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专访：三派思潮与基督教签署共识文本意义深远

今年中国神学论坛第六届研讨会的召开不仅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是一次值得关注的事，同时对于整个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都可能会带来深远影响。因为此次论坛不仅邀请了多位中国基督教资深学者，还邀请了当代中国三大主要思潮派系的代表人物共百多位学者，就“基督教与自由主义”、“基督教与新左派”、“基督教与新儒家”等话题展开全面的对话和研讨。

该研讨会于8月20日至23日在学术氛围浓郁的牛津大学召开，主题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主办方透露， 此次研讨会在中国及欧美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这是当代中国各大社会思潮的代表人士近十几年来首次坐在一起交谈和沟通，也是基督教与当代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一次全面对话。

此次研讨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即是：三派思潮与基督教学者共同促成了一个共识文本：关于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若干共识。这是具有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及基督教背景之中国学者第一次达成了共识文本，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意义已远超本次研讨会的范畴，有学者指出，它将会成为中国学术界日后商议共识议题的一个基础文本。

对于此次的论坛以及此次的共识文本，基督时报网站日前专访了中国神学论坛的创办人王文锋弟兄。他娓娓道来，分享了筹划本届研讨会的初衷、曲折经历，和他作为论坛创始人、以及一个温州几代基督徒家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对于此次论坛和共识文本意义的认识与评价。

（基督时报网站简称CT，王文锋弟兄简称王）

CT：文锋弟兄，平安！首先祝贺中国神学论坛第六届研讨会顺利举行。中国神学论坛自2009年创办至今，每一届可以说都是对前一届的拓展和提升，从最初只是教会内部牧者的讨论、再到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牧者的互动、再到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的互动、再到中国基督教学界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尤其是本届论坛更是促成了基督教学界与当代中国三大主要思潮代表性人物的对话。请问，您是如何产生这届研讨会的动议和想法呢？

王：首先，谢谢您们对此次研讨会的关注，也代问候你们众同工平安。的确，这届研讨会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关乎中国基督教学界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同时更是关乎中国思想界最大派系之间的对话。如果从赴会嘉宾的背景来看也是中西方两大文明群体的高水平对话。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次研讨会体现了如下特点：从文明地域来讲，它是基督教信仰与中华文化这两大文明之间的直接对话；从思想界域来讲，它是中国基督教学界与中国主流思潮派系之间的专题对话；从中国思想界的角度来讲，它是当代中国三大主流思潮之间的高端对话。

记得2012年8月中国神学论坛第五届研讨会在美国举行之前，大概在5月份，心里就有想法，希望能召集中国三大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与基督教学界进行一场对话。之所以萌生这种想法，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基督教群体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的隔膜和误解存在，因此如何能够消除这种隔膜对于基督教群体和中国文化群体之间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其二，目前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陷入了方向性的困惑和分歧，既究竟中国将走向何方？而经深入探究后便发现，其实这种分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因此如何邀请正处于严重分歧之中国思想界各派代表人物一起对话，不仅是出于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心，也体现了基督徒“使人和睦”的博爱精神。其三，也希望借着与中国思潮界各派代表性人物的对话，传递出中国基督教群体关心国家、社会及民众向上向善的良好愿望。

CT：此次论坛个最大的亮点即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之三派思潮的若干代表性人物与基督教若干具有代表性之学者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之文本。作为论坛的发起人，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份共识文本的？您认为，这份共识文本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王：对于此次会议，尤其是共识文本促成的意义，我想首先不是我们组织者自己怎么评价，因为自己评价自己总是会往好的地方说。我们先听听非基督教资深学者是如何评价的。记得共识文本签署后不久，当时还在欧洲，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著名学者徐友渔和许纪霖就指出，这份共识文本的形成对整个中国思想界来说都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它的促成，将打开近二十年来始终处于对峙状态之中国思想界的对话先河。据一些学者透露，二十年来，众多学者和机构都曾多次尝试召集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一起商谈共识的话题，但是出于各种原因都没有促成。我想原因嘛，有多方面，一方面在于各派学者对中国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国有财产流失”等有着不同的解读。其二，是各路学者在长期的思想交锋中已带入很多的个人恩怨和纠纷。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已超乎常人的想象，其思想对峙之深、关系相持之僵、交锋形势之烈、参与人数之多乃中国思想史上所罕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份共识文本的促成乃是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记得许纪霖教授在共识文本产生后不久便指出，这件事注定将载入史册。以上是一些非基督教学者的评价。

