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来华的传教士系列——启尔德小传

作者：桑德拉·安德森（Sandra Anderson）翻译：张旭

1889年，在海德堡求学的年轻博士启尔德，给加拿大卫理公会宣教协会的主席萨瑟兰牧师（Rev. Sutherland）写了一封信。启尔德在信中质询教会，为何立国不久的加拿大不去往华西，开启宣教事业。他写道：“对待海外宣教一事，教会理应定力向前，而非惧怯退缩。理应在华西这片异教徒的土地上，传扬福音，树立基督的权柄。”此后，教会派出宣教团，前往华西，播撒福音的种子。宣教团后来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外宣教团体之一。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点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华西医院。

加拿大安大略省格林布什卫理宗教堂

启尔德1867年出生在安大略省的弗兰克维尔（Frankville），他自幼便加入卫理公会。卫理公会以传扬福音为其教理核心。因此，高中时代，在安大略省格林布什，启尔德就参加过教会组织的社会福音布道活动。不过，真正让启尔德理解信仰的，是朋友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带他到家中参加聚会的一次经历。启尔德写道：“我实在是蒙神恩惠，在去詹姆斯家之前，我在学校里已经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赞美上帝！”基督在启尔德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自此开始，持续一生。

女王大学医学院

启尔德14岁便父母双亡，从此他开始学着独立生活。通过自学，启尔德成了一名电报员。他的哥哥罗兰（Roland）是一位内科医生。靠着哥哥的资助和自己的收入，启尔德前往女王大学学习艺术和医学，21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

乔治·哈特维尔与启尔德（右）1888年获得文学学士时，在女王大学所摄。

在去中国之前，启尔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电报员的工作加上研究生的学业，让他游历了加拿大、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大城市。在此期间，他意识到，这些地方的医生比实际需要的多，而且，医生这个职业已经变得有点虚荣。加拿大求学期间，启尔德获得了化学和眼科的学术奖章，之后又前往爱丁堡和海德堡深造，并在伦敦的医院工作。这些事迹值得让人敬重，不过，启尔德并不看重个人的成就与荣誉。毕业后不久，启尔德就获得了女王大学的教职。但是，教学并非启尔德终身志向，他学习的目的乃是救死扶伤，而此时，世界上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医疗护理。当初他跟好友詹姆斯·霍尔、乔治·哈特维尔一起加入女王大学的学生义工组织时，就决心服侍为那些最需要医疗护理的地区。中国西部极其偏远，没有多少义工愿意前往。但对启尔德来说，这便是他一生从未动摇过的志向。穷一生之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为四川和这篇土地上的人们。

加拿大卫理公会1891年首次来华。

后排站立者（从左往右）：哈特维尔、哈特维尔夫人、启尔德、启尔德夫人 前排坐者（从左往右）：哈特、哈特夫人、史蒂文森

第一批加拿大传教士1891年10月4日起航，3个月后抵达上海，然后溯长江而上，于1892年5月21日，到达成都。

成都第一座礼拜堂

抵蓉不日，启尔德看到，成都人的生活状况近乎残酷。疾病猖獗、鸦片成瘾，环境肮脏，极其严酷地对待妇女和女童，仇视洋人的暴民。除此之外，启尔德还看到有很多人渴望学习新事物，有很多人希望得到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中，刚到成都两个月，启尔德的新婚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就因霍乱，不治身亡，启尔德为此痛心不已。这一小群传教士，在珍妮的葬礼上，才重新聚到一起。珍妮虽然去世了，但她的服侍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开始对珍妮所读的书感兴趣，想知道书中所藏为何。这本书，就是《圣经》。珍妮的逝世让启尔德很绝望，他一边哀悼亡妻，一边请求教会差派新的传教士。其间，由于语言不通，启尔德和同行的史蒂芬森医生，在数月内，就关闭了他们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诊所。这时的启尔德，年仅24岁，他不想因此停歇，因为从这时候起，上帝在他心里立下异象，将西医带给7000万四川人。

注：上文提到成都人在晚清鸦片成瘾、恶劣对待妇女和女童、仇视洋人……这些情况在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中有多处描写。

长江上的纤夫

教会回应了启尔德的请求，并在1893年向成都差派了第二批传教士。启尔德去上海迎接，并一路随行护送。长江水急湍险，行船在溯江而上时撞上了岸边的礁石，几分钟之内就开始下沉，传教士们搁浅在长江边的沙滩上。众人尽力从沉船上抢救物资，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边等待边用煤火将衣物、书籍和床上用品烤干。启尔德此行结识了瑞塔·吉尔福德（Retta Gifford）博士，两人很快相爱、订婚，并在当年五月举办了婚礼。

