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五百年后的回顾与沉思

今年是2017年，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一个值得严肃认真关注的历史性时刻。

五百年过去了，而今回望当年马丁路德所引发的规模巨大的历史性行动，放在这五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回顾与沉思，笔者日益明白，不是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定义了宗教改革，也不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定义了宗教改革，而是荷兰的尼德兰革命、法国的胡格诺战争、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英格兰的清教革命，是这些巨大惨烈的宗教战争最终定义了宗教改革的本质。

一、

从历史编年的角度来回顾，可以清楚的确定宗教改革整个历史过程展开的起点和终点：

起点是1517年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

终点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

几乎整整两个世纪的震撼和冲击。

光荣革命之后，宗教开始祛魅，宗教神圣性光环开始褪色，殉道和绝对性成为宗教狂热和僧侣主义的符号。一个由自然神论通向理性时代的十八世纪开始了。

宗教改革开始之时，对于上帝启示真理的绝对性和唯一性之垄断成为每个宗派的至高目标，但伴随着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是伟大而神圣的殉道、流血和庄严而残酷的杀戮与审判。

当清教徒在血腥玛丽火刑下殉道；

当再洗礼派在火中和水中殉道；

当罗耀拉在医院疗养中决定全身心奉献自己从而最终创立耶稣会；

当圣巴托罗缪之夜的疯狂屠杀和亨利四世的最终被刺身亡；

当沉默者威廉的决然反叛和最终的被刺身亡；

等等，等等......

对于神圣信条和教义的捍卫与遵循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的圣徒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具有最高价值的理想和目标，成为这个时代永久的标记。

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时代的神圣性和残酷性。这种神圣性和残酷性的并存和交织最终终结了这个时代。

硝烟散尽，回顾宗教改革，我们赫然明白，神圣而残酷的宗教战争才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才是这个时代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

二、

重新回顾宗教改革，笔者认为日益清晰的是，宗教改革是重新发现了保罗，并赋予保罗神学以核心的价值与至高的权威，并以保罗神学定义了新教的内涵。

实际上，新教神学是以保罗神学为中心展开的。

宗教改革并没有重新发现和理解耶稣。

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前，保罗从没有拥有后来在新教里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保罗也从没有意识到他的神学核心是因信称义，因他所坚信的，是基督即将再来。

当马丁路德赋予因信称义概念核心的教义地位，从而成为新教的核心信条，《罗马书》成为新教的核心经典---

由此得以对抗教皇的权威，得以以救恩论来对抗赎罪论的深渊，这就意味着保罗成为新教的教主；

由此，保罗的神学核心--末世论却被遮蔽，直到达秘重新发现了保罗的末世论奥秘。但这种发展，却是进一步强化了保罗作为新教教主的地位。

然而，保罗神学却是将基督信仰私人化的关键。

保罗期待和确信末世将至，基督即将再来，因此基督徒的核心使命是圣化自身，迎接主来，进入天国。这就意味着新教必然从社会和现实中隐退，在圣俗二分的划分中，忍耐世俗的堕落和黑暗，持守自我个体的圣洁和纯粹。

因此，作为当下堕落现实的对立面，新教世界得以被构建起来，成为安放个体心灵的神圣之维，使得基督教成为个体性的私人存在，教会，成了这种新宗教的心灵避难所和心灵港湾。

然而，在新教里，基督在哪里？如何安放？

基督显然已经被工具化，成为救赎的工具，成为救恩的承载者，至于耶稣所言所行，已不复重要。当新教是从保罗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耶稣并确认耶稣的作用和使命之时，耶稣必然被遮蔽和忽略。

正是基于保罗指出的路径和方向，改革宗继续回溯，在旧约中发现了一个神圣的旧约律法体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圣经社会模型。这成为新教信徒心中的理想世界，神圣国度。最终，在改革宗手里，保罗教演变成为了圣经教。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诞生了。

三、

保罗提供了一个通向圣洁而封闭社会的方向和路径，然而耶稣提供的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丰富性的开放社会的关注和依托，从而成为天国降临的预备和投影。

在随后的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作为一个世纪的尝试，基督教自然神论者力图还原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意义，但在新教国教体制和保罗新教的纠缠和压制中，以异端乃至无神论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然而，正是这些正统新教的叛逆者，开始了新文明的构建和想象。他们是宗教战争的产儿，却是宗教改革的反叛者。

