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论“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

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宗教学理论研究员何光沪先生，在爱德基金会25周年庆典之分论坛“转型中的中国发展”上，发表了主题为“宗教与社会发展”的演讲。他向中国政府提建议，期待政府有一个重点的转移，从宗教同社会“相适应”转到为社会“做贡献”。以下为何光沪教授的演讲整理稿：

何光沪教授主讲“宗教与社会发展”（图：基督时报）

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

提起教会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官员学者和教会人士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相适应”。意思是说，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要同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说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做贡献”，意思是说，教会（基督教会）必然跟社会相适应，而且已经同社会相适应。所以，应该而且已经从相适应走向了做贡献。因为“相适应”这个词是从消极的角度谈起，你必须要适应环境，否则你就做不好，甚至没法做，而“做贡献”侧重于积极的角度，就是你不但要适应环境，而且要改造环境。使环境变得更好，结果你自己不但过得好，而且也让别人过得好。

基督教的历史以及基督教同中国关系的历史

首先，基督教会从他所传进去的任何社会的关系，必然经历而且已经经历了从相适应到做贡献的过程。首先，基督宗教诞生在巴基斯坦的犹太人中，很快就向西方传播，进入了希腊罗马社会。这样一个弱小的边缘宗教置身在一个很强势的主流社会当中，面对着相适应的问题。所以圣保罗提出了“向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的主张。圣保罗的理念就是相适应的理念。按照思想家恩格斯的说法，基督教已经适应了希腊化的罗马社会的需要。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谈到，基督教是被压迫的运动，长期受到迫害。他指出这个事实以后，他说，尽管有时候，甚至正是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才顺利地为自己开辟了不可阻挡的前进的道路，很快就同希腊罗马的社会很好地相适应了。罗马帝国当中从穷人到富人，从奴隶到贵妇人，这样些日益增加的人信奉了基督教，基督教也大量采纳从罗马的民俗到哲学的希腊罗马文化。但是呢，罗马皇帝，由于宗教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他要维护帝国皇帝的权威政治需要，在过去300年间，不但不接受不宽容，甚至强力压迫基督教迫害基督徒。这些当然造成了基督教同罗马社会逐步地适应，但是同罗马的政权不相适应的局面。

但是，在当时一个著名政治家君士坦丁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同罗马社会的适应，成了政治适应在内的一种全面的适应。还在逐步适应的阶段当中，基督教徒已经在罗马有极大贡献了。教会为当时的广大人民提供的精神安慰，尤其提供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大大减缓了当时非常激烈的社会冲突。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绝望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支持，而且他们超越信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当然，教会对统治阶级的政治也做了贡献，那是一种直接的支持，特别是在东罗马帝国是非常典型的。同时，这种贡献还包括同政治所并立的制衡，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其实他对当时的政治稳定作了贡献。所以，总而言之，基督教会对于晚期的罗马帝国社会做出了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然后，日耳曼民族摧毁了罗马帝国，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发展程度非常低下的各个蛮族的社会。但是在后期的古典文明当中增长起来，在古典文明死亡之后，才不断增长基督教，当然会面临新的相适应的问题。基督教在同蛮族的首领长期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又一次同新的蛮族社会迅速相互适应，于是对这些蛮族社会做出了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方面，所有的蛮族当中的各个民族先后都信奉了基督教，而且以致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源泉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另外一方面基督教自身的教间体制也适应了欧洲封建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基督教用了短短的500年的时间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0世纪就软化了蛮族的野性，使蛮族从野蛮的烧杀掳掠之徒变成讲究礼貌的谦卑的文明之徒。在往后，也只不过用了短短500年时间，从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教会用他所保存和传承的古典文化，包括语法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等等所谓的7艺，以及融入了神学的古典哲学古典法学，古代科学，帮助和创造和发展中古时期的西方文化。最终使西方社会从一个野蛮落后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富于活力的创造性的社会。从世界各大文明当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引领了社会的潮流问题。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带来的现代会进程极大地地改变了人类社会。