注：瑞塔·吉尔福德（Retta Gifford）博士就是启希贤

瑞塔·吉尔福德博士（Dr. Retta Gifford），中文名启希贤

启希贤主攻妇科、儿科，并创办了仁济妇孺医院。此外，她与启尔德一同在医学院执教，培养了不少中国女医生。启希贤跟启尔德一样，讲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常在成都街头行走，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在川期间，启希贤还组建了“四川天足会”，反对妇女裹小脚。她在四川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3年退休，这时离启尔德逝世已有13年。

启尔德和启希贤在做外科手术

1894年，传教士开始在成都创办医院。之后，启尔德被派往乐山，为开设分院和兴建教堂购置地产，做各项预备。由于当时的四川男女不可同室问诊，启希贤为妇孺购置了新的医疗设施。一般情况下，夫妻二人每周大概会接待200-300位病患，病症主要有失明、枪伤、乳腺癌等。他们为病患付出的劳苦，二人同心的幸福，给当地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成都教案后，哈特维尔回到暴乱中被毁的家，已成废墟

1895年，成都教案，暴民肆起，杀人盈野。暴徒闯入启尔德家中，夫妻俩带着仅有两个月大的婴孩，躲在窗帘后面，逃过一劫。教案平息之后，他们立马从上海回到成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重建医院。

成都第一所医院

教案之后，四川的宣教和医疗都更加兴旺。启尔德特别看重医学传教士的个人能力。他认为，减少偏见和迷信是让四川人归主的关键。

加拿大卫理公会在四川创建的10个宣教站

从北向南分别是：彭县（今彭州）、成都、忠州（今忠县）、仁寿、荣县、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重庆、涪州（今涪陵）、泸州

启尔德常前往各个宣教站布道、协助医疗、监督建造，并向加拿大总站纂写了大量充满细节的报告。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单人医疗宣教站”，驻地的医生不仅精通内科、外科，还要担当护士、管家，甚至要负责地板清洁。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这里传扬从上帝而来的爱。

启尔德在报告中写道：“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缓行。无不壮美。但最吸引我视线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们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神秘又平凡，灵巧又无知，勤劳又贫穷。”

华西联合教会委员会合影

1900年，拳匪之乱结束后，西方在中国的宣教事业得到进一步扩展，华西亦不例外。

这时的启尔德，被按立为牧师，因此，布道成了他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中国基督徒在启尔德离世时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如果启尔德医生没有在中国宣教，我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

传教士所办幼儿园，孩子们在刷牙

中华教会创建之后，四川的西式教育变得更有组织，并迅速拓展开来。不久之后，经过简短的讨论，英美加联合教会决定创办华西协和大学。

1920年，华西协和大学医疗中心

不同教会的通力合作，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加拿大传教士，信仰和使命感给他们巨大的力量。启尔德本人，就是华西协和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担任了大学评议会的第一任主席。

1909年，华西宣教委员会

任职期间，启尔德主动承担了许多职责。当他归主之际，乔立夫（Joliffe）如此评价他：“启尔德的离世，乃传教、医疗事工的重大损失。”这让人联想到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国基督徒。

启尔德夫妇在四川时写的报告和书信

启尔德还担任了加拿大卫理公会宣教协会的司库秘书，负责管理财务记录，协助教育委员会评估项目计划和成果。考察项目所需资源，建筑和土地的使用情况，并将其分配给传教士。以上这些工作，启尔德大多通过书信来完成。后来，有一位传教士回忆说：“我十分想念启尔德医生，在他离任之后，我们的宣教工作似乎就有了一个大洞。”

中国红十字会的传教士为伤兵敷药

1911年庚子拳乱，启尔德在四川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数月的战地救援。当时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负伤的士兵经常没有得到及时救援，只能经受伤痛折磨。启尔德对此深感震惊。随军数月，他常常穿着草鞋在战地奔走，分发食物，以至于在军中无人不知。启尔德还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开放医院，为普通士兵诊治。以至于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圣人，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仁爱之人。”

左上：成都仁济医院（今市二医院） 右下：仁济女医院

传教士的奉献，使成都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和医疗的中心。1914年，成都又兴建了两所大型医院。一所是男院，一所是妇幼院。启尔德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确保所有计划的实行都是按照医生和病人的需求，并执行最高的质量标准。新任的医务人员必须完全合格，精神、身体健康，保证足够的睡眠。此外，他们还要学习两年的中文。因为要找到一个中英翻译，在当时的四川非常困难，就好像要在长江里寻找一座冰山那样。莫尔斯（Morse）认为，启尔德的高标准，他对四川的贡献，应当写入历史。

前排为启尔德夫妇，后面两排是前两届医学院学生。照片摄于1919年，一年后，4名医学生顺利毕业。

医院建成后，启尔德终于可以在大学创建医学院了。他将西医带到中国的目标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培养中国医生。最开始，医学院只招到9名中国学生（跟好奇学校一样），到1920年（原文为1918年，与照片不符，经查证更改为1920年），只有其中4个顺利毕业。启尔德夫妇是医学院的第一批老师。

