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五百年（上） ——和基督新教同在不确定的朝圣之旅中

今年全世界都在记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说到教会历史到此似乎就成了基督新教的历史。事实是，天主教也一直在发展，也在这五百年中经历了上帝的工作和自己的改革。据新闻报道，现任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曾前往瑞典，参加信义会和天主教会联合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活动。从天主教的这五百年历史中，我们不也能思想、反省而开阔，并学习谦卑吗？

纲要

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刻关系

二、面对新教的改革运动，天主教所做的宗教改革运动
   1、内部大力的改革措施
   2、圣爱会——兴起杰出领袖
   3、耶稣会——教宗宝座后的骑士
   4、卓越的天主教教育和全球宣教
   5、不得不接受的宗派理论

三、面对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回应
　　1、詹森主义
　　2、教义大争论
　　3、敬虔主义与牛津运动

四、教宗世俗权力终结后的天主教发展
　　1、第一次梵蒂冈会议
　　2、第二次梵蒂冈会议
　　3、持续的灵恩复兴运动与教会合一运动

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刻关系

时代背景：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上帝的一次工作，因着上帝的爱的吸引，和对信仰的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忠信之士向真理归正。从时代背景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影响，推动着划时代的变革。人文主义的兴起导致一种新的人文关怀，即要把基督信仰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关联起来。从一个习惯用外在形式来表现和定规自己的宗教，开始改变，再次让人们发现它对于人的内在意识的诉求。

文化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重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将中世纪的思想成果边缘化。其思想主流被称为“人文主义”，这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回到本源。其核心在于回到古罗马和雅典时期的文化原初资源。

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主要是新约上。这个口号用于教会——回到圣经、回到教父著作、回到用原初的文字去研究。

神学家们第一次有机会来比较新约的希腊文本和武加大译本。比较这句经文在两个译本中的不同：

“做忏悔吧，因为天国近了。”（武加大译本 马太福音4:17）
“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伊拉斯谟的翻译本）

因着回到圣经，和对信仰的追求，人们敬虔的心都体会到：教会的更新与改革势在必行了！其实“回到圣经”，早在12世纪彼得·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就在强调了。从这叫角度而言，教会先开始了“文艺复兴”。但面对着人文主义的高涨，面对七次十字军东征，另外还有各种小规模的远征的可悲失败，有人开始反省；面对开始增长的疏远教宗的力量，人们开始对“民族教会”以及由代表团队管理的教会进行切实思考；也对天主教会拥有世俗权力而带来的毒害做出反省……反抗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由此，不可遏制的新力量、新声音在潮起云涌地集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天主教越来越体制化、腐败化，并且在一些教义上存在不认同的态度。这导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宗教改革不只是教会内部实践行为的一种改革，它引发的是一场精神危机。这危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基础，因为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意味着彻底重新评价权威问题，知识的起源和思想的方法。”但反对声音的人们所使用的方法、语言在中世纪的教义中都已经奠定了。同宗、同源让基督新教很难完全独立发展，无论是自己的教义体系，还是教会模式等。

同时这种方式是否就是好的呢？在宗教改革初期，伊拉斯谟觉得关于“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美梦破灭了，于1524年写了《论自由意志》并同马丁·路德通信，批评路德。他既不赞同路德“分裂教会”，也批评天主教的诸多问题。由此伊拉斯谟两边不讨好，同时被天主教和新教攻击。但多年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并承认伊拉斯谟的一些思想是本于真理的。

二、面对新教，天主教所做的宗教改革运动

1、内部改革

1527年，西班牙和德国雇佣军对罗马发起猛攻，教宗克莱门特七世陷入半年的牢狱生活。很多人把这次罗马洗劫看为神可怕的惩罚。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突然变清醒，意识到是改革的时候了。天主教从上到下推行的主要改革举措有：

  1、清除一批腐败的神职人员，执行教士独身制。
  2、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
  3、取消出售赎罪券的机构，但肯定赎罪券的功效。
  4、大量出版曾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书籍目录。

这些改革措施从内部整顿了天主教会，让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离职或接受学习装备。外界诟病的赎罪券、圣物崇拜等被遏制。天主教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2、圣爱会——兴起杰出的领袖

神秘的体验在天主教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16世纪产生出一批类似于“克拉朋联盟”的各具特色的天主教圣徒，也有心于改革。在罗马，有一个独特的贵族团体，他们组成敬虔的兄弟会社，称为“圣爱会”，这是由六十个天主教领袖组成的团体，志在崇拜与彼此扶持。其指导信条是教会和社会改革始于每一个灵魂。“圣爱会”为罗马教会贡献了一批杰出的领袖。

当罗马教廷意识到叛乱的严重性时，它召集这批领袖和属灵的斗士召开了一次新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大公会议。尽管天主教面临着欧洲将近一半国家的背叛，它还是将新教的潮涌挡回去了。到16世纪末，新教仍只限于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今天仍然如此。

3、耶稣会——教宗宝座后的骑士

天主教有上千年的修会传统和完备的修道院制度。有人称修会为隐藏的教会——相对于世俗显赫的天主教会而言。从沙漠教父到各种修会，这让天主教会保留和传承着属灵的精华。平时他们沉静在隐修中，在关键时刻，修会往往起来不可替代的作用。

