。

在芬斯坦顿发现的尸体再次提醒我们十字架的可怕性质。当约翰写到“道成肉身”（《约翰福音》1：14）的时候，他很清楚这涉及体验人类存在的完全深度，包括痛苦和羞辱。它包括当时和现在都令人震惊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无怪乎使徒保罗写道，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样的信仰为“绊脚石”，为“愚拙”（《哥林多前书》1：23）。

最早可追溯的基督徒受十字架刑罚为约公元200年，也就是这位芬斯坦顿人被处决的前不久。它被发现于罗马的帕拉蒂尼山上，非基督徒所做，而是一个旨在进行冒犯的涂鸦例子：一个人形在礼拜中举起手，向着一个裸露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位受刑者的头被描绘为一个驴头。在这幅粗糙的素描下面，用希腊语写着这些词：“Alexamenos sebete theon”。尽管这些草写的希腊语有些复杂，但最令人信服的翻译为：“亚列山蒙诺斯敬拜（他的）上帝”。

我们不知道是谁把它刻在墙上的，类似地，我们也不知道亚列山蒙诺斯是何人。可以肯定的是，绘制这幅涂鸦的人是在嘲笑亚列山蒙诺斯和他的基督教信仰。它提醒着我们，在罗马帝国，死于十字架之刑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也提醒我们，一个宣称它的上帝被顶死在十字架上的宗教是有争议性的。被钉死在芬斯坦顿的那位应该很明白这点。

原作者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也是英国圣公会的认证平信徒牧师。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五十四本书的作者或合著者，他的作品涉及广泛的历史和神学主题。此外，作为一位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他也为一些出版物和在线新闻平台写作；在探索信仰与政治互动的广播节目中接受采访；也出现在天空新闻中，讨论美国政治事件。他最新的书籍包括：《特朗普与清教徒》（2020）、《苏俄警察国家的秘密历史》（2020）、《夏娃的女儿们》（2021）、《耶稣：非官方生平》（2021）和《末世又来了？》（2021）。探讨基督教十字架在信仰、艺术和文化中历史的书籍为：与自己小女儿合著的《十字架的故事》（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