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琦： 2008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

 

一 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的重要事件及变化

 

对于中国基督教会而言，2008年是个很不寻常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教会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的惨剧，以及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成功举办了中国体育史上首次奥运会，而且恰逢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换届，并由此而带来不少新的变化。

 

（一）三自教会

 

处于中国基督教主体及代表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大家所熟知的三自教会，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及代表并非从信众的人数论，而更多是就三自教会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所拥有的全法发展空间、政治处境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自教会”也可俗称为中国基督教的“正规军”。“三自教会”是个简称，“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它们是解放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提出的中国基督教界应遵守的几项基本原则。目前基督教全国性的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全称“全国两会”，而各地方，直至县级区划根据需要，有时也设有“两地”组织。原则上说，在中国，教会只有隶属或依附于各级两地才受法律保护，它们习惯上被称为三自教会，而其他教会团体不受国家认可。①

 

（二）换届及其变化

 

根据2002年通过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章程》，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每五年一次，因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后一年的原则，2008年1月9～14日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于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基督教全国两会新一届领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代表会议前夕，上届（即全国三自第七届、全国基协第五届）常委会第六次（联席）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新的修改稿。这一系列规章的通过及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基督教会带来一些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班子年轻化

 

自2002年起中国教会制定了教牧人员75岁退休的制度以来，中国教会各级领导班子已呈年轻化的趋势，而200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则比上一届更进一步年轻化。以全国两会主要领袖年龄为例，上届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季剑虹（1932年生），2002年当选时已70岁，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1931年生），2002年当选时已71岁；而这届三自爱国会主席傅先伟（1944年生），2008年当选时64岁，基协会长高峰（1962年生）当选时仅46岁。为保证全国基督教各堂点教职人员年轻化，避免老的教牧人员过多的干预，2008年新通过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对1996年制定的规章作了修改，把堂务管理组织成员任期限定为“原则上不超过两届”②，对退休的教牧人员从原条款写的“可以继续协助圣工”，改为“可以被邀请讲道”。③这不仅“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信徒参与侍奉，并促进教会管理成员的年轻化”，并“有利于在职教牧人员的成长”。④

 

2.进一步突出集体领导

 

新一届领袖年龄较为年轻，领导班子中几乎没有以往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了，因此如何实现民主化的集体领导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这届分工较细，全国三自爱国会的主席与秘书长以及基协会长和总干事分别由四人来承担，而不像上一届三自爱国会主席和秘书长由一人兼任，会长与总干事也由一人兼任。⑤这种变化就更需要同心协力、紧密配合，组成一个集体领导。因此这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十分注重组织建设，认为两会建设的关键在于班子建设。为此特别强调班子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成员之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充分体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工作原则。⑥

 

3.更加注意教会内的制度建设

 

新一届领袖强调中国教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好教会的治理工作，而要做到这点必须从过去的“神治”、“人治”，走向“法治”，也就是要从完善制度入手，用制度来管人管事，为此新一届班子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建立和健全各方面的规章制度。首先他们在上一届所分的八个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充实，扩充为12个。新增设的五个是：传媒事工委员会、海外联络委员会、民族事工委员会、社会服务事工委员会、资产管理委员会。完全继承和保留上届的五个是：神学教育委员会、圣经事工委员会、《天风》编辑委员会、圣乐事工委员会、农村教会事工委员会。部分保留及调整的有：撤销原出版委员会，将之归入了传媒事工委员会内；原有的教会规章委员会和妇女事工委员会分别改为教会治理委员会、妇女和青年委员会，以扩大服务范围。他们吸取了上一届的经验教训，对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也都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职责。

 

新班子还加强了自我约束力，制定了包括《基督教全国两会负责同工办公会议议事日规则》（也可称领导班子的议事规则）、财务管理、负责人廉洁自律守则、两会成员年底评议考核、档案管理等在内的二十多项制度，对各部门的职责、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两会组织各方面运行操作都能够有章可循。除了用规章制度来规范自己外，他们还提出宗教团体应成为学习型团体，教会也应成为学习型教会，教牧人员也应成为学习型人员，为此“两会负责人要率先垂范，做出榜样，自己带头加强学习，并制定科学合理的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的相关制度，而且有专人负责执行和落实，学出实效”⑦。学习的内容包括：一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文化知识方面；二是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三是圣经神学、教义教规及信仰传统等方面。

 

 

①“三自教会”一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名词。如果单以符合自治、自养、自传的内容作为标准，那早在20世纪初及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耶稣教自立会、耶稣家庭等众多“三自”教会形式，而本文所讲的众多非三自教会，亦未违反“三自”内容。本文是为了阐述问题方便而将隶属或依附于各级“两会”的教会称为“三自教会”的。

②阚保平：《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修改的说明》，《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217页。

③阚保平：《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修改的说明》，《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217页。

④阚保平：《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修改的说明》，《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217页。

⑤从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最主要的四个职位看，过去季剑虹一人兼两职，既是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会主席，又是秘书长。曹圣洁也身兼两职，既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又兼协会总干事。这届则分工明确，四个职务分别有四人承担，除了主席傅先伟和会长高峰外，三自秘书长由徐晓鸿（1964年生）担任，基协总干事由阚保平（1957年生）担任。

⑥高峰：《加强两会自身建设》，《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182页。

⑦高峰：《加强两会自身建设》，《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182页。

 

 

4.突出两会的服务功能

    以往基督教全国两会往往以领导管理者面貌出现，很少有服务基层两会和教会的意识，由此难以起到原本应当起到的政府与信徒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新一届领袖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看到如不改变以往的衙门作风，两会就会越来越脱离信徒群众，为此他们提出应该突出两会的服务性，而不是以前强调的管理性。这反映在有关章程的修改中，如《三自章程》第二章第八款中增加了本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供服务”，《基协章程》第二章第九款中增加了本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协会提供服务”，《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的总则第四条中，也将“服务”这一条补充进去，使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教务方面的责任不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务组织”只是“负有联系、指导与督促的责任”，而改为“负有联系、服务、指导与督促的责任”，其中“联系和服务”的责任排在“指导和督促”之前，这些都表明“服务”的重要性已为新领导班子充分认识到。全国三自主席傅先伟多次在会议上提到，两会能否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关键在于其整体凝聚力和威信。而这种凝聚力不是来自于说教，更不是来自于权力，而是取决于两会能否切实服务基层教会和信徒，使信徒感到两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他提出要把两会建设成服务的两会，而不是机关化的两会。

    5.新一届更加注重加强与基层两会和教会的联系

    为增加整体凝聚力，基督教全国两会成员加强了与基层地方教会的联系，开展了深入实地的调研活动，了解各地教会情况及存在的实际问题。新班子自产生起至2008年底曾走访了四川、甘肃、陕西、广东、内蒙、江苏、浙江、湖北、安徽、山东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等许多教会。特别是2008年7月1～8日间深入广东进行东南片的教会调研，对广东省教会治理的基本情况，包括基层教会存在的几种基本模式，广东教会管理中的好经验和问题，以及东南地区五省一区普遍存在的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两会调查组进而对如何做好教会治理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6.更加注意发挥两会教会性的功能

    如何使教会成为教会，而不是政治团体，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却是长期以来困扰两会的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初，为了切断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中国教会发起了政治色彩较浓的“三自革新运动”，并由此建立了三自爱国会。由于三自爱国会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这个团体自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会全面复兴，考虑到三自爱国会只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爱国团体，是政治运动的产物，缺乏教会性，在丁光训领导下，中国基督教会成立了基督教协会。丁主教很希望中国教会最终能以基督教协会取代三自爱国会这个群众性的组织，因此提出三自爱国会是脚手架，认为三自爱国会任务完成之后，脚手架就应该拆除了。但他的设想因时机不成熟而未能实现，但如何加强两会的教会性则是丁光训主教一直关心的问题。