1521年，伊格拉修·罗耀拉在曼瑞沙经历重生后，归纳出一套培灵计划，一本为教宗冲锋的军事手册。1540年，经教宗保罗三世批准建立的“耶稣会”诞生。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学习七年，成为“伊格纳修大师”，聚集了第一批终身伙伴，和他们分享了《属灵的操练》，这本书成为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灵性培养基础书籍。后来天主教的静修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中。一条通往灵性的完美道路诞生了：严格地省察良心、补赎，一旦通过属灵的朝圣而直面神的宽恕，就坚决忘记罪恶。对伊格纳修来说，顺服神的意志意味着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个想法最终发展成“耶稣会”这个著名的研究计划。该计划按量分配繁重但可行的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路德的属灵经历让他意识到人不能自救，只有神才能拯救他。罗耀拉则相信人有权在神和撒旦之间选择，人经过训练使用其有限的想象力，就能强化意志，选择神和神的道路。罗耀拉坚定地相信永活的基督只寓居于制度化的教会之中，由此一切事务都从属于罗马教会。他希望他耶稣会的会士能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成为耶稣的骑兵。在罗耀拉的领导下，第一代耶稣会会士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任务：使不信的人归信，使欧洲的新教徒重新皈依。到1556年伊格纳修去世时，其修会已有将近一千名精兵强将了，并将其门徒派遣到了四个大洲。

4、卓越的天主教教育和全球宣教

教育：天主教的内部改革力度大、取得成果极为丰富的莫过于教育，除了圣经、神学、坚实的灵修功夫，还有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640年，欧洲的天主教神学院已达518所；至今，天主教教育已发展出有很多富有经验和创意的教育模式，包括对儿童、女性、不同地区的宣教和文化教育等。

宣教：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多年，新教忙于自己的教义建构而陷入新经院主义，这段时期却是天主教全球宣教的黄金时期。“在欧洲失去的，在全球得回来。”这个口号激励着无数的天主教宣教士，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敬虔的心和严格的训练装备，出发到欧洲之外的各大洲。基督新教的全球宣教则要到19世纪初，深受18世纪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影响而掀起普世宣教的大潮。

在教宗的委托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负起在所征服的土地上传福音的责任。西班牙冒险家具有十字军的品质：同样狂热、同样高贵、同样迷信，他们坚决地摧毁印第安人的偶像；而保护受压迫者的斗士莱斯·卡萨斯则主张印第安人具有平等和自由权，他通过和平地宣讲神的道来传递福音，并做出圣洁生活的榜样。

1542年，法兰西斯·沙勿略——向远东传教的先锋，先在印度果阿及周边区域，后到马来半岛，两年后到日本传教。在日本的岁月改变了沙勿略的传教观。到16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有30万归正者，成百上千的教堂和两所基督学院。长崎被称为“归正者之家”。但在1614-1642年，4045位殉道者为基督做了最后的见证。

利玛窦于1583年取得了在广东肇庆的居住权，1600年进入北京，许多名门望族和有识之士都受了洗；到1610年他去世时，教会人数有2000人。利玛窦的后继者汤若望，于1650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公共教堂，并在1657年为基督教在整个国家取得宗教自由；1666年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27万基督徒。1692年，皇帝颁发宽容法令——康熙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但礼仪之争让中国的整个传教工作走向严重的衰落，并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适应政策和冲突政策之争到今天依然激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扩张时代是特殊的，在它将地球上广大地区向基督信息敞开的过程中，它也让人们看到了历世历代最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传教士。

5、不得不接受的宗派理论

1545-1563年之间的特兰托会议是16世纪天主教会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在特兰托(在今意大利北部)召开的时断时续的宗教会议的总称。会议中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集会时间约4年3个月。

在耶稣会的影响下，特兰托会议发展成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强有力的武器。在第二次系列会议期间，有一大批的新教徒出席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次公会议自始至终都反映了罗马全新的战斗姿态。在特兰托会议上，新教改革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有力地驳回了。天主教重新澄清了被新教打乱的教义，比如因信称义、圣礼等。

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大公的基督教会，而对方代表的是这种教会的错误版本。在双方关系中，在第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冲突陷入僵局。在第二个阶段，人们在情感和理智上都不能接受，而只能痛苦地承认，谁也不是基督教会的唯一代表，彼此都是合理的存在这个事实。第三个阶段的宗教宽容以完全接纳某个民族内部的宗教多样性为基础。在1600年之前，这种接纳只存在于神秘主义者、伊拉斯谟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再洗礼派的激进分子，和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务实的政治人物中。

1618-1648年的带着政治色彩的宗教战争，带来全欧洲都参与的惨烈大战。结果天主教教区未能后退一分，新教区域也没能向前推进一步。这成为由宗教改革时代向理性与复兴时代转变的恰当标志。在徒劳无功的争战之后，天主教和加尔文宗的宗教狂热都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宗派主义。政权和信仰分离的现代正在快速临近。

教会宗派理论认为，真正的教会不可能等同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教会结构，没有一个宗派可以声称自己代表整个基督教会，每个宗派只是在崇拜或组织上构成了更大的教会生活中的一种不同形式。教会宗派理论谋求在内在的宗教体验上寻求基督教合一，并且允许在个人信仰的外在表达形式上存在多样性。教会宗派形式已经成为近几个世纪基督教史的标志，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它比岁月已提供的任何选择都要好。

参考书目：
《基督教会史》（修订版），雪莱　著，刘平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会历史通俗演义》陈彤，
《基督教概论》 麦格拉思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观的革命》 安德鲁·霍菲克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的轨迹——两千年基督教会史》 祁伯尔著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 科林·布朗 著
以及其他来自网络的多种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