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会对待传道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把他传道人群体看做上帝的仆人,将之神圣化,对他们的言论更是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却又将传道人的生活限制在贫穷等规范之内,认为传道人的神圣仆人身份会被世俗的物质主义玷污,因此守贫穷是神圣的外在表现。这是一种看似矛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思路。
在这种传统中,传道人已经不是一般的信徒或者一般的人,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承载着基督教教义的一切期望,那就是将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理想寄托在传道人的身上。传道人本身既要成为上帝的仆人,那就必须牺牲现世的世俗利益,为众人作出榜样。因此,他们必须按照教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来完成信众的完美期望。
这种思路其实与圣经耶稣的教导是违背的,耶稣本人并不排斥财富,也不排斥物质,耶稣教导的是让我们超越于物质之上,而不被物质和世界奴役。因此,贫穷并不是耶稣树立的信徒和属灵规范,相反那种为了属灵而故意贫穷的人却是应该被排斥的。在三个仆人的例子中,努力赚钱的得到了奖赏,因为忠实与主人嘱托而没有赚到钱的仆人却受到惩罚。
回望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传道人守贫穷的理念也不是主流。圣法兰西斯的托钵运动强调的不是贫穷,而是对穷人的帮助。那么我们传道人这种看似矛盾的形象设定,怎么来的呢?
——显然,在我们自己的圣人文化中。
儒家的内圣外王,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这和基督教“事由心出”颇为类似,只不过基督教并不认同人可以成圣。儒家的内圣外王,是要人修养成内在和外在一致,内在有极高的道德品质,那么外在则自然是内在的表现。也就是一个人不但可以驾驭自己的内心,还可以将一种神圣的道德内化在自身之中,这样他的外在表现,就是内在道德的外显,内外一致,就可成王。
这一观点,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颇为类似。在理想国家中,哲学家为王,因为他们拥有最高的智慧,因此也拥有最高的治国理政的技术,在道德上他们同样趋于完美,这样他们治理的国家就能有条不紊,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种将人性的道德寄予希望,而不是直面人性、寄予法律和制度的观念,与我们传统文化中将圣人神化的方式有关。考察圣人的产生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圣人文化是怎样发展和建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传统基督教中,圣人情结的根源所在。
圣的甲骨文从口从耳从人,本意是指倾听从高处来的信息。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云 :“聖,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聖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通;贤圣之义, 又其引申也… …许君以形声说之,非是。聪、聲、聖三字同源, 其始本当一字。”这里的口,不是说话吃饭之口,而是殷商巫师使用的法器。因此,甲骨文“圣”的本意显然与祭祀和通灵有关。圣所表达的不是王的信息,而是来自神灵的话语。
殷商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莫过于祀与戎,也就是祭祀祖先和军事征服。在殷商文化中,天和帝掌管者人间的一切,军事成败,人生祸福皆由其掌管,因此事前征得神灵的指示显然就成为最重要的事。这种获得神灵启示的方式就是占卜,也就是通过烧龟甲看其裂纹来预知祸福。
既然上天掌管着一切规律和秩序,那么作为上天代表的殷王,就有执行上天权柄的特权和能力。做到这一点,殷王就必须顺通或者顺服上天的意志,不能有所违背。那么这里的“圣”就是说殷王的通天能力。殷商时代,并无圣人的连用,因此圣单指具备通神的殷王。先周的“圣”都与通神,知晓神的旨意有关。
周代商之后,需要说明代商的合法性,因为周取代商不是一场革命,而更像一场叛乱。同时作为小邦的周取代大邦殷商,让人感到天命无常,因此殷商的天命观念开始动摇。天命无常,天命可移,就成为周取代商的合法之源。天命可移的规律是什么,天命为什么会放弃殷商而转移到周身上,这就是殷商大变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与之相关的“圣”除了通天能力的表述之外,又加入了道德的内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转移的规律在于道德,而不在于亲疏。
周代对道德的重视,引发了除政治革命之外另一个革命那就是宗教革命。由占卜以窥探天命的巫术宗教转向了人本道德的去宗教化演变。这就是我们在孔子伦理中看到敬鬼神而远之理念。既然道德是天命转移的依据,那么我们对神的崇拜和祭祀就显得多余,与其敬鬼神,不如修德以配天命。
这种文化的转向,带来的是对“圣”含义的变革。圣不再指通神的能力和特权,而是加入了道德内涵,开始和人的能力、伦理、道德相连,也就是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下,“圣人”概念出现,完成了“圣人”内涵的初步建造。
由殷商到周,圣保持了“知天、则天”的内涵,到了周加上道德规范,演变成“圣人”的心性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理想人格。最高境界是什么,显然是天地神的境界。因此,传统文化儒家的“圣人”与殷商的圣相比,只是将知天命划归为达到神一样的境界。殷商在特权上通神,儒家在道德上完美成神。
正是我们对“圣人”的文化观念,转移到了传道人身上——在传道人身上,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自己未完成也不能完成的完美状态。
对传道人的圣人情结,与耶稣的教导并不相符,耶稣并未赋予传道人神圣性,同时圣人观念本身与基督教信仰文化也是相违背的。传道人首先是与普通信徒无异,他们身上担负的只是信徒所赋予的管理教会或者团契日常事务的职能。
从对传道人的“圣人情结”中走出,才能让传道人回归本位,也才能让教会更加具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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