    由于受三自运动的影响，中国基督教会以往更多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而很少提及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中国基督教会与世界其他教会之间是否还应该保持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密切联系？是否应该明确表明中国基督教所持守的基本信仰，以证明我们与世界其他基督教会的基本信仰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属教会性问题。这次新修改的《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规章增加了《信仰》这一章，“内容从三一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圣经论、人论、末世论八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基督教会信仰的基本要点”①。虽然这章篇幅不长，但表明中国基督教会像世界其他基督教会一样，是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的。此外，中国教会在与世界其他教会交往中也突出其教会性。以往的《规章》所用的词句是：“与世界各国教会平等友好交往，彼此分享”，重点是在平等交往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三自原则，而对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间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关系突出不够。这次《规章》将这句话改为“与世界各国教会圣徒相通，互为肢体，友好交往、互相尊重”（见《规章》第三章第六节）。首先表明中国教会与世界各国教会的关系是“圣徒相通，互为肢体”，即双方关系是建立在基督里，然后再强调“友好交往、互相尊重”，这样就表明了“中国教会与世界各国教会在基督里的平等关系”②。这些修改对消除国内外的误解，抵制当今中国基督教内存在的各种异端邪说以及更好地处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新一届领导人高峰在2008年6月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两会组织要努力增强教会性”③，说明这点已成为本届两会的共识。

 

①阚保平：《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修改的说明》，《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215页。

②阚保平：《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修改的说明》，《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会议专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8，第215页。

③高峰：《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建设好中国教会》，《会讯》2008年第87期，第10页。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姜一平

 

 

 

 

    7.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教牧人员是整个中国教会最重要的资源，是教会的“第一生产力”。但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教牧人员，尤其是基层的教牧人员收入普遍较低，“有些地方教牧人员的工资连当地政府最低标准都达不到”，因为基层教会将教牧人员的工资作为发放生活费对待，因此不纳入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范围内，很多基层教牧人员每月只有三、四百元工资，有些甚至低到二百元。“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赡养父母，也不能更好地养育儿女。”更有甚者，“有些教会克扣、压低或拖欠教牧人员工资，造成教牧人员一家老小生存压力过重，无路可走之下忍痛割爱，离开侍奉岗位。”①2008年7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广东省调研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基层堂点教牧人员因经济困难造成传道人的流失现象日趋严重，因为人是无法单凭信仰而生活的。教牧人员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能使他们安心传道？教牧队伍不稳定，自然对教会发展不利，因为教会工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教牧人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给海外渗透和私设聚会点有可乘之机。②新一届的两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超过历届，这点特别体现在修改后的《三自章程》第二章第六款中增加了全国两会要“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制定教牧人员的工资、福利、退休等保障制度，以保证其生活安定”。《天风》也呼吁教会必须戒除不当观念（不尊重教牧，故意让他们吃苦），主动关心教牧人员的薪酬问题，提出按时足额支付教牧人员的工资福利是教会的责任，并建议建立教牧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③这些都体现了基督教全国两会不是在空谈，而是以实际行动推动保障教牧人员生活的工作，这正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化。

    8.打破原有的框框，扩大信徒的团结面

    以往中国教会对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的信徒大抵保持距离，很少有人提出要去团结他们，更没有人提出服务他们。但这一群体如今在人数上也许已超过了参加三自爱国会的信徒，作为主流的中国基督教会如何主动去团结争取他们是放在基督教两会面前的又一大现实问题。当今中国基督教两会领导人已意识到必须打破原来的框框，如傅先伟在2008年参加广东省三自爱国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团结游离在两会之外的信徒，只要他们持守纯正信仰，不偏离真道，不跟从异端邪说，我们就要了解他们的需要、尽力去团结他们、亲近他们、帮助他们、服务他们，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走遵纪守法、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④高峰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负责人会议上也提出“努力扩大团结面，特别是那些和两会还没有直接联系的信徒，要把更大多数的信徒团结在两会周围，使两会真正成为广大教牧同工和绝大多数信徒热心支持与拥护的两会”。这种观点较之过去是一大突破。

    9.《圣经》印刷有新的突破

    2007年底中国基督教圣经印刷突破5000万册，中国成为世界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2008年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新厂区在南京落成投产，大大提高圣经的生产能力，每月能印刷100万本包括《圣经》在内的基督教书刊。据全国两会的统计，2008年出版各种规格和品种的圣经达380万本。⑤正因如此，国际上有人对有些海外基督教团体至今仍向中国偷运圣经的做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今日基督教》官方网站2009年1月27日发表《偷运争议》的文章，提到2008年秋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圣经公会总干事丹尼尔·威利斯（Daniel Willis）称向中国偷运圣经既无必要，更会对当地基督徒造成危险，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身反映了中国教会大量印刷圣经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

 

①紫晶：《关注教牧生活》，《天风》2008年8月下半月刊，第44页。

②顾梦飞：《基督教全国两会治理专题组赴广东省调研略记》，《会讯》2008年第87期，第23页。

③紫晶：《关注教牧生活》，《天风》2008年8月下半月刊，第44～45页。

④傅先伟：《在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会讯》2008年第87期，第27页。

⑤徐晓鸿：《基督教全国两会2008年工作回顾纲要》，《会讯》2008年第88期，第32页。

 

 

（三）中国基督教会对汶川大地震及奥运会的回应

 

2008年全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汶川大地震及奥运会，中国基督教会对这两件大事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对汶川大地震的回应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当晚，基督教全国两会领导通过电话慰问了四川基督教两会，了解灾情，并鼓励四川基督教两会全力以赴抗震救灾。5月14日基督教全国两会为四川灾区举行祷告捐款活动，共得捐款1　1万多元，当天下午便将此款连同基督教全国两会100万元捐款一起交给红十字会。5月20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向各地教会发出了“为灾区教会重建奉献一份爱心的倡议”。5月22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召开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抗震救灾精神。基督教全国两会对此十分重视，当即成立了由全国三自主席傅先伟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负责的抗震救灾工作组，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督教两会发出通知，号召大家为抗震救灾再献爱心，得到了各地教会和信徒的积极响应。

 

在这次抗灾救灾中，基督教全国两会先后多次派人深入甘肃、陕西、四川等重灾区察看灾情和教会受损情况。四川基督教两会更是积极组织各地信徒互救、自救，并将大量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棉被、刚出厂的衣服、矿泉水、方便面等直接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教会在赈灾中的表现，感动了不少群众，纷纷“对教会给予他们的关怀表示称道和赞许”①。

 

到2008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和教会捐款累计超过人民币1　5亿多元，各种物资难以计数。②这次捐款创教会历史之最，表明了广大基督徒忧人所忧的无私爱心，也是对圣经教导“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的最生动实践，从一个角度体现了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基督徒对社会的关心和融入度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现。③过去信徒常会提出的“这捐款是否给灾区信主的人用？”的这类问题在这次汶川赈灾中已很少存在了。

 

面对这次大地震，《天风》和网站安排专栏报导抗灾情况，发表了许多感人的文章，其中有亲临地震灾区的教牧人员和记者的纪实文章，有为这次灾难所写的祷文，有通过这次灾难的自省和对生命新的体悟文章，也有有关灾后的心理辅导的文章。特别要指出的针对在灾难面前信徒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如灾难来临时，上帝在哪里？地震是否是神的惩罚？如何认识苦难？如何帮助正在受苦的人？《天风》均有专文从圣经和神学上对此做出积极的解释，帮助信徒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心态，使之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救灾赈灾之中。

 

