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浅析中国基督教改革开放后的公共化进程

自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中国基督教（新教）诞生并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回首200多年历程，“本土化”是中国基督教最主要的基调之一，同时在观察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公共化”，因为基督教会在关注个人灵魂得救的同时亦非常关注“圣而公之”。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本土基督教的蓬勃发展与中国社会环境的再度开放，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基督教悄然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公共化”的进程。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本土基督徒的数字显示只有70万，在四亿中国人口里面不足千分之二，处于边缘群体之一。随后的近三十年里，中国基本处于宗教环境紧缩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大环境之中，不用谈宗教，社会许多方面的生存空间都十分有限，尤其是对宗教的片面认识带来对宗教的全面打压，甚至当时有地区还曾推行过“无宗教区、无宗教县”的“消灭宗教”的试验，其中基督教也遭遇艰和逼迫，教堂被烧、神职人员被下入监牢，信徒不敢公开信仰，这些都成为当年历史的记录。

本来人数就不多，再加上长期的大逼迫处境，这都使得本就处于边缘地位的基督徒更加不得不转到地下，信仰实践最多也只能局限于私人化的环境，于是家庭聚会兴起，一方面这让基督教会在艰难环境下保留了本土信徒信仰的种子，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当时环境下的没有任何公共空间，中国基督教的“公开化”也更是无从谈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宗教问题上清除了“左”倾错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实，其中尤以1982年19号文件为标志性事件。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制定的第一个系统论述宗教问题的专门文件，它阐明了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从此之后，各地关闭数十年的教堂重新开放，中国基督教再次拥有了公开聚会的合法空间，信徒也可以公开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个人性地分享信仰与彼此交流…中国基督教经历了新一轮的发展复兴。不仅基督教，伴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落实，各大宗教都迎来了蓬勃发展期，宗教场所、宗教信徒、神职人员的数字都显著增加。

宗教的发展带来宗教事务管理的进步。2004年7月7日，在广泛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国务院通过了《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正式执行，这是宗教法制建设中的标志性进展，它首次以具有法律文件性质的条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让我国的宗教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并开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条例》明确宗教团体可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设立宗教院校等，这也带来基督教在出版物上数量、种类与质量的提升从而丰富了信仰生活；宗教院校在各地兴建起来，新一代神职人员得到了培养。同时，在保护个体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条例》规定说：“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此规定的灵活性和对宗教教义教规的尊重也给予民间家庭聚会、非体制内教会在社会上现实生存一定的空间。

伴随着宗教工作更为公开透明及时代转型的大环境，中国近几十年来也出现“宗教热”现象。其中有人因为对信仰虔诚追求而成为宗教信徒，也有因为回归传统文化而带来的民间宗教热祭祖追宗热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地方为推动旅游与经济的发展而带来兴建寺庙道观佛像、或因为物质利益催生的各种宗教乱象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不同的现象都显示出，宗教成为中国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公共空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对于宗教文化也给予了更大的空间，比如社会媒体上不乏对各种宗教文化的介绍；国家官员与宗教学者在公开场合多次呼吁“对宗教脱敏”；不同宗教研究机构发表各类研究，拓宽社会获取正确宗教知识的渠道…这些都使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更多走入公众视线。

其中，基督教也不例外。

一方面，各种形式与风格的教会在各地出现，特别是近10多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教会兴起，给中国教会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中国基督徒的信徒结构由以前的“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转变为各行各业之中都有加入，信徒构成更为多元化；基督徒在展开探访、牧养等教会内部事工的同时投身各类慈善公益事业祝福社会；2006年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等活动也显示出基督教在公共外交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总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督教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在其人数、事工、影响力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与发展，亦自然而然开始了“公共化”的趋势与进程。

但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自身还未清晰意识到此点。

如何面对自身从一个边缘性存在、民间宗教存在转变成为一个公共存在，并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及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承担公共角色、践行“光和盐”的使命，是当下中国教会亟需思考与探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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