以工业化、城市化、平等化、多元化、全球化等等为标志的多元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社会，于是基督教会又再次面临同这个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基督教要同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相适应，而且这个世界社会国际社会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和分化，既属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属于多元化的过程当中，因此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复杂。但是我们发现，尽管经历了十分复杂多变的历程，基督教还是再次跟复杂多样的社会相适应了，而且也对之做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当中生存下来，并且继续发展，表明他同这个社会适应得非常好。仅仅以非洲为例，基督徒在20世纪当中就增加了100倍。基督徒的人数在亚洲各国也有巨大的增长。而且当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人数，早就远远超过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基督徒人数，以至于基督教已经被学者们称为南方的宗教。至于这种适应的过程，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提到自然神学和类似的神学在理性时代采纳了理性主义。卫斯理宗和类似的宗派在工业革命时代如何在实践中走向劳动阶层。

我们还可以提到19世纪，基督教的各派如何在殖民扩张的时代，在殖民地进行传教活动。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普世运动，又如何与基督教协进会WCC为代表，还有基督宗教和天主教在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了改革革新，以便赶上时代，以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为标准等等。

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同样是不可估量的贡献。基督新教的改革至少是现代社会的助产室之一，并且帮助形成了现代社会以自由为核心的精神气质。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对立改革有同宗教改革对立的一面，又有同它相适应的一面。基督宗教对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对科学革命的影响，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基督新教对于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恩格斯也曾经对之做过论述。这些革命意义的巨大和影响的深远是不可估量的，另外，所谓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从来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早已经在韦伯的经典著作中得到了论证。

基督教教会同他所传进来的中国教会的关系

它同样经历了，而且已经经历了相适应到做贡献的过程。第一是同一般中国人的印象相反，基督宗教传进中国，并不是同洋枪洋炮和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姑且不说，首先说，景教的主教阿罗本来到中国和平的，唐太宗欢迎他传教和翻译圣经是真诚的。我们也不用说，天主教的修士蒙加维诺到中国来作为教廷的使节，元朝的皇帝欢迎他在中国居留传教也是十分友好的。在这两个最初的时期，基督教会也同中国社会适应得很好，而且开始作出贡献。

景教已经采用当时中国最流行的佛教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教义，而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开始在中国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翻译新约圣经和诗篇。天主教真正在中国扎下跟来并且发展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文化交流的方式。

利玛窦这样一些耶稣会士他们非常尊重中国的礼仪，学习儒家的经典，他们当然是为了传播福音而适应中国社会，但是他们翻译的西方的科学名著，传授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学、历法到火炮的制造，更是直接为中国社会服务，为文化交流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当然在这个时间双方都有不和谐的声音。在西方有一批反对中国祭祖的有一批传教士，在中国方面是杨光先这样的很狭隘的官僚提出的所谓“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律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的主张。在后期，是因为罗马教廷固执于教义的纯洁性，同时专制的满清朝廷固执地坚持全国的礼俗要统一，终于中国而丧失了利用扩大这些贡献同先进文明同步发展的机会。但是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基督教会是对中国社会毫无疑问从相适应到做贡献的明显的过程。

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下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在随着西方列强侵华而来的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幅完整的景象。基督新教传进中国同样同洋枪洋炮和血雨腥风毫无关系。第一，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好几十年的1807年，他的传教的方式也是和平的，正常的文化交流，翻译圣经，创办书院，编纂辞书。他从学习中文开始很快就同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社会做出贡献。由于他的劳作，中国才有了第一步的六巨册的4600页的英华字典，有了第一本的定期杂志，以及现代的学校、印刷所，东西结合的诊所，所以这些成为了后代的传教工作的一种典范。

不仅仅是在不平等条约以前来中国的传教士，比如美国的dizhiwengubo等等，同中国社会的关系，总体而言，以传教为目的，从适应走向做贡献。而且在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保护传教条款之后，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关系总的走向也是这样的。