 还有，我特别透露一下，最近中国几家著名的杂志像《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正在对共识文本的产生做专题的采访报道，这些天他们采访了多位参与签署的学者，过几天你们就可能会从这些杂志上看到信息了。

那么就中国基督教群体来说，当然这次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做了一件美事。同时，就基督教自身来说，它也是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就国家未来的发展和走向与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们一起促成了一份共识文本。众所周知，往常基督教群体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和沟通都是零星的，而这一次则是中国基督教学界与中国三大主要思潮界的一次全面对话和沟通，尤其是促成了一个共识文本。就这个意义来讲，它对基督教自身如何体现文化使命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据一些人分析，这或许将开启中国基督教学界与中国思想界代表人士们共同关注和探讨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先河。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人的评价。我本人觉得中国基督教群体需要做的不是说自己有多少作用，而是应该要实实在在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因为让中国社会及民众感受基督徒的价值不是靠我们去说的，而是靠我们去做的。就这一次的会议和共识文本来说，它也只是一次会议和一个文本，它代表不了中国基督教群体全部的努力和付出。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基督教群体，无论是教会界还是学界，大家需要做的是，对内要把教会各项的事工完善起来，牧师要努力把牧会的事工做好，参与文化使命的牧者要清楚自己的使命然后寻找一些合理的切入点，然后努力做好教会与社会的衔接工作。我最反对的是基督教内部之间存在不健康的张力，当然张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健康的张力应该要避免。比如基督教牧者与基督教学者之间的隔阂，牧者时常会轻易判断学者没有属灵生命，因此所做的事情没有意义，而学者也会判断牧者说话太武断，缺乏客观，因而不愿接触。

CT.现在论坛已经结束，回过头来看，您认为论坛最后的实际效果达成了您的期待和策划吗？无论这次会议的举办，还是最后所发布的共识文本。尤其是这个文本首先是由基督徒发起的，这的确是很值得纪念的。特别是马礼逊传教入华至今200多年的历史上，基督教一般对思想界和俗世都抱有较为消极和回避的态度，这造成许多的社会影响，比如上个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不久，中国爆发反对基督教的非基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教会只是关注教会自身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新思潮运动等没有做出回应。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教会成长出来的基督徒，您认为这次的论坛与共识文本对基督教本身会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

王：首先真的很感恩，感谢神奇妙的带领，使得这次研讨会能顺利举行。我想我们基督徒看待一件事是有不同心态的，即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的结果如何而轻易判断它是如何的好，或者说如何的不好。因为对任何基督徒来说，任何一件事其背后还有上帝的美意这一层因素在里面，因此很多的事情从神的角度和从人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就这一次的研讨会而言。至少从人感觉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从组织会议的技术层面来讲，它还需要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但是就会议的赴会嘉宾能顺利相聚在一起研讨以及期间所促成的共识文本来说，它已大大超乎了我的想象。记得一年前开始构思这次研讨会及共识文本的想法时，有人认为除非俱备“天时、地利、人和”，否则没门。在有些人看来，平生是不太可能看到自由主义、新左翼及新儒家的代表性人士会坐在一起商讨共识问题。他们认为就是俱备“地利”和“人和”，“天时”的问题可不是人能把握的，换句话说，就算人把握了地利和人和，天时就不是人能安排的。

大概在2012年中旬，经过一段时间对三大思潮交锋历程的梳理，我的确感受到这期间的艰难。之后我便思考构思这么一次会议现实吗？尤其是倡议一个共识文本。于是我便开始有点想打退堂鼓。 在很多个宁静的夜晚，我静静地跪在书房里，一边注目着书架上这些思潮代表性人物的书籍，一边透过窗户仰望上空中那位超越的造物主。经过一次次的祷告和沉思，我发现内心始终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乐与平安在支撑我往前走，于是我与同工们便决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事做成。现在想想，或许这就是“天时”吧。

而就这次研讨会和共识文本对基督教自身的深远意义，我上面已提到，一方面这是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思想界共商中国未来发展的一次宝贵经历，尤其这次是首先由基督徒倡议的。另外，通过这次事件，也督促中国基督教群体自身应该要做更好的心里准备和装备，以便日后在更深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群体时能有更全面的作用。