一些过去不相信教会外有真善美的信徒通过对地震的反省，尤其是看到了地震中涌现大量的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的感人事迹，改变了看法。有文章说，“回想前几年教会开展的神学思想研讨，有的同工为基督教外有没有真善美而争得面红耳赤。在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赈灾中，我们看见到处涌现着人间质朴的爱心，看到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感受到了人们对受灾民众的恻隐之心”，“在大地震过后的反思中，我们看到了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除此之外，神还让我们看见基督教外也有真善美……”④以往有些基督徒常常把自己当成审判官，给不信者定罪，在这次大地震中也改变了态度，与非信徒一起直面苦难，有信徒说：“在生还者身上，我们看见不凡的生活中显出生命的闪光点，我们也可以期望基督徒在平凡的事上显出基督的爱。至少我们对四川人民的支持不是做一个审判官，而是一个帮助者，苦难的同行者，与他们一起走出人生困惑。”⑤正是这种变化，使基督徒主动融入了中国社会。

 

 

①李栋：《把主的爱带给灾区教会》，《天风》2008年7月上半月刊，第20页。

②高峰：《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天风》2008年12月上半月刊，第7页。

③《众志成城，支援灾区》，《天风》2008年6月下半月刊，第14页。

④沈学彬：《震后随想》，《天风》2008年6月下半月刊，第4页。

⑤严蓉晖：《岂能坐着观望！——从教牧关怀角度谈基督徒在自然灾害面前应有的回应》，《天风》2008年7月下半月刊，第9页。

 

 

2.对奥运会的回应

 

中国基督教会对奥运会也同样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早在2008年1月召开的中国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基督教支持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议》，这是中国五大宗教中第一个发出倡议书的宗教团体。该决议提出了教会可以从四个方面支持奥运会：为奥运献上感恩和祈祷；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参与各种服务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各国基督徒提供信仰生活方面的服务。其后，教会就这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确保奥运会平安举行，2008年3月18日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与各堂点签订了《“维护安全稳定，实现平安奥运”目标责任书》，要求自查包括水、电、煤气、电器及房屋设置等，以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保证为奥运会在京顺利举办创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随着奥运的临近，6月21～22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重点强调关注奥运会安全隐患。

 

不少地区的教会为奥运献上感恩和祈祷。4月30日北京市两会为奥运倒计时100天在丰台教堂隆重举行音乐会，主题是“主佑中华，平安奥运”，通过歌声表达了对奥运会的祈祷和祝福，参加此活动的信徒达1000人。

 

全国两会还出版了10万册奥运版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四福音书》，并将此圣经交付奥运主办和协办城市基督教两会，免费提供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为奥运会增添一道属灵的记忆”。①

 

由于奥运会主要在北京举行，为提高北京两会综合服务能力及各堂教牧同工的综合英语水平，自3月12日起，北京市两会为各堂教牧同工开展奥运英语培训活动。参见《天风》2008年5月上半月刊，第45页。7月初北京奥运场馆全面测试演练，基督教的三个活动室，包括为奥运村各国运动提供的祈祷室，都做了充分准备。基督教北京两会专门配备了16位志愿者服务，曾先后参加了四次培训，十余次小规模单项业务学习。8月奥运会开幕后，这些志愿者进驻奥运村宗教活动中心，分三班，24小时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基督徒提供信仰上的帮助与灵性关怀”。②与此同时，北京基督教有13座教堂和7个大聚会点向外宾开放，欢迎他们随时参加教会崇拜。8月10日星期日，正值奥运会开幕的第三天，许多海外信徒都冒雨前往教堂参加礼拜。其中小布什总统夫妇和老布什及其家人前往宽街堂，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及其随行人员前往海淀堂，与中国信徒共同进行了礼拜。他们的到来受到中国基督徒的热情接待，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这次北京及协办城市的教会在奥运会及残奥会上的宗教服务工作都相当出色，由此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此外，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福建、安徽、湖北、河北等地先后有五位牧师以及数位信徒成为“奥运火炬手”。

 

2008年的《天风》积极配合奥运，做了许多报道宣传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报导两会和各地教会为奥运会做准备的各种活动情况；第二类是介绍奥运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中与青年会的关系最密切；第三类是介绍曾对奥运会做出过贡献的中国信徒，如张伯苓、王正廷、李卫春、宋君复、董守义等人；第四类是为奥运祝福和祈祷的文章；第五类是开辟灵修性的宣传奥运精神的专栏：“奥运人生”。这些文章不仅在给中国基督徒增加奥运知识，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灵性修养。

 

总之，2008年，中国基督徒在奥运会上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为各国运动员及参加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在这过程中，他们自身增加了对奥运的认识，了解中国基督教和基督徒与奥运会的历史渊源及曾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加服务工作以及对奥运会的祝福和祈祷，不仅表达了，而且促进和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爱国之心，进一步融入了中国社会。中国教会也借奥运会和残奥会，适时地鼓励信徒发扬运动员“向着标杆直跑”精神，使之持有“‘更快、更高、更强’的人生态度”③。奥运精神成为提高中国基督徒灵性修养的精神财富。

 

 

①顾梦飞：《中国基督徒期盼北京奥运会》，《天风》2008年8月上半月刊，第5页。

②参见《天风》2008年9月上半月刊，封面。

③高峰：《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十年总结报告》，《天风》2008年12月上半月刊，第6页。

 

 

 

 

 

 

 

 

 

 

 

 

 

 

 

 

 

 

 

（四）纪念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

2008年是自1998年济南会议提出神学思想建设以来的十周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为此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

 

1.围绕着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总结报告开展的活动

 

基督教两会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广泛征求对该总结报告的意见，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经16次易稿，于11月11日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面世，由高峰宣读，题为《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①它总结了十年来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取得了推动神学思想建设重要性的共识、活跃了教会的神学思考、深化了信徒对信仰的理解、丰富了教会的讲台信息、弘扬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增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十年来的主要经验是：立足圣经是推进神学思想的基础、坚持三自原则是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前提、健全的基督教两会是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组织保障、回应现实是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对未来展望是：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要以各地基督教两会为依托，要以神学院校为基地，要以讲台为转化重点，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沃土，要以实践信仰为要务。该稿是新一届集体领导的产物。

 

2.神学思想征文活动

 

征文活动由全国两会发起，共收到论文214篇，另有学者论文3篇，其中有21篇获奖。裴连山的《教会自我建构中的神学思想建设》、汤士文的《圣经诠释与讲台信息》、陈企瑞的《在地如同在天——从德国敬虔主义运动的社会事工服务浅析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获一等奖；耿卫忠、杨联涛、黄凤想、林曼红、张克全获二等奖。获奖者中绝大多数是神学院中青年教师，也有各地教会较年轻的教职人员，充分地体现了神学思想建设是以神学院为基地，但已逐渐向基层教会推进的特点，神学思想建设有着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

 

3.各类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召开

 

目前，全国18所神学院校分为全国性、大区和省级不同的层次。在校学生1800多人，专职教师260多位。近30年来，已毕业学生约1万人，正因如此，很有必要对神学教育作一个总结。针对于此，“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于2008年9月23～25日在南京举行。会议围绕着“神学教育与课程设置”、“神学教育与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与中国文化”、“神学教育与社会责任”等四方面展开，共有36人大会发言和宣读论文。另外，基督教两会于11月11～13日举办了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神学思想建设与讲台信息”研讨会。会议除了教界外，还有政界与学界参加。研讨会主要围绕着神学思想建设与成果转化、和谐社会、社会关怀、传统文化等四个方面展开。

 

从这次围绕着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发起的活动中发表的论文以及征文论文看，不管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较之前些年均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造就了一批中青年神学院教师和各地两会青年教职人员。这些神学文章题材广泛，真正体现了陈泽民早在1956年就提出、后由丁光训主教所推广的命题——“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这些文章中有对生态恶化的神学思考；有探讨中国教会在自己的处境中为普世神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提出基督教要去除西方化，还原福音本质，与中国文化社会重整；有从教会学的角度探讨三自；有些从教会制度上进行了神学思考；有从海外的宗教运动的社会事工联系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应负的社会责任；有从圣经和神学传统中论述基督徒关怀社会的必然性；有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与体会提出了释经的原则；有从“经文、传道人和听众”三个讲道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初探处境化的讲道神学理念；有探索用比喻的方法使高深的神学理论转化为普通信徒所喜闻乐见的讲章；有对中国当前农村教会现状、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作了探讨；有些对妨碍基督徒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进行神学思考；有强调神学思想建设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有探讨基督教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有些结合汶川大地震，看到拓宽讲台信息、爱的维度的重要性；也有从圣经伦理学的角度，对如何构建信徒和谐家庭进行神学思考等。

