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五百年（下）——和基督新教同在不确定的朝圣之旅中

今年全世界都在记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说到教会历史到此似乎就成了基督新教的历史。事实是，天主教也一直在发展，也在这五百年中经历了上帝的工作和自己的改革。据新闻报道，现任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曾前往瑞典，参加信义会和天主教会联合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活动。从天主教的这五百年历史中，我们不也能思想、反省而开阔，并学习谦卑吗？

纲要

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刻关系

二、面对新教的改革运动，天主教所做的宗教改革运动
   1、内部大力的改革措施
   2、圣爱会——兴起杰出领袖
   3、耶稣会——教宗宝座后的骑士
   4、卓越的天主教教育和全球宣教
   5、不得不接受的宗派理论

三、面对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回应
　　1、詹森主义
　　2、教义大争论
　　3、敬虔主义与牛津运动

四、教宗世俗权力终结后的天主教发展
　　1、第一次梵蒂冈会议
　　2、第二次梵蒂冈会议
　　3、持续的灵恩复兴运动与教会合一运动

三、面对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回应

理性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否定一切超自然宗教，尊重科学与人类理性并用之代替基督教信仰。18世纪从法国巴黎开始出现“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都相信有一位最高存在，但把“神”会干涉世界机器这种想法看成是迷信，由此拒绝一切似乎与神干涉世界相关的理论、事实，比如在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或特殊启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丹尼斯·狄德罗等。在法国几乎无人能反击该理论；英国的主教约瑟夫·巴特勒不朽的著作《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本书是17～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发展的巅峰时期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对自然神论加以深入反思和批判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反击说，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之谜，理性没有提供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提供的只有可能性。

1、詹森主义

面对在信仰法律和秩序的这片新土壤里一跃而起的理性时代，一些人用论证来回应理性的挑战，一些人在心灵中寻求真正的信仰。被称为“虔敬派”的新运动兴起来了！法国的詹森主义运动——罗马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运动，是由康内留斯·奥图·杨森创立的，他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詹森的好友吉恩·杜·弗吉尔是圣西亚修道院的修士，1633年他把詹森派信仰带到法国，其间他被任命为一家名为波尔卢瓦尔的西多会修道院的告解神父。当时的修道院长杰奎琳·阿诺德带领修女们学习耶稣，过谦卑俭朴的生活，此修道院以牺牲奉献精神闻名，吸引了许多妇女及敬虔的信徒。

1638年詹森去世后，阿诺德成为詹森派领袖，他强烈抨击耶稣会的“廉价恩典”。耶稣会寻求教宗支持，指称詹森主义是危险教派，是披着天主教长袍的加尔文主义。阿诺德得到帕斯卡的帮助。帕斯卡的《思想录》直刺人类道德难题的中心，通过渴求真理吸引知识界，通过无情地揭示无神的人类的可怜境况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情感。帕斯卡认为神和生命的意义必须用心灵而非理性来体会。“心灵自有其自由，非理性所能知晓”。

2、教义大争论

自中世纪以来，在天主教内部一直都有一群很有影响力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现代学派”（他们是中世纪中后期持有强烈奥古斯丁救恩论的神学家群体，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布拉德瓦尔丁和里米尼的格列高利，以及“天主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孔塔里尼等，其中里米尼的格列高利的著作对马丁·路德影响很大）。正是在这些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的强烈影响下，一个折衷性的救恩论陈述在以反对宗教改革为主旨的“天特大公会议”在救恩论被通过了。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导致天主教内部半伯拉纠主义者和奥古斯丁主义者双方的不满，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都力图使其教义更加系统化，以占据天主教内的正统地位。双方的主张都是这样固执——常常彼此责备对方是“伯拉纠主义”或“加尔文主义”，常常搞得教皇焦头烂额，有时干脆定某一方中的极端派别为异端，有时则不得不下命令，禁止彼此的攻击。

多米尼克修会的神学家卡耶坦，领导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耶稣会的莫林纳引入了“中间知识”的概念：将意志的自由同恩典以及预定论协调起来，在这两种知识之间，加入了第三种知识：中间的知识，即上帝预先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会怎样反应，虽然这个人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环境。莫林纳并不认为恩典会对意志起作用，因为恩典本身只是属于超自然的恩赐，所以恩典只是与作为自然本性的意志一起合作而起作用。之后苏阿雷斯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但这种解释，立刻引起天主教内部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多米尼克修会的神学家，以巴涅斯为代表。而对莫林纳主义做出最强烈指责的是哥尼流·詹森。他所写的《奥古斯丁》对伯拉纠主义和莫林纳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主张完全的回到奥古斯丁的主张。

