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蓉： 试破解在中国传福音和文化关系

近日在读三本书：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多面中国人》、中国哲学家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法国改教家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三卷本）。当然有读圣经，这段时间的艰难让我养成了每天跪着读经祷告的习惯，不俯伏在地反而不自在了。这三本书是向两个朋友借的，他们的家里都满了又满的书，亲临其中方真切知道什么叫书屋，既到书屋不顺带几本书走可惜了。一是学者、作家、翻译家、心理学家的林和生，感谢主，他虽比我年长近二十岁，却可称之为弟兄，因受同一灵、同一洗、归入同一信。另一个是诗人、散文家、思想者的蒋蓝，不久前和他深聊，听他交流探讨文、史、哲在写作上的打通、合成与创新。他的新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即是这样立体构建的殿宇，诗歌、断片、哲思、史料、实录、采访、小说般的情景还原等自然一体，通过四川提督唐友耕从农民起义军先锋叛投清王朝，到成功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生动呈现又深刻剖析了中国晚清的社会、政治、思想、人性等各种矛盾，淋漓酣畅而大气磅礴。

阅读中引发的一些思考是：

一、越发坚定了我一贯的看法：福音和文化之间必须保持垂直作用的张力。神学家尼布尔列举并阐述过基督徒看待福音和文化的五种态度，不论这五种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语境怎样起伏发展，其根要必须看清楚，甚至要刻意保持两者间的张力。缩小和取消其张力其实就是让十字架落了空，既是难逃审判的大罪，也必然让信仰逐渐堕落。福音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当悔改。怎么成就的？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没有别的。

二、文化又是传达福音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如何做好传译的过程的“本土化”或“处境化”？当清楚福音和文化的张力工作，并分清文化中道和器的不同和联系，这样才有战略高度，做起来才能有根有基。什么是文化中的道和器呢？《易经》里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言之，例如孙子兵法若为道，三十六计就为器。由此也可知为什么大器晚成，成大器者必先得道，得道可不容易！形而上的基础扎实，形而下的有理有节，如此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传译才不容易走样。

三、我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几次来华的大浪潮都以失败告终。以前更多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固守性、自圆性，和宣教策略的失误和不成熟。回到根底上，还是对福音和文化的张力关系及其应用的不清楚而带来的整个战略和战术上的失策。当然是人的失策，上帝在耐心地等待和引导。当分清传福音中的道和器，并明确自己在此过程中的恩赐、托付和定位。现在的情形是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眉毛胡子一把抓，铁肩道义两头担。随着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归主的加增，是对此厘清的时候了。

四、实际上在道和器的两面都大有恩赐能力的世不二出的人物顶多百年一遇。什么是传福音中的文化之道呢？就是从道本身让人悔改归正、认识真理、接近真理。靠的是圣灵的大能和扎扎实实的理性工作。什么是传福音中的器呢？就是从文化本身去好好研究、传播基督教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异同，福音性文化和非福音性文化的距离，以及在交融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靠的是尊重历史、科学推进和社会活动的技巧。

五、无论是传福音的道和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都难啊！难在哪里？第一难在这片土地油盐不进，千百年来惯于好死赖活耍流氓。正如坊间流行语：不怕遇到要钱的，就怕遇到不要命的。福音能征服高度发达的希腊哲学和文化、征服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各种野蛮民族，有一个因素：他们愿意追求真理，一旦认出是好东西会表示我要。中国的麻烦乃在文化外衣的抵御下根本就是我不要，基督的生命再好，好到永远，我不要咋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是除了诗歌、艺术、武医、玄思等尚有点病态的性感之外，基本是粗朴的肉感文化。能活着过日子就可以了，既不关心天上的事，也不关心地上的事。关心地上的事能发展出科学，关心天上的事容易有信仰，所以科学和信仰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是陌生而遥远的事情，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撒种、耕作、收割了，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土壤改良。这得弄到猴年马月去了，感谢主，上帝在亲自做这个工作，几次人的大失败但在上帝却是大松土。上帝也心急呀，把人弄出去又弄进来的，祂的手在动工。

六、第二难在缺人。上帝说我可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应者不多，有心者也无力。最缺的是“文化之道”这个面上的人，传道人越来越多，但多在做的是基本的福音教化工作，不是在文化之道的建构工作。去年我为什么对查常平弟兄的《新约的世界逻辑图景之引论：新约的历史逻辑》又是读感又是书评，不仅对我是学习，也是支持鼓励。能做这块工作的在中国凤毛麟角，做出来也回应寥寥，孤独又寂寞。可这块工作有多么艰巨而重要！愿更多的人认识到并投身其中。我读《基督教要义》就像饮白开水或喝碗稀饭，比起读鲁道夫·奥托的《论神圣：关于神灵观念的非理性现象和它与理性的关系》、《印度的恩典宗教与基督教》；鲁道夫·布尔特曼的《神道与神话》、《历史与末世论》；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源于期待》等的心旌摇动，余音绕梁到三月不知肉味，简直没什么劲。这才是正常的，本来加尔文写这卷书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丛书”，如同古时私塾的蒙学通书，他的写作直接动机从不是写一本系统神学教材。在中国当成了教材，并捧高到加尔文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经典。中国人什么时候有自己的信仰蒙学通书呢！这块工作其实急迫而紧要。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运动让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一落千丈，当时的“基督徒精英们”没有知识和力量来回应种种攻击和诘难，有的反倒在对手面前承认是自己的缺点。假设再来一场非基运动，中国基督徒有多少实力出来迎战，并像玄奘当年在印度论战四十天遍无敌手？让大乘、小乘的佛教高僧宗师们无一不折服。中国人一旦打开“天眼”并不缺乏理性思辨能力。

七、第三难就难在“文化的器”这个面究竟怎么来庖丁解牛？麦高温在其书中提到“让中国的这些典籍过去吧”，让我再思想怎样对待四书五经一类中国经典的纠结，也许明智之举就是让它过去。殷海光在谈到中国保卫固有文化的方式常诉诸文化的尊严、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情绪。但这种诉诸经不起理智认知的考验，“于是，这样的文化如果骤行大量文化变迁并进而触及核心价值，便易于发生严重的文化解体。”（《中国文化的展望》第48页）现有强大的势力为了“面子”也不让其解体，解体了又怎样重建——这类中国特色的问题无疑是棘手的。总的来说，得摸着文化发展的规律科学地来做，脱离简单比较基督教和儒教异同、浅论文化孰优孰劣的阶段。

八、道和器将之内化于思想和价值观，外化于生活的原则和内容，便有了教义和教化，教义和教化在有神论称为宗教，在无神论称为意识教育。目前传福音在落到“化”的这个层面也是让人担忧的：过多的人力、物力和指望耗在“化”的现世生活上。仔细看看，这样来“化”的时候福音的力量被消减，福音性文化也没有优势，就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各国各族的文化各自有其美丽。尤其中国文化在怎么提升心灵境界、把肉体搞舒服、求个现世安稳上实在太有经验了。在这些方面相比，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基本就是小儿科了。难怪“国粹们”投以骄傲而同情的目光：你跟我在这上面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多面中国人》一书无意中提醒我们：在国人的人性根底上面下足功夫、做好文章，撕破面具，直指人心，才好真正地做“化”的工作。

                          2013-4-27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