 

这些题材广泛的神学思考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与中国教会所存在的问题密切结合，也就是说，所有的作者都是带着问题意识来思考神学。神学所讨论的内容全都是非常实际的，正如汪维藩教授所言，中国神学的特点是“实际的、具体的、形而下的一面，带着中国人重实际、重实效、重实用、重功利的精神”②。这种重实际和重实效性的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所讨论的问题不少是与当今社会密切相连，如教会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包括构建和谐家庭）方面发挥作用，如何为经济建设作贡献。二是密切与教会实践相结合，包括如何使神学思想转化为讲台讲章，如何正确读经和理解圣经等。三是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好建议，如就怎么解决当前农村教会教牧短缺的问题，提出“所有新毕业来的神学生由该区两会统筹分配，到农村工作锻炼两到三年，工资由区、县统一足额发放，经两会考核优秀的再调入区教会工作。长期在农村教会工作的，区、县两会则要定期进行奖评，保证他们生活待遇与区、县教会的同工基本相同”，等等。③

 

除了与实践紧密联系外，这些文章也反映了这些年来中国教会对“三自”理解的深化，特别是反映在从过去只强调政治含义上的“三自”，转向了教义神学上的“三自”，正如有文章提及的突出“三自中的神学主体性”。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教会要真正独立自主，不打造与自己本民族文化密切结合的神学是无法自立的。政治上只能做到切断与海外教会的组织上的联系，但却无法切断其教义神学上的联系。表面上看起来实现了自传，但传什么却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神学思想只能继续传西方式的基督教神学。因此神学思想的本色化是非常关健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本色神学正在逐渐建立，对“三自”的思考不再局限在政治含义上，而是从教会制度、教会学、符号学等方面来考虑，反映出中国教会对“三自”思考的新思路，这也正是这十年来神学思想建设逐渐深入的体现。

 

此外，这些年来教会加大了对社会服务的步伐也与神学思想建设有关。以前一些信徒只关心主内弟兄，很少关心社会，在“爱弟兄”与“爱众人”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④，如今不管是在2008年初南方雪灾，还是在汶川地震，或是在助学、盖学校、修水利、架桥铺路、艾滋病防治，帮助自闭症儿童康复，使贫困地区脱贫等等都可以看到中国基督徒的身影。⑤当然也应该看到，教会社会服务力度的增大，也与社会对宗教团体的接纳有很大关系。过去社会对宗教团体常常带有偏见，使他们想为社会服务都没机会。政府对此也并不支持，怕因此而扩大了宗教团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如今，社会对宗教变得更开放，因此也使教会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提供服务。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与基督教两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努力有关，也与十年来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密不可分，更与社会的变化给教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契机相互关联。

 

 

 

①高峰：《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天风》2008年12月上半月刊，第6页。

②汪维藩：《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金陵神学志》（复）第13期，2008。

③张建：《基督教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挑战》书面稿。

④高峰：《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天风》2008年12月上半月刊，第5页。

⑤详见《爱是我们的使命——陕西教会社会服务事工介绍》,《天风》2008年9月上半月刊，第40～41页。

 

 

 

 

 

 

 

 

 

 

 

 

 

 

 

 

 

 

 

 

 

二 2008年中国内地学界基督教研究动态

    2008年，中国内地学者有关基督教的研究成效显著，这主要表现在相关学术会议频仍、调研活动深入及研究成果丰硕三个方面。在学术会议举办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起到了平台与纽带作用，由其主办、参与主办、承办或协办的相关学术会议主要有2008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6～28日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10月15～17日在北京召开的“当代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8～21日在北京召开的“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12月11～13日在北京召开的“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其中后三次会议是有关基督宗教的专题研讨会，而前几次研讨会中亦有大量关于基督教研究的主题发言。2008年度与基督教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还有6月20～22日，由甘肃省委统战部组织召开的“全球化宗教问题”学术研讨会、11月21～22日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于北京昌平联合举办的旨在探讨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的题为“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的学术研讨会。

    2008年，随着基督教问题在中国社会领域的凸显及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在基督教研究领域的运用，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调研活动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2008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云、湘、赣等省开展的重点调研活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07年5月开展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也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相关信息于2008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由其负责人予以首次披露。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也在2008年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家庭教会调研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较大反响。在这一系列调研活动中，以高校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方面的调研最为热门，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众多高校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统战部等科研单位、部门及学者开展的各项调研活动。

    2008年，中国内地学界发表、出版了众多有关基督教研究方面的著述，这些成果涉及基督教史、当代基督教、基督教神哲学、跨宗教学科研究、圣经研究、文献整理等多个方面，并表现出中国当代基督教研究、跨学科研究、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等多个热点研究领域。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基督教史研究

    基督教史研究与基督教神哲学思想研究始终是大陆学者研究基督教的两块主要阵地，以往基督教神哲学思想的研究一般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08年这种格局略有改变，虽然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系统之作并不多见，但在该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却有百余篇，内容几乎涵括了基督教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以中国基督教史相关研究最丰富，而此间又以中国基督教区域史及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各项事工的发展研究最为突出，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基督教在近代甘肃、西藏、广东、广西、云南、吉林、内蒙古、山西、江苏、贵州、陕西、浙江、河南、台湾等省区的传播状况均得到学者介绍、考证，这其中以宝贵贞、宋长宏撰写的《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一书较具代表性。而有关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各项事工开展的研究成果中，以教会大学和基督教教育方面的研究最为典型，这方面除了许多教会学校的个案研究外，学者们还探讨了教会学校的中国化、基督教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等主题。除基督教教育事工外，其慈善事业、医疗事业、妇女事工、青年事工、儿童事工、文字事工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代表作为赵晓阳撰写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除此之外，传教士及其活动研究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考证也是此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此类著作主要有罗义贤的《司徒雷登与美国（战后～1949年）对华政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王文兵的《丁韪良与中国（中国与世界：16～19世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译作有雷孜智著的《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同时亦有关注关东地区传教士及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论文发表。此外，非基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各种教案事件中人事、物事环节亦是学者们重点考证的对象。在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方面略有突破，陈钦庄等人合著的《基督教简史》于2008年年初与读者见面（人民出版社，2008）。

    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对比起来，世界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便略显薄弱，2008年度学界对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发展及对古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上，同时学者们还关注了基督教与英国奴隶制、欧洲高等教育、宗教改革等基督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胡斯都·L　冈察雷斯著、陈泽民等人翻译的《基督教思想史（第1～3卷）》（译林出版社，2008）以及由保罗·蒂利希著、尹大贻翻译的《基督宗教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等著作于2008年度问世。

 

 

 

（二）当代基督教研究

    当代基督教研究在2008年较往年有升温之势，随着上述基督教现状调研活动的开展及各研究机构、学者对基督教现状问题的关注，有关此方面的著述亦有所增加，虽然2008年没有相关专著问世，但众多对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加以关注的书籍中均有大量篇幅对此问题加以探讨，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卓新平的《“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该书基于对古今中外宗教发展的比较来分析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治、宗教与社会的多层关系，其中涉及了有关基督教的管理、立法等问题。陈晓毅在《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中，以人类学的方法，对贵阳市花溪区青岩地区的宗教多样性进行了剖析，书中很多内容均涉及了青岩地区的基督教现状，比如该书的第五章“宗教生态论视野下的青岩宗教信徒纷争”便以青岩基督教堂发生的一次争吵作为研究对象，说明青岩基督教堂内部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失衡问题。另外在何林的《阿怒人——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及张桥贵主编的《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中均有许多章节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基督教信仰现状问题。除这些专著外，2008年度，大陆学者还发表了众多基督教调研及探讨当代基督教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中研究个案广布于山东、贵州、湖北、甘肃、青海、陕西、新疆、河南、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福建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青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大学生群体、农民群体、高校教师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也得到了专题研究；同时，当代基督教“灵恩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引导与管理、基督教的社会工作开展等热门话题也进入学者视阈。