启尔德与其它传教士合著的几本书

启尔德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与其他同工共同完成了《华西宣教简报》《加拿大在世界宣教事工中的职责》两本书。另外，他还为刚到中国的传教士写了两本著作。

启尔德的著作之一：《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

《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是传教士的汉语教材，初版于1917年发行，第二版发行于1921年。在序言中，启尔德写道：“传教士到中国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两年时间学习语言。这并非只是需要，而是必须全心全意学习两年。在此期间，新到的传教士甚至可以免去其它职责。”

启尔德著作之二：《医治病人》，或译作《救死扶伤》。“Heal the Sick“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0：18，原文是：医治病人（Heal the Sick），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

《医治病人》详细叙述了启尔德在华西的医学传教工作，上帝对他的呼召，他所遇到的挑战。时任海外宣教秘书长的T.E.E.肖尔牧师（Rev. T. E. E. Shore）在序言中写道：“当时加拿大国内的非专业传教运动、青年传教运动开始兴起，传教士之间亟需合作精神。此外，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和宗教信仰的好奇也逐日增强。在这个时候，启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在我所熟悉的传教士中，没有人能够胜任启尔德的医学传教工作。他在华西服侍19年，致力于医疗、教育、传福音，并与其它一些传教工作保持紧密联系。”

立于成都城墙上的启尔德博士

启尔德看起来平静稳重，实则在当地相当有影响力。有人说他的中文比英文说得还要好，当地人常去他家中拜访，向启尔德征询各样事情的建议。丹尼尔.戴（Daniel Dye）回忆，比起其它人，他更愿意去拜访启尔德，从他那儿往往可以得到直接而有益的建议。此外，他还讲到启尔德在学生会议承担了大量工作，并且成绩斐然。启尔德招生的方式通常是谈话和登门造访。

启尔德一家合影，1919

启希贤携四个子女回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之后，启尔德与挚爱的家人相隔数年，没有见面。在往来书信中，启尔德对孩子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当然，他还特别有幽默感。回加拿大探望家人的路上，他在信中给妻子写道：“我太想快点回到你和孩子们身边了，如果船不开快点，我就要下去自己推了。”

启尔德夫妻合影

从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获得荣誉博士之后两个月，也就是1920年的8月，启尔德感染肺炎，不治身亡，归回主怀。在四川，有很多中国朋友、传教士在孔庙中为启尔德举办了祭奠仪式。之前或此后，在中国没有一个传教士像启尔德这样，获得如此高的荣光。

启尔德博士的儿子启真道博士

启尔德去世后，儿子启真道（Leslie Kilborn）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52年。之后，启真道远去香港。

启尔德夫妇的两个女儿：康斯坦斯.启尔德和科拉.启尔德

启尔德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康斯坦斯在华西坝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教艺术课程，并与丈夫刘易斯·沃尔斯利（Lewis Walmsley）一起运营学校。小女儿科拉是一名护士，在成都妇女医院与启希贤一起工作了多年。小儿子肯尼斯（Kenneth），在加拿大成功开办了一家工程公司，并在工程学院备受殊荣。

华西启尔德外科论坛，创建者为启尔德的孙子罗伯特博士

启尔德家留在成都服侍的第三代人是启真道的女儿玛丽，她是一名护士。启真道的儿子罗伯特博士则在2015年8月创建并赞助了华西启尔德外科论坛，论坛主要致力于西安大略大学和四川大学之间的医疗协作。

在联合教会的档案馆，我翻开95年前启尔德写给启希贤的信件，这些写于1920年代的信件，纸张已经开始变脆。看着这些跨越时间的手写文字，我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们好像在诉说着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启希贤的丈夫，而对别的人来说，他是挚爱的医生、朋友、恩人，熟练的外交家和创造共识者，拥有过人的精力和无限的信心，不记个人利益，充满同情心的倾听者，响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一名信念坚定的传教士。书信中的文字让我更多的了解了我的曾祖父，启尔德博士。

祖父在《医治病人》这本书的末尾写道：“能在中国崛起之际，奉召服侍，实乃我一生之幸事。”

今天的华西医院

正是由于这些四川的基督徒，四川人得以慢慢摆脱他们数百年来生活期间的不人道状况，并为未来的变革做好了预备。

我想以《医治病人》这本书中的一首赞美诗结束这篇文章。
Lord help me live from day to day
In such a self-forgetful way
That even when I kneel to pray
My prayer may be for others

启尔德夫妻合影，摄于1919年

启尔德博士夫妇，以及那些服侍四川的传教士们，四川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上帝福音的种子，为四川做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