3、敬虔主义与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教士虔敬品质的源头。19世纪中叶，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中掀起著名的“牛津运动”，重新向公教的方向靠拢。在运动进行当中，以纽曼牧师和曼宁牧师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派更是以决然改宗罗马大公教会的实际行动来试图进一步推进运动深入发展。它更像是一场心灵运动：“当一个民族不再尊重使徒的后继者，即教会主教，并且只崇尚以流俗和利己为基础的理性时，这个民族就因否定神的主权而被判有罪。”（约翰·基布尔）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基布尔、纽曼、皮由兹等，都是牛津大学的。纽曼提出“成为真正大公教会信徒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入罗马天主教”的说法。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其后六年，成百上千的安立甘宗神职人员跟随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大多数仍留在英国国教会，珍视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大公传统相互合一，但拒绝接受教宗的无上权威。

无法说是上帝的智慧，还是上帝的幽默，这位从新教倒向天主教的神学家对天主教的改革影响巨大。虽然纽曼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的观点无法用任何一种简单的理念加以概括，但他在基督宗教教义的发展性、平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个人良心的首要地位等方面所作的论述，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许多创新思想以及后来的决议带来了莫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当然，也因而使得他的一生岁月不乏争议和辩论。 

1）基督宗教教义的发展性

纽曼特别重视历史对人类思想及神学的影响。他从自己的经历——以一名圣公会教徒的身份走向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曲折历程，还通过回到圣经和教会教父以及圣人们的伟大传统，发现了天主启示的历史性。他明白了基督信仰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圣神的引领下，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长的一个有机体。因此，成长与发展是教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坚信基督宗教所相信的天主一定会站在人类的立场，也就是要来到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与人类相遇契合、休戚与共。

2）平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对待平信徒的态度方面，纽曼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他强调教会不但要注重培育有能力的教友，让他们对信仰有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要让他们在教会内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酵母。同时，在涉及教义方面的问题时，教会也应该征询并请教平信徒的意见和建议。

3）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有关理性与信仰的概念是纽曼的另一个重要思想。通过阐释认同和领悟、及推理之间的关系，纽曼向人们展示，并非所有不违背理性的事物都必须要用人类大脑的理解和科学的依据展示出来。

4）个人良心的首要地位

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告诉人们主观良心与客观真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这是因为基督信仰的真理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对人内在良心的呼唤所作的回答。虽然有时候良心会因主、客观因素而对天主的认识出现模糊不清和不完整的现象，但人只要藉着良心的声音就会找到天主——真理的根源。因此，纽曼强调说良心是天主写在人心中的法律，每个人都应该服从自己良心的声音，并且这是外力不可侵犯的。

虽然在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前夕，纽曼曾对那种只是为了应对理性主义而宣布“教宗永不能错”的做法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但及至该信条最终发布后，纽曼便立即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明确“永不能错”的意义和必要条件——教宗永不能错的基础仍然是对良心的维护和尊重。

同样从新教倒向天主教的还有曼宁，现在他的好些书也备受新教徒的喜欢。他的神学概念取材自生活周遭的各样元素，而不是制式的名词、抽象的概念——讲“恩典神学”的《衣衫褴褛的福音》、讲“爱的神学”的《耶稣的签名》、讲“信任神学”的《毫不留情的信任》、讲“温柔神学”的《温柔的智慧》、讲“孩童神学”的《阿爸的孩子》……曼宁的孩童神学，让我们知道怎么才能真正当个天父的孩子；“三一论”教导上帝有三个位格，曼宁的温柔神学，则让我们学习这位三一上帝的温柔。

四、教宗世俗权力终结后的天主教发展

来势汹汹的革命：1789年，巴黎革命，大众对新时代的信心以人类进步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基督教信仰一贯坚持认为，人类本性中的缺点要比政治或社会制度上的缺陷更为根本。

1870年，教宗国走向灭亡，庇护九世撤退到梵蒂冈，标志着教宗世俗权利的终结，开始了教宗自动禁锢于梵蒂冈城内的时期，这段时期大约有60年。

1、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最后对基督教的世界观提出最大挑战的不是科学，是哲学关于世界的种种解释。”天主教用来对抗自由主义的武器是越山主义——于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提出。当时的背景是，教宗庇护九世对意大利的统一行动极度不满，他认为自由主义者的嚣张，实在是教会种种不幸的根源。教宗的忧虑获得当时所有天主教徒的同情，他们一致同意要维护教宗现世的权利，并建立联合阵线，对抗正在日益蔓延的社会主义思想。

可是天主教徒们对当时弥漫着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强硬派的天主教徒不愿意向时代趋势妥协，他们坚持，教会应该恢复昔日的权威和影响力，也希望重新组织起来，对抗任何威胁教会的势力；与强硬派持不同看法的便是赞同自由主义的教友，他们比较顺应社会潮流局势，只希望国家对天主教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并希望教友们以享有普通人的自由为满足。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奥尔良的主教意谭奴和倡导自由主义而遭罗马斥责的蒙塔郎贝尔伯爵。  