    学者们对当代基督教的研究还具备海外视角，虽在此方面的著述不多，但新基督教右翼、福音派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对韩国社会作用、移民的基督教信仰等论题还是多出现在学者的文章中。在此方面，美国普渡大学杨凤岗教授著、默言翻译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一书颇具代表性。

   （三）基督教神哲学思想

    基督教哲学与神学思想研究始终为中国学者研究基督教的重要维度，但在2008年度，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基督教史、当代基督教甚至与基督教相关的跨学科的研究相比，却显得有些冷清。尤其是当这种研究框定在基督新教领域时，成果就更显贫乏。2008年此方面的相关著作有王俊的《生态与拯救：约翰·科布生态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谢志斌的《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李枫的《探究英国近代浪漫主义神学诗人的神学——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胡自信的《大家精要：斯温伯恩》（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谢炳国编著的《基督教仪式和礼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林子淳的《多元性汉语神学诠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而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基督教思想家的理论仍是学者们探究的重点，比如马丁·路德的死亡观等，同时基督教伦理思想、科学观、文化观、原罪观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

   （四）基督教思想与其他文化对比研究

    与基督教神哲学思想研究相关，在基督教思想与其他宗教、文化之间进行对比探讨的著述在2008年度仍是学者们热衷的话题。虽然在此方面无专著问世，但却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儒耶对话这个传统话题仍为重中之重，比如两者的人性观、博爱、创造力、婚爱观等方面的异同及契合；另外，学者们还多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进行对比。2008年，有关基督教与其他宗教间对话方面的论文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耶佛与耶道之间。在耶佛对比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探讨了耶佛在中国的不同发展历程及两者的创世理论，另外，费雷德里克的《佛教徒与基督徒》（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和约翰·B　科布的《超越对话：走向佛教——基督孝的相互转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被翻译出版。而耶道之间的对比主要围绕着两者不同的生命观之上。

 

 

 

 

 

 

 

 

 

 

 

（五）跨学科研究

    2008年度，和基督教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呈现繁荣之势，这其中当首推基督教文学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专著有谷裕的《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宗教生存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同时围绕基督教文学方面，共有近6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其中一部分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其浪漫主义色彩、小说的叙事意向、人道精神、现代转型等方面，学者们以冰心、林语堂、老舍、萧乾、许地山、巴金、张晓风、曹禺、北村等人的作品作为例证考证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另一部分论文探讨了国外文学作品及文学家们的基督教情怀，比如莎士比亚戏剧、毛姆的小说、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哈代的《苔丝》、远藤周作的《海与毒药》和《沉默》等。除基督教文学外，基督教与法律、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着力探讨的问题。比如西欧中世纪法、罗马法复兴、英国衡平法、欧美宪政文明的确立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潜在关联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学者的阐释。基督教与艺术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基督教对西方音乐及中国个别地区音乐的影响（代表作为杨民康的《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宗教仪式音乐研究》）、基督教对各种视觉艺术（电影、绘画、雕刻等）的影响、基督教对建筑风格的影响均得到学者们不同程度的研究。由刘光耀、杨慧林主编的《神学美学》（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也于2008年初出版。在与基督教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中，基督教与医学、语言学、体育、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话题也得到个别学者的探讨。

   （六）圣经研究

    圣经研究始终是大陆基督教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2008年此领域研究略有起色，有两部有关圣经研究的专著出版，一是陆扬、潘韩伟的《〈圣经〉的文化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二是美国华裔学者陈俊伟的《旧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另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也于2008年问世，其中包括梅琴的《新约文献与历史导论》、麦慈格（Metzger,B.M.）的《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亚历山大（Alexander，T.D.）的《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第2版）以及布鲁斯（Bruce,F.F.）的《圣经正典》。有关圣经研究的论文在2008年并不多见，只有个别探讨圣经工作观、财富观、自然观及中文圣经译本的作品发表。

   （七）资料收集及其他研究工作

    2008年，学者们还就基督教的研究编写、整理了一些文献和辞书，其中包括卓新平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基督教卷》（民族出版社，2008）和《基督教小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秦和平和申晓虎主编的《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8）、解成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还有学者总结了我国基督教会史研究状况、近些年基督教研究状况、美国华人基督教研究情况等问题，这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宗教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中，对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学界基督教研究状况的总结最为系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进行的“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的再研究”对199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所作的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些努力无疑为学界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此外，在2008年度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以书代刊类书籍有卓新平和许志伟主编的《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一辑）、张庆熊和徐以骅主编的《基督教学术》（第六辑）、许志伟主编的《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七、八辑）等。

 

三 近年来中国教会的多元存在格局及其张力

    2008年度，中国的“家庭教会”问题备受各界关注，进而有关家庭教会人数臆测、家庭教会性质评判、家庭教会未来走向预估方面文章纷至沓来，这其中以于建嵘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与家庭教会人士的对话》等系列访谈录及讲座，刘澎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教会问题》以及李向平的《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社会化问题——基于信仰—关系的权力实践》等文章最具影响力①。2008年11月份，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旨在探讨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的研讨会将这场探讨推向高潮。虽然有关家庭教会问题尚有探讨空间，甚至说对其研究才刚刚起步，但鉴于其特殊性、敏感性，本文只是尽量将家庭教会问题背后折射的中国教会的多元存在形态问题加以分析、呈现，并对这种多元形态之间的种种张力关系加以简要评判。

    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几个概念加以说明，首先本文以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准三自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多元形态加以概括，之所以采用“非”、“准”等语，并非特立独行之举，而是为了澄清“家庭教会”、非建制教会、“合法聚会场所”、“私设聚会点”等词带来的种种误解。因为“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中的“家庭教会”不再单纯以家庭为聚会单位，其活动已扩展于企业、公司、学校甚至露天场所；其次，“家庭”也已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登记与未登记宗教活动场所间的区分标志，很多家庭聚会场所很可能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或处于某教堂教会的“带领”之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会”在本文中被纳入非三自教会范畴；再次，“建制”一词同样无法在三自教会与其他教会之间做出区分，有些非三自教会内部同样具有完备的“建制”结构。所以除非这个“制”专指三自教会的“制”，否则这个概念同样模棱两可。至于聚会场所、聚会点等词，因其所具有的空间意义，更不能对教会的多元形态加以界定。对于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准三自教会这几个概念及其内涵，本文将在行文中予以具体阐释。

   （一）三自教会

    处于中国基督教主体及代表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大家所熟知的“三自教会”，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及代表并非从信众的人数论，而更多是就“三自教会”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所拥有的合法的发展空间、政治处境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自教会”也可俗称为中国基督教的“正规军”。“三自教会”是个简称，“三自”指“自治、自养、自传”，它们是解放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提出的中国基督教界应遵守的几项基本原则②。目前基督教全国性的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称“全国两会”，而各地方，直至县级区划根据需要，有时也设有“两会”组织。原则上说，在中国，教会只有隶属或依附于各级两会才受法律保护，它们习惯上被称为“三自教会”，而其他教会团体不受国家认可。在中国目前三自教会及其系统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教堂教会、登记聚会点教会以及隶属上述两者的聚会点团契。③本文的教堂教会指拥有规模较大教堂作为信仰活动场所的三自教会；而登记聚会点教会是在经登记的除教堂以外的宗教活动处所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而隶属于两者的聚会点团契，指在临时登记或尚未登记的信仰活动场所进行信仰活动的，但处于“以堂带点”管理模式之下的团契。