在这里我尤其希望提一点，那就是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绝不应该一只翅膀飞，即关注教会成长的人只是待在教会里发展，而推动文化使命的人只是停留在社会层面。应该要意识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需要中国基督教的牧者和学者携手共进才能最终促成自身的全面发展。

CT：中国神学论坛自创办起的异象是希望做成五大平台“神学教育与牧会实践的连结平台、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共融平台、内陆教会与海外教会的互动平台、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对话平台、中国教会与中国政府的沟通平台”，您也是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在推进的。走过了六届之后，也结出许多实质性的果实，那么未来，您会如何推进中国神学论坛下一步的发展呢？

王：就中国神学论坛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已有一些自己的构思，但是具体操作起来还得一步步来，同时也会在祷告里继续仰望神的带领。

至于下一步，就常规的研讨会本身来说，我们的宗旨将始终围绕中国基督教及中国社会最关注的话题而展开对话和研讨。比如就这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说，似乎“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讨论乃是最焦点的话题之一，因此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就这一话题而展开研讨，有可能下一届会回到美国举办。而就整个国际局势来说，无疑“金砖五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将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因此我们也有可能会把下一届研讨会安排在巴西，重点围绕“基督教与发展中国家”的话题展开对话，其实我们的愿望是希望在每个州轮流举办中国神学论坛，比如前年在亚洲，去年在北美，今年在欧洲，那么下一年就得轮流到南美。如果下一届选在巴西，那我们就会重点邀请包括巴西在内的金砖五国学者参加会议。

对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在北京建一个兼咖啡吧和书吧为一体的咖啡厅或者茶吧。这个咖啡厅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学者私下沟通和交流思想的一个平台，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学者与中国思想界学人的一个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也作为学者们会客、小型讲座、新书发布的平台。当然，这个构思涉及资金的投入，因此我们会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在去落实。

CT：您作为中国神学论坛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在过去几年里面，藉着举办中国神学论坛的过程与中国教会界，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以及海外教会，中国学界等都有许多近距离的沟通与交流，相信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有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如今，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基督教目前的状况、历史阶段和未来发展呢？

王：对于中国基督教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评价的确是不容易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各地教会的情况不尽相同，我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有限，而且还在于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大部分还属于不公开的状态。因此评论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就个人的观察而言，我也可以分享几点。

首先，就中国基督教目前的状况来说，我认为它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把它称为相融期，这种相融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正处于传统基要信仰与普世派系信仰相融的时期，就是说随着中国牧者与海外牧者交流次数的增加，中国教会的这种基要信仰体系正与从海外传递过来的宗派信仰产生频繁的交流，于是便出现中国教会群体之信仰体系的相融期，即传统基要信仰与海外派系信仰的相融。

其二，是城市教会与农村教会的相融，随着国家城镇化计划的逐步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作为处境在其中的教会也一样，城市教会与农村教会也将会引来一次重大的相融。对于这种相融，我个人觉得城市教会应该要做好针对农村移民之信徒的牧养工作，而农村教会，尤其是农村大团队教会则应该要作好如何在城市植堂的心理准备。

其三，是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相融。很多教会都已意识到教会的使命不仅仅是带领人信主，同时应该要深入到各领域去积极影响社会，包括在教育、文艺、企业等领域去“发光做盐”，因为如何来衔接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不仅是当代中国教会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同时也是圣经所教导的使命。我个人觉得观念和人才是关键，观念的更新将会推动中国教会有意识地去推动文化使命，有关观念的更新，我认为组织中国牧者去海外考察将是一件非常有效的事情，而且也看到近些年很多教会都在这样做，比如组织教会去韩国、香港及新加坡考察当地教会发展的情况。而人才的提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鼓励众多在职场里有身份的基督徒参与事奉，为此教会也可以考虑设立教师团契、医生团契、学生团契等。

最后，我想特别提示一点，就是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必须要意识到两点，其一是如何让后备全职牧者越来越具备素质，包括灵命、品格、视野、神学素养、知识面、才干等；其二是如何最大化释放信徒的生命能量，即要让每个信徒都能成为一个带职的事奉者，换句话说，一个教会能否发展和复兴关键就在于其牧师领袖能否主动推动手下的信徒参与事奉。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也再次特别祝福全国各地的牧者及基督徒肢体，愿神的喜乐和平安常与你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