许多天主教教徒渴望，教会可以一劳永逸地确认，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特殊神恩，以便重整教宗的威望和教会信友的信心。1854年，庇护九世隆重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为教会当信的道理。教宗的这项宣布等于间接的肯定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神恩。这次会议算是“成功收复巴士底狱”。天主教因此似乎被保护在一个坚壁之中，可不受时代的惊吓风浪。

2、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但随着时代的推进，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年）向世界展示：在意识形态时代，从罗马天主教的深处正崛起一股崭新的号召改革的精神，还引进了另外一种形象，它将教会称为“朝圣子民”。 

担负推开改革之窗的是约翰二十三世，他几乎是凭直觉判断出人类的希望和需要。他打算召开大公会议，目的是跟上时代。梵二会议参与人数众多，是第一次号召不打击异端、不宣扬新教条、也不集结教会抗击敌对势力的大公会议。

在这次会议里，也存在两大不同的主教集团：“将未来看作是对过去的威胁”的保守派和“在未来中看到未来的应许”进步派，这两派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会有冲突。但总的来说，这次会议表明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庄严地拒绝了任何使用外在力量来反对内在良心之声音的做法。会议之后，罗马教会引进了新礼拜仪式，第一波暴风雨随之而来。

到20世纪70年代，罗马教会在很多方面脱离中世纪堡垒中的安全护墙。如她那些“分离的弟兄”一样，她发现在意识形态时代走过的这段旅程是一条危机四伏、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朝圣之旅。

在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的对外形象有很大的改变，并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过错。比如：1895年，聂斯托留晚年的一部著作在叙利亚被发现。在该书中，聂里脱里否认以弗所会议的指责，并为自己辩护。聂斯托留的解释与传统天主教会对他的观点不同，和正统的基督论相近。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教会签署了《共同声明》，天主教放弃在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托留的裁定，转而接受其提出对于玛利亚的称呼“基督之母”或“我们上帝救主基督之母”。

3、持续的灵恩复兴运动与教会合一运动

改革的浪潮越来越高，相应而生的天主教灵恩复兴运动正成为一场强劲的、国际化的运动。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67年2月，有两位天主教神学教授联同三十多位同样渴慕灵恩的学生决定举行一个周末的祈祷退修会，竭力研究使徒行传头四章的经文，结果他们都在聚会中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这种经历在这所天主教大学里当然是属于爆炸性的，从它爆发出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来。本来天主教向来对基督新教的灵恩运动不太有好感，只知道他们被社会人士称之为“圣滚者”，而且天主教也一向认为基督新教是被圣灵摒弃了的宗教。但是现在天主教竟然也毫不介意地接纳了基督新教的灵恩运动，并且全面发展起来。

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在一开始就得到非常广泛的支持，开始在 Notre Dame大学举行一年一次的灵恩更新大会。到1986年，天主教的灵恩更新祈祷小组数目发展到六千个，而且这类祈祷小组渐渐趋向重整变成大组。因为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只在开始了不过两三年后就已经发展到世界性的地步，所以1972年，即五年之后，他们又成立了一所“国际相交办事处”简称（ICO)，这ICO 得到了教皇保罗第六的热情支持，大事鼓励这项“灵恩更新运动”。  

这场运动原本被称为“天主教灵恩运动”或“天主教五旬节运动”，但怕与基督教的灵恩运动混淆，所以改称为“天主教灵恩更新运动”。加上“更新”两个字，目的是要表明说方言等“灵恩”是来自天主教本身的圣礼。

梵二会议后，1965年12月7日，教宗保罗六世在耶路撒冷会见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阿特那哥拉斯一世，发表共同宣言，废除了1054年的相互绝罚。2016年2月12日，罗马教宗方济各和俄罗斯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古巴会晤。这是罗马教宗与俄罗斯大牧首的第一次会晤，共同应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基督教遭受的迫害。连续不断的新动态中，历史在不断朝着合一推进……

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合一运动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却没有去的很大的进展，现今似乎有了“天作之合”：一则天主教内部的灵恩更新运动已经发展到相当强的地步，二则基督教灵恩派主动带动合一，三则基督教协进会也大力推介灵恩式的合一运动，四则天主教内部也出现一些大力支持灵恩式的合一运动。这种合一趋势在基层信徒当中发动，其合一的力量比较完满。在平信徒之中，天主教与基督教合一祈祷小组的聚会已发展到成千上万，无法制止。

参考书目：
《基督教会史》（修订版），雪莱　著，刘平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会历史通俗演义》陈彤，
《基督教概论》 麦格拉思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观的革命》 安德鲁·霍菲克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的轨迹——两千年基督教会史》 祁伯尔著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 科林·布朗 著
以及其他来自网络的多种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