法国的蒙田（1533--1592）和孟德斯鸠（1689--1755）；

德国的开普勒（1571--1630）和雅可布.伯麦（1575--1624）；

荷兰的格老修斯（1583--1645）斯宾诺莎（1632--1677）；

英格兰的弥尔顿（1608--1674）和洛克（1632--1704）；

当新教经院主义演变成宗教专制主义以致成为精神鸦片之时，自然神论力图带来思想的活力和现实构建的实现。

这种自然神论最终成为走向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时代的开启。

当从法国席卷而来的启蒙运动开始取代基督教自然神论，当人类理性成为人类至高权威，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终至于如脱缰之烈马，激发出人类无尽的激情和想象力，在崇高道德和神圣正义的旗帜下，使得这种内在纠缠达致极点。

这种内在的张力和冲突，随着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终于惨烈的呈现出来。

四、

随后，与两个世纪宗教战争对应的的，则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宣告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延续，横跨三个世纪160年的震撼与冲击。

1789--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

1905--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

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

1924--1949年的中国革命；

直到上个世纪末作为血腥终结者的红色高棉。

这是一个颠覆与重建的世纪。一次次颠覆，一次次重建。人类的构建能力，从没有像这个时代这样如此耀眼，人类的自我毁灭能力，也从没有像这个时代这样如此狰狞。

宗教的控制力，再也不能限制人类理性的自我扩张，它必须为人类理性的力量和想象力让路，不断被边缘化，不断更加显明这种神圣共同体的寄居性，成为历史的冷漠旁观的过客。

从此，在欧亚大陆大革命的梦魇之下，人类处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分叉口而面临选择：

是向右继续前进，在宗教和血缘的共同体中保守秩序和稳定，还是向左继续前进，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自由人联合体？

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类共同体来安放其中的每一个个体？

在随后的较量中，极右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极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获得了主流话语权。

但这两者在相互间殊死的战争中同归于尽，在硝烟散去的废墟上，源自英美的自由主义左翼在威尔逊--罗斯福新政后成了最后的赢家。

五、

正是在欧亚大陆的革命狂飙中，另一条路径，向右的路径，似乎给出了另一个可能性。在大西洋两岸的英美海洋文明中（威尼斯和荷兰，曾经作为先驱而存在），人类理性和宗教神圣之间的张力却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在可控的冲突和博弈中各自获得各自的表达空间和活动边界，最终学会了从对方获得灵感和经验，在人性展现的宽广舞台中，深思和实践人性的有限和可能性。

这似乎应该成为一个标准范式：在宗教和理性的对抗中，寻求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方向。

然而，这种新的方向，他的根基是什么？

六、

在往前追溯历史，又会发现，1096--1291前后200年的十字军战争，同样是一个震撼和狂飙突进的时代，正是在东方和西方的世纪较量中，在互相发现和测试对方的战争和贸易中，在战争之后的兴奋和惶惑中，使得欧洲大一统神圣大公教会建立的尘世天国体制开始消解，开始没落，开始崩塌。

然而，无可否认，中世纪大公教会之欧洲是非常认真和执着的追求地上天国的实现的，不管期间夹杂了多少个人的野心和私欲。正是这种地上天国的执着构建之努力，使得一种基于福音书的体制在人类野心和私欲中慢慢成型，破土而出。无论这种体制如何的扭曲和变形，一种基于永恒和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终究是中世纪的主色调。

然而，在宗教改革之后，福音信仰让位于个人宗教修炼，大公让位于宗派，尘世天国让位于民族国家。

当新教各宗派放弃了构建现实的努力之后，欧洲的自然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开始他们的努力和探索，在大公教会的庞大遗产和种种失败、败坏的废墟上，开始重新构建新的体制，新的尘世天国的降临和预备。

七、

在历史长河中所呈现的宗教与理性的张力和对立中，我们渐渐明了信仰的含义和意义---对于我们自身。

八、

无论是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奥尔良的瓦勒度，还是英格兰的威克里夫和罗拉得派，还是低地地带的兄弟会的托马斯.肯培，还是在修道院安静而快乐的做厨师的劳伦斯弟兄，还是宗教改革时代的瑞士再洗礼派，都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尽力回归耶稣精神和他的教导。

这种努力，在宗教体制和民族国家的夹缝中，时隐时现，不绝如缕，以耶稣超越旧约，以耶稣超越保罗，这是曙光一再的绽放。

耶稣的真正发现和回归，日益成为当下时代最为重大和急迫的主题。

耶稣究竟是谁？如何认识和理解耶稣的一生所言所行？

我们日益清楚：我们应当从耶稣的自我启示认识耶稣，而不是从他者来认识和理解耶稣。

由此，我们应当清晰而大胆的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正教徒，不是大公教徒，不是新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

历史必将一次次证明，当人类理性在每一次尽情张扬之后，都将会回到耶稣的启示原点，获得新的灵感和动力，校准方向，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