现在比较更为全面的研究表明，主要是围绕天主教产生的所谓教案，是社会原因当中，有一些是被忽略的但是是很重要的，比如，中国社会的风俗和西方社会的风俗不同导致了误解和谣传。比如教会里边，男女同做宗教礼仪，很多士绅和民众便误传和夸张成，传教士的采阴、淫乱。教会里边举办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孤儿院，外边便谣传传教士煮食儿童，挖眼剖心。

还有一个例子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还渗入了利益集团的自保的动机。教会的平等观念同封建的宗法观念不同，教会新式学校同私塾的传统的教学科目不同。所以很多地方上的士绅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在知识上的权威和子弟的科举上的前途，就竭力抨击教会以及他的教育和慈善的设施。

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大儒家大学者曾国藩，在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的调查过程当中，郑重地申明“传言教堂迷拐人口，豢养幼儿、挖眼剖心，实无其事”，并建议朝廷“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堂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说，多属虚妄。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这些重要的事实再加上义和团运动说明，基督教会当时要同中国教会相适应是何等地困难。但是，就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之间，基督教会居然同中国社会很好地适应了，而且同时已经为中国教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时教会已经在这几十年当中创办了很多现代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事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以及包括养老院和盲人学校和聋哑学校，包括济贫救灾，反缠足反纳妾等等在内的现代公益和慈善事业，对中国社会的现代会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也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驱逐传教士，没收教产，倡导无宗教县，直到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基督教会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当然进入了非常特殊的非正常状态。教会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各种设施和各种事业也都被全部叫停。

改革开放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后，基督宗教恢复发展得非常迅速，新教人数迅猛上升，首先表明了中国的宗教，首先是基督教会具有惊人的同社会相适应的巨大的活力。

首先近年来，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做贡献的趋势都已经显现，除了我们今天作为主题的爱得基金会，以及他的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之外，天主教的“进德公益”这个组织也逐步发展了。很多方面的济贫救灾，医疗养老，文字出版和多种社会慈善事业。

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的很多抗灾救灾或者义款的筹集方面，教会都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征集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援助，爱德基金会是最好的例子。国内的各界人士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也逐渐认识到基督教会对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和对缓解社会环境的社会矛盾方面，从而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都已经，正在而且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和独特的作用。

但是总体来看，基督教对内工作还受到不同程度的多方的限制，这就导致基督教会实际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他们所应该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对照。在1900年到1920年，中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就达到7382所，还有14所的大学，800多所医院。光是耶稣会士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翻译的科学技术的著作就达到155种，而他们同时翻译的宗教著作只有131种。

我们不用说bulanyafuruier，weiruiyali，亚历山大·威廉，我们只说美国传教士林诺之，YG Allen，他一个人翻译的科学书籍就达到390多种。所以我们相比之下的教会，不说爱德基金会，中国教会对社会做的贡献从数量看起来还是非常地渺小。同中国社会巨大的需要相比，我们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还好像杯水车薪。

那么这些限制刚才提到的，多半来源于有些官员，对宗教的社会作用有一些过时的或者片面的认识。比如有些官员还从消极的意识形态角度，例如“鸦片论”“洋教说”这些都是很过时或者说是很片面的。或者仅仅从单一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教会，没有考虑到基督教会的文化功能，道德功能社会功能等等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层面的角度。

所以许多同宗教有关的观念、方针和做法，甚至还未具备基本的历史常识。比方说，天主教之所以区别于基督新教，恰恰因为他承认罗马教廷的宗教权威。基督新教之所以区别于天主教，恰恰在于他认为上帝的权威高于任何的社会权威，甚至高于宗教组织的权威。

所以，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以最重要的最需要确立的观念就是：基督教会是属于社会的第三部门，属于任何正常的现代社会不可少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片面的观念妨碍于积极因素的观念，不符合实际的观念，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确立这个最重要的观念并且进行相应方针的修改，那么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肯定会从已经相适应的状态，走向大大的做贡献的状态，会对中国社会历史性的进步作出历史性的伟大的贡献。要点是说，我对我们的政府提建议，就是要有一个重点的转移，宗教同社会相适应，转到为社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