 

①上述文章中很多尚未公开出版，有些文章是作者在一些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虽然如此，它们在网络和学界已广为流传。

②1950年7月28日，中国基督教界40多位代表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公开信，标志着中国三自爱国运动的正式开展，这一公开信明确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应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所以它也被称为“三自宣言”。

③本文之所以使用“已登记聚会点教会”这一概念，是因为传统的“已登记聚会点”从字面上看，只是空间概念，是基督徒用以做礼拜聚会的场所。而本文对于三自教会的划分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划分，主题词理应落在教会上。教会（Ecclesia）意为“召唤”，引申为召唤而来的“集会”，在基督徒那里，该词指以信仰基督之名集合在一起的信仰团体，或称“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等。它不仅包括聚会场所、信众，还包括某些制度性的结构和要素。另外，笔者进行教堂教会与登记聚会点教会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的，在此条目中，宗教活动场所被区分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两类。而团契一般指不具备完备的教会建制、神职人员甚至固定的信仰活动场所的基督徒聚会。

 

 

1.教堂教会

并非所有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登记的信仰活动场所都可称为教堂。按照《宗教事务条例》规定，设立教堂的申请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批复，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申请由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便可批复。另外在审批条件上和其他信仰活动场所亦有区别。比如按照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2006年5月16日颁布的《福建省两类宗教活动场所具体区分标准》的文件规定，拟申请设立教堂的场所必须具有比较明显的本宗教建筑标志、风格和特征；场所占地面积应在300平方米以上，建筑面积应在200平方米以上；要具备申报独立的场所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资格和要件，租借的场所不能设立为教堂；要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人数在100人以上）、固定的、经常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而对于其他基督教信仰活动场所来说，以上条件有些条件并不必要。既然有如此多条件制约，在全国范围内看，经审批的教堂数量与日益增长的信徒数量并不成正比。比如目前在北京市拥有崇文门堂、海淀堂、缸瓦市堂、宽街堂、珠市口堂、丰台堂、朝阳堂7座城区教堂及南苑教堂、怀柔教堂、延庆教堂、南口教堂、顺义教堂、房山教堂、西北旺堂、通州教堂、大兴教堂等约10座郊区教堂。但北京市的信徒数量却超过5万人，按照这个统计来算，在北京市平均近3000名信徒才拥有一座教堂。同样在江苏扬州市，共有基督徒3万人，但在市区也只有一座翠园路教堂；贵州省贵阳市共有信徒1.5万人，但主要的教堂只有黔灵西路一座。显然教堂的数量并无法满足信徒的信仰活动所需，于是，很多教堂的主日礼拜不得不分多场进行，而且场场人满为患，比如在南京莫愁路教堂，主日礼拜要分早堂、二堂、三堂、四堂等多次进行，共达数千人之多，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教堂教会中十分普遍。鉴于以上情况，除教堂外，其他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即合法的聚会点）的出现对于国家基督教事务管理及信徒信仰活动的正常开展来说，均显得十分必要。

 

2.已登记聚会点教会

 

如上所述，因种种条件制约，经政府批准的教堂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基督徒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加之，许多信徒因距教堂较远、行为不便等诸多原因，很难参与到教堂的信仰活动中，于是许多信徒便在其他信仰活动场所进行聚会，形成诸多较为分散的信仰活动处所，这些聚会场所，人们习惯称之为“聚会点”。因为前述原因形成的聚会点往往会认同“三自”原则，接受教堂教会“带领”，同时也不反对在政府相关部门对其信仰活动场所进行审批登记。于是，按照《宗教事务条例》，在一些经审批的聚会场所内，信徒们也可组建自己的教会。这类教会因主动认同三自原则，活动场所经过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审批，我们同样将之归为三自教会范畴。但与在教堂开展活动的三自教会不同，其规模一般较小，而且报批的条件也较为宽泛，在不违反国家现有法律的情况下，往往具备一定数量的信徒有信仰需求、有宗教教职人员、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且宗教活动场所布局合理便可进行申请，得到市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复便可设立。而对于那些尚不完全具备设立条件的基督教信仰活动场所，政府部门往往予以暂缓登记或临时登记。为了保证这些聚会点的教义宣传、教会管理工作能够合法、合理、有序地进行，这些聚会点有时会被置于当地某教堂教会的督导、带领之下。

 

3.隶属上述两者的聚会点团契

 

此外，在上述教堂教会及已登记聚会点教会之下经常还涵盖若干小聚会点或祈祷会。它们的规模较小，而且不具备申请信仰活动场所的条件，我们不妨将它们称为聚会点团契，对于那些接受三自原则或三自教会引领的聚会点团契，各地政府往往采取“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这些聚会场所只需在基督教两会或政府部门备案便可进行某些信仰活动。严格说来“以堂带点”这种称谓并不准确，因为堂、点均为空间概念，而教会、团契不应仅仅为地点，还有人、活动等诸多要件。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妨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要将堂、点视为在其上组建的教会、团契。另外，传统对于“以堂带点”的理解为在一定行政区域内，为了对辖区内依法登记的信仰活动场所的教务活动进行带动、协调和管理，而以该辖区的教堂为中心建立协调组织的管理方式；而另一种理解方式为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将信仰活动规范统一纳入三自教会系统，但尚未登记的聚会点团契归属于附近依法登记的堂点教会，实行统一管理、指导的管理模式。就普遍程度而言，本文倾向于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此术语。

 

因地域、文化、发展历程等方面差异，“以堂带点”模式亦有不同类型。从堂、点之间的关系说，有未经备案、经备案、经备案但独立三种：未经备案的“以堂带点”关系只是某教会或教会中个别负责人的个别行为，这种关系往往未经当地基督教“两会”组织统筹安排并备案，但因该聚会点主动请求，或教堂经聚会点的许可，给予聚会点教牧、经济等事务上协助的。比如教堂中信徒因聚会不方便而自行组织的聚会点和城市中的流动人员聚会点在牧养方面对于大教堂的求助等。经备案的“以堂带点”模式指由当地两会组织统筹安排，并要求当地某教堂教会以“以堂带点”的方式指导、监督、帮助某聚会点，并加以备案，这样便形成了正式的经备案的“以堂带点”关系。①

 

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即聚会点虽经过备案，确立了其与某教堂之间的“以堂带点”关系，但因教堂教牧人员有限、交通不便、牧养观点分歧等诸多原因，使一些聚会点并没有得到教堂在教牧、管理方面的“带领”，进而呈现一种独立态势，“以堂带点”模式名存实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有很多。另外，有学者还从堂—点的互动方式对“以堂代点”模式进行了区分，这其中包括堂—点分立模式和堂—点升级模式两种。堂—点分立模式主要是以教堂为中心，实行圣工、人事、经济的统一管理方式，使“点”的管理基本于教堂。在这种模式下，隶属于教堂的聚会点往往无法自由升级扩大为教堂；而在堂—点升级模式中，堂—点之间的宗教资源可两处流动，信徒也可在堂—点之间自由走动。而且宗教活动空间的大小因信徒的多少而进行调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聚会点可以扩大为教堂。②

 

据三自教会负责人介绍，中国目前共有经登记注册的基督教活动堂、点5.5万余处，70％以上为1979年以后新建，其中既有容纳几十人的聚会点，也有能容纳8000人的大规模的教堂。据基督教“两会”统计，全国信徒总数截至2008年共约2000万人。而根据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在三自教会内，共有牧师、副牧师约3700人、长老约5000人，传道员约2.7万人，义工约15万人。③根据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网站的数据，2005年，在上海市（含郊区）共有基督教注册堂点164处，其中教堂约100余座，已登记聚会点50余个。基督教教职人员332人，信徒18万多人。④在北京市，到2003年底北京市基督教第七次会议召开时，其会议决议中提及，在首都各行各业中共有信徒4万余人，如今，根据北京基督教两会网站介绍，每年约有5000人领受洗礼，现在已有信徒5万余人。⑤另外根据2004年的统计，北京共有聚会点823处，其中注册登记的聚会点57处。⑥

