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传教士小传（三）​马礼逊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生于英国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农家庭。后来，他父亲把全家搬到纽开斯尔谋生，专以制鞋坯为业，一家老小全都参加劳动，过着下层社会的穷困生活。但小马礼逊却勤奋好学，语言天赋极佳，通晓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等语言，他有极强的记忆力，曾于一夜间背下《圣经诗篇》中最长的一篇――119篇，并毫无错误。由于他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虔诚，受其影响，马礼逊先后就学于霍克斯顿学校（Hoxton Academy）和戈斯波特传教士学院（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除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医学和初等汉语，并听说了宣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宣教工作的介绍，由此产生了对东方古国的向往。

1798年，马礼逊加入长老会。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会报名，要求接收他为宣教士。一天，他忽然得到神的呼召：“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这呼召简直把他吓一大跳，他说：“主啊！中国在哪里？我对她一无所知，你怎么会要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然而神的呼召是持续而坚定，毫无回转之余地。于是他向伦敦公会提出申请，教会同意了他的申请，命他再接受两年更为严格的训练，然后派往中国开辟新的宣教区，作为英国教会派赴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

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当时他年仅25岁。同年4月20日到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教会人士的接待。1807年5月12日，马礼逊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成为基督新教在中国大陆宣教第一人。

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两大困难：其一，清廷禁教令不准宣教士进入内地；其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除了来自清政府的限制，马礼逊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他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在此，他殷勤读书，学习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国人，饮食衣服都中国化。1809年，马礼逊在澳门与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并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时间长达25年。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既可安全地居留该地，有助于学习中文，所得薪酬又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也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马礼逊从事《圣经》翻译，他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这项事工，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 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将《新约》译完，并于1814年出版。之后，他与宣教士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译本被称为“马礼逊译本”，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词汇都是来自于此，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神的话语，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国人得窥主的真理，促进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信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马礼逊在翻译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翻译。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他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

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还编写一系列字典及介绍中国的书。在这些书中以《华英字典》最为著名。这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滥觞。《华英字典》除了英、汉文字对照外，还对中国各种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此外，《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因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局限，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是近代宣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招收华侨子弟前来就读，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马礼逊曾任该院牧师。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56年停办。宣教士在中国办学，为日后创办教会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事业。

中国最早的刊物是马礼逊于1815年8月5日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主要是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马礼逊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1832年，马礼逊又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合作编辑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影响是广博而深远的，在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国近代报刊发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丛报》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为宣教士所办，撰稿者也多是宣教士，他们基于信仰的立场，大多对英国的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对鸦片商人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为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辩护。《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史料为当时乃至后来治学者所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式诊所，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宣教的方法。1827年又增设一家眼科医院。六年以后，又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眼科医生聘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担当。

1830年，马礼逊在澳门为一个中国人施洗。此时，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从事宣教工作。1834年，马礼逊在年初日记中写道：“最近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7月30日马礼逊病倒在床，于8月1日晚10点钟安息主怀，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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