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难道更爱犹太人？上帝难道只造了犹太人？

在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时代，犹太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包括犹太祭司阶层都以取个希腊名字作为时髦和传统，而有的犹太教领袖甚至通过特殊手段而成为帝国的包税商人。在犹太人世界，建立大型体育场所和浴池更是成为生活舒适的表现。希腊文化的影响巨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希腊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太舒服了。剧院、体育竞技、浴池等，让人们用脚表达了对犹太教律法的观点。

亚历山大帝国之后，是罗马帝国的崛起。而罗马帝国的征服不是另建一种文化，也是继续希腊化时代。因此在这种希腊文化的强势之下，犹太人部分精英则感觉到了危机。希腊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对于犹太教的律法和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世俗化，在他们看来这种文化是让人们远离上帝。准确地说是让犹太人远离上帝，从而模糊自己的民族界限。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些领袖失去自己的特权。因此，犹太精英们一方面用律法的方式阻止犹太人接近希腊文化，另一方面用暴力反抗罗马殖民的方式，来避免自己特权身份危机的到来。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所熟知的犹太战争。

犹太精英这种心理的背后实际上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张力。在犹太精英看来，一个人要么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要么是上帝的弃民外邦人。在这种观念之下，成为犹太人和成为外邦人是对立的两种选择。上帝创造并选择的是犹太人群体，而不是外邦人群体。

为了犹太人群体的独立和民族身份的继续，那么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设立清晰的界限显然就是必须的选择。这些界限的设定让犹太人远离希腊文化等外邦文化的干扰，从而在身体上成为选民。这些区分就是法利赛人坚持的律法。

外邦人不会割礼，而犹太人必须割礼；外邦人不会遵守安息日，犹太人必须遵守安息日。在犹太律法和方便舒适的生活之间，他们选择律法。如果贫穷能彰显选民的身份，那么舒适的生活又有什么值得考虑呢？希腊文化带来的生活改变与法利赛人律法之间冲突，让普通犹太人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然而，问题是希腊文化与上帝是不是冲突？或者根本问题在于是做犹太人还是做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是否只造了犹太人，还是造了所有人？

耶稣来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首先耶稣告诉大家，律法的目的不是捆绑人，在律法和人之间，人才是目的。上帝的性质是怜悯不是祭祀。律法的总纲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不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是用来告诉我们要彼此想爱。

在耶稣看来，人们是上帝造的，在外在的身份上，他可能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等，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行为上彼此相爱，就是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一定要有外在的行为和衣着标记，最重要的是心灵诚实的新生命建立。正是如此保罗才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因此，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安息日与罪人同席，在安息日允许门徒掐麦穗。正是这个原因，“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当犹太人的眼光从祭祀和法利赛人这些精英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时候，精英们就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了。就如希腊文化让他们的权威落地一样，现在耶稣发挥的作用，也是将犹太人从犹太祭司精英身上，重新送到上帝那里。因此在犹太祭祀和法利赛人这些精英们看来，犹太人的身份并不重要，他们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精英们的权威不能被削弱。谁削弱他们的权威，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犹太祭祀所要维护的不过是一个宗教王国，他们要在这个王国中成为统治者。谁威胁这个王国，威胁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就是这个王国的敌人。

中国传统基督教在过去所运行的模式，同样是宗教王国模式。这一模式的最重要的标记就是基督教徒与社会市民之间的分裂。在他们看来你首先是一个基督教徒，然而你才是一个其他身份的人。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就有了“多一个某某社会身份，就少一个基督教徒”的口号。教会成为一个王国，信众成为这个王国的子民。为了防止社会和王国抢夺子民，他们渲染了社会险恶和堕落的教义，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将基督教徒和社会身份分裂开来。

在这种模式下，甚至有的教会极端地让信徒放弃一切属世的因素，包括与父母等亲属关系断绝，赤裸地进入教会，成为真正的“上帝子民”。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虔诚信仰上帝，就要完全摆脱这个世界的一切身份外在标记。然而这不是真正地信上帝，而是借上帝名义圈自己的地盘罢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之人，都生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中。教会在世界上并无界限，她的真正界限是恶，而不是自己建造的围墙。因此，教会的信众更应该成为一个超越社会标准之上的市民，而不是仅仅成为教会这个小王国内的教徒！因为“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人点灯是为了驱逐黑暗，而不是为了与黑暗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