 

 

 

①相关研究可参阅李创同、林连华《“以堂带点”管理模式的调查与研究——以X市基督教T聚会点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414～415页。

③参阅傅先伟2008年10月22日，在香港尖沙咀基督教浸信会作的题为“中国教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另见“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TSPM/CCC Visiting Hong Kong：Caring of Non　Registered Churches”in Christian Times,October22,2008。

④http://www.shmzw.gov.cn/gb/mzw/shzj/jdj/index.html

⑤http://www.bjjdt.com/default.asp?id=40&location=首页&order=1

⑥参阅王亚明、尹爱娟《推进我市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进程》，《北京人大》2004年第5期，第8页。

 

 

 

（二）非三自教会

 

在上面我们谈到经登记聚会点教会模式时，简单论及一些聚会点得以产生的根源。事实上，教堂缺乏、聚会不便等因素并非所有聚会点产生的原因。它们至多是众多已登记聚会点或纳入“以堂代点”模式的聚会点得以形成的主因。“以堂带点”模式的形成并非一厢情愿之事，如果聚会点拒绝服从教堂教会或登记聚会点教会的督导、管理，这一模式终将难以发挥作用。众多在“私设聚会点”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或团契的存在便是明证，它们游离于政府及基督教两会组织的管理及指导之外。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①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应该在6000万～7000万人。②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万信徒这些数字③，显然有所出入。其原因便在于后两者未将这些参加所谓“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徒统计在内。

 

与三自教会对应，笔者在这里将在未经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或纳入“以堂带点”管理模式的场所内，进行信仰活动的教会称为“非三自教会”。非三自教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它们不认同三自教会的三自原则或教义教理、组织体制、政教关系等内容，并拒绝通过两会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甚至拒绝任何形式的登记注册。因为上述原因，它们尚未被中国政府认可。“非三自教会”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首先，有些教会与三自教会间的分歧根源在于神学主张上的差异。虽然很多拒绝加入三自团体的教会在谈到原因时，均谈到政治因素，比如“三自的头是政府，我们的头是基督”，但不可否认其深层原因还是自由派神学与基要派神学间的龃龉，正是其中的对立导致两者对于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1998年11月中国家庭教会代表发表的《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中谈到他们之所以不加入“三自教会”，除了政治因素外，其他因素只有一个，便是“三自教会”的根基在于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而自己则继承基要派和福音派传统。其次，有些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教会”并不仅仅是因为三自教会本身的问题，他们还认为中国政府的很多宗教法规及登记条例与他们所信仰教义教理相违背。再次，三自教会，尤其是教堂教会由于其政治化色彩、科层制、机构庞大、信徒众多、仪式僵化等方面因素，使其无法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信徒的信仰需求，更不能满足信徒个体在灵性上的具体需要，导致很多信徒脱离三自教会，自行聚会。最后，由于三自教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致使部分成员游离于三自体制之外，组建教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联合礼拜后，教派问题不再突出，但并不能掩盖不同教派存在这个事实，这也是众多非三自教会得以产生的原因。

 

本文尝试将非三自教会归为以下几种类型，但这种分析并不代表所有此类教会均拒绝三自教会的主张，其中也有部分教会或团契被纳入到“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中，但客观说来，这样的教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此类教会还被冠以“私设聚会点”的名义而“非法存在”着。

 

1.传统非三自教会

 

很大一部分教会之所以拒绝加入三自系统，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沿革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三自革新”运动起，部分信众因对此运动不信任，而转入家庭活动，进而产生了首批家庭教会，在之后的各种运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些家庭教会继续保持聚会活动。随着1979年，宗教政策得以恢复，当时的家庭教会也得以迅速扩展，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有些家庭聚会点的扩大，他们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初的家庭，有的租用了房屋，有的甚至自己修建了聚会场所，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几人、十几人，而是有了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规模。之所以称这部分教会为传统型，不仅仅因为它们有历史“传统”，而且因为这些教会在教义和行为方式上较“传统”。在信仰上它们普遍持有基要的神学主张，聚会方式也较为保守，一般不允许陌生人加入。这些教会按地域有城市与农村之分。在城市中，此类教会虽存在，但数量并不会很多。首要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宗教政策后，城市中的很多此类家庭教会被“收编”，甚至成为很多教堂教会的前身。另外城市中各项法律法规的严格贯彻、管理制度与渠道的严密畅通，致使此类教会在城市中心难以开展活动，他们不得不转向郊区或城乡结合部。但此类教会在农村地区的势力却颇为强大，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故而拥有较完备的组织体制，有的地方发展为金字塔式的团队模式，形成一些“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而有些地区则呈现为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强调分权与制衡。④这些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其对政教关系、对三自教会的一贯看法和主张，反三自意向强烈，两者基本处于对立状态。当然，三自教会之外，并非所有农村教会都具有历史渊源，有一些地方教会或新兴的农村教会虽未经登记，但其聚会较为公开，管理制度也较为民主，同时其抵制“三自”的态度并不强烈，只是受某些信徒片面宣传的影响、传统观念以及发展时间较短等因素决定其当前的存在状态。

 

    传统非三自教会因在神学上坚持基要主张，加之合格教牧人员及管理民主化经验方面的欠缺，故而在处理信仰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常走偏激路线，这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比如个别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⑤，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⑥有的地区甚至认为看电视有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⑦；很多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吉祥物的，有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偶像图案。⑧有的地方教会过年时不许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⑨当然，这种特征并不为传统非三自教会所独有，在农村教会，甚至是农村的三自教会信徒中此类现象也很普遍。

 

①参阅China Daily,Feb 7,2007.

②引自于建嵘北京大学12月11日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③摘自傅先伟2008年10月22日，在香港尖沙咀基督教浸信会作的题为《中国教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

④参阅于建嵘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一文及其在北京大学12月11日所做的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⑤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7），原文为：“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参阅王美秀《多元社会里中国基督教的多样性——以一与多为框架探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活力与张力》，该文为“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公开发表。

⑥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⑦侯松涛、洪向华：《关于北方农村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T县为个案》，《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⑧赵东：《泗县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当代宗教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内刊）2008年第1期。

⑨参阅王思明、田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1月第6期。

 

 

 

 

 

 

 

 

 

 

 

 

 

 

 

 

 

 

 

2.城市新兴教会

与传统非三自教会相对，在城市中还有一些新兴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他们往往因为文化差异、政治理念差异、群体差异等原因，自己组建了教会及团契，脱离三自教会体系。这些群体近些年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老板基督徒及白领信徒群体、城市流动人员群体等。在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较具典型性的是大学生基督徒群体，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4.7%，远远高于上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①在北京地区高校中的情况同样如此，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推测，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②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要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另据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信徒参加的是非三自教会，同时很多高校都拥有基督徒聚会场所，这些场所很少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登记。③类似于大学生聚会的情况，在知识分子内部，还有由“海归人士”组成的“海归派教会”、由大学教职人员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教会”等。

 

此外，“老板基督徒”群体也是近来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个公司或企业的老板是基督徒，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尤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众多外资企业中并不罕见。但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信仰经常被“带进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为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④。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有的公司一进门便可感受到浓浓的基督教文化。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⑤很多公司的周会与基督徒的聚会程序基本无异。于建嵘在2008年底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的“在山东，韩国的传教士比较多，他们很厉害，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信徒”⑥这种现象在国内很多大城市中都存在。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的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甚至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⑦

 

此外，城市流动人口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也备受人们关注，因为这些信徒在城市教堂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感，而遭到边缘化；城市中另外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因为文化、生活背景差异等方面的因素，也同样无法成为这些城市流动人员信徒的栖身之处。最终，在城市中，这些信徒不得不建立自己专门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往往因为老乡关系介绍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吸引到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比如在北方某大城市的一个民工教会，从2002年的两对夫妻发展为20个聚会点1000余名信徒的规模只用了短短3年。⑧

 

城市新兴教会及团契与传统非三自教会有较大区别，它们往往没有历史渊源；神学观点虽仍趋保守，但在对待一些传统教义礼仪及民间风俗问题上，观点较为开放；同时它们的聚会也较为公开，往往欢迎慕道者参加；虽对政府的某些规章政策有抵触，但力图通过对话的形式解决问题，它们往往有着合法化的愿望，但它们中大部分教会和团契不主张通过“三自教会”来进行登记、注册。当然，城市新兴教会及团契并不完全集中于大学生、企业界、城市流动人员群体中，还有“社区教会”等新生事物。另外，很多新兴教会亦属于混合型聚会，其中信徒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年龄段，只不过以上几个来自工、商、学的群体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罢了。在非三自教会中，还有一种情况不得不提及，即从三自教会中分裂出来的信徒群体。这些信徒本属于三自教会，但因信仰内容不同、利益纷争受挫等原因在三自教会内被边缘化，遂从三自教会体系中游离出来，形成自己的聚会点。同时还有一些非三自教会拥有教派背景，虽然在中国教会中实行联合礼拜，但它们并不愿放弃自己的教派立场，这些教派有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自立会等，目前，在浙江、山东等省还有很多直接以此命名，但未加入“三自教会”的教会。这里我们不妨分别以分离教会与教派教会加以命名。

 

 

 

①据上海市民宗委2005年的统计数字，上海共有基督教信徒18.26万人，以上海总人口1700万计算，基督徒比例为1.07％，转引自华桦《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状况调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②参阅左鹏《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青年研究》2004年第5期。

③根据上述左鹏的研究，84.1%的大学生基督教经常参加“家庭聚会”。

④参阅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李向平教授有关中国“基督徒企业”的演讲稿。

⑤参阅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李向平教授有关中国“基督徒企业”的演讲稿。

⑥参阅于建嵘在北京大学12月11日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未刊稿）。

⑦中国地产界精英王石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是，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的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动。” 

⑧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余国良编著《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411页。

 

 

（三）准三自教会

 

介于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还有一种教会存在模式，本文将之称为准三自教会。之所以如此称呼，主要是因为它们虽与三自教会有联系，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有实无名。它主要由两类教会构成：独立教会和未予登记教会。

 

1.独立教会

 

有些教会为了合法办教需要，虽通过基督教“两会”在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了审批登记手续，但在教牧和管理方面仍处于独立状态。它们不接受上级基督教“两会”指导，自行安排讲道、同工培训、儿童主日学等事工。“三自”名号只不过是它们合法存在的幌子，我们这里不妨将这些教会称为利用三自传福音的独立教会。用它们的话说“政府利用三自控制教会，我们利用三自传福音”，这些教会除了派人参加基督教“两会”组织的各种例会外，基本和基督教“两会”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而相反，此类教会与海外教会、其他非三自教会却联系紧密，有些独立教会甚至请非三自教会人员主领培灵会等。所以从实质上说，独立教会更倾向于非三自教会，但其有三自教会之名，甚至挂上基督教“两会”的牌子，我们这里将它归为“准三自教会”，实不为过。就地域来说，独立教会往往分布于基督教信仰历史悠久地区以及“鞭长莫及”之地。因为前者信徒群体庞大，后者三自教会无从顾及。

 

2.未予登记教会

 

未登记教会往往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不愿进行登记，而另外一种便是相关部门不给予登记的教会。虽然两者同样未作登记，但性质截然不同。不给予登记的情况有很多，比如因聚会点在居住条件、参加聚会的人数、教职人员或者其他物质条件方面达不到《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的设堂、建点要求。但也不排除有些地区的宗教管理部门为了控制基督教的发展，而在聚会场所数量上给予控制，毕竟聚会场所的增多对于地方管理者政绩来说不见得是好事。但无论哪种情况，该聚会点教会是意欲通过三自教会登记的，只不过没有获得批准罢了，这种情况在各地均存在。比起上述独立教会，未给予登记教会虽不属于三自教会，但本质上更倾向于三自教会，我们也可将其归入准三自教会的行列。对于这些教会，云南省某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曾对笔者说：“没注册不等于它们不是纯正的信仰，已注册不代表它们信的就纯正，这个要辩证地看。”①

 

 

 

结语：中国教会多元存在形态中的张力

 

中国教会形态的多样性在中国基督教界及宗教管理领域引发的并不完全是多方密切合作关系，还有充斥其中的种种张力。比如政府的有效管理与三自教会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②政府的宗教政策与非三自教会的法外存在状态之间的张力。③三自教会与非三自教会之间的“羊群”之争。同时还有三自教会和非三自教会各自内部的矛盾及张力。以两者内部张力为例，在三自教会内部存在新旧管理模式、堂点之间的种种张力。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必然导致教会为适应环境而进行改革，于是“堂管会”、“堂务委员会”等组织应运而生，这与教会原有的管理方式必然发生抵触，比如有的堂管会上任后，马上停发某些教牧人员工资，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改变教会传统的“家长制”作风，力图使教堂的工作更加民主化，这就必然导致新旧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在三自教会内部，新、老一辈管理者的神学思想和教牧观念也存在某些分歧，老一代负责人多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在行为方式及信仰取向上有着较多的政治考量，而年青一代的教牧人员的成长经历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过程紧密相关。在他们的实践和信仰上，有着更多开放精神、属灵考虑，而少了些政治色彩。这让三自教会的新老管理者之间不免存在某种微妙的张力。此外，基督教“两会”与基层教会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张力。虽然如上所述，基督教“两会”在其章程中指出它们对于基层教会具有“联系”、“服务”、“指导”、“督促”的作用。但在日常的运行中，它们往往有意无意间演变成基层教会的管理者，基层教会的教职人员必须由基督教两会来审批，其传教活动要受基督教两会来约束。在教堂教会、已登记聚会点教会及其他隶属于它们的聚会点团契之间也有类似的矛盾。聚会点虽有教堂教会进行引导，但毕竟这些聚会点在其形成的初期，因群体、地域、社会阶层等原因而具有特定的信仰模式及独立意识，因而在大教堂介入管理时，必然会对传统信仰及行为模式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聚会点的分裂。同时大教堂虽然起到教牧、管理方面的督导作用，但并不能代替聚会点进行日常的管理，甚至由于教牧人员缺乏等原因，也不能完全执行预期的讲道计划，于是在一些聚会点中，仍为一些自由传道人留有讲席，这也为某些聚会点的再次独立或被异端思想所侵袭留下余地。在非三自教会中，因为各家庭教会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处境不同，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信仰内容及架构体系，表现出各自为政、各立山头的特点，排他性、封闭性很强。虽偶尔有家庭教会之间的横向交流，但“各自为神”的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以上我们对中国教会的多元存在格局及其间蕴含的张力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多元存在格局，如何化解其间种种矛盾，本文无意也无力提供解答。因为化解矛盾，要么减少矛盾主体，要么消解矛盾源头，抑或使矛盾各方相互制衡，而这些均非易事，只能暂求各方存异求同，毕竟有良知的个人、团体、政府，乃至信仰体系都应以共同生活于这一处境中的个体的福祉为务，而不论什么信仰与信念的不同。

 

 

①摘自笔者2008年11月27日在云南省XW市城区教堂的访谈笔录。

②这主要表现在三自教会谋求信徒发展、教会壮大的现实任务和众多非三自教会脱离三自体系这两个方面。

③这主要体现在非三自教会的非法存在及发展状态及其定性问题上。

 

著者 段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