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生问题专家卞秉彬剖析中国与世界艾滋病传染的三大趋势

11月27日，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北京举行，各界专家人士就本次主题“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展开积极讨论。

此次活动是我国纪念2017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3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简称“青爱工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华红丝带基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多个单位主办，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承办。

艾滋病已经成为在这个时代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之一，全球有数千万人深受痛苦。同时，如何防治和最终治愈艾滋病，也是当下人类奋斗的目标之一。目前虽然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不能治愈，但可以通过终生服用抗病毒药物对病情加以控制。

近年来，在我国青少年当中，艾滋病病例报告数的增加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对青少年展开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是社会亟需关注和探讨的民生问题之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桑爱玲出席了会议，她对于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同时也提醒说，在加强校内青少年防艾教育工作的同时，不要忽视了校外青少年群体。

她列举数据说：“中国的数据也显示出来这种严峻的状况，即青少年感染日益增加。在2016年，有1万7千个艾滋病感染者在15-27岁之间，这一数字几乎是2010年的2倍。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感染者中有80%以上是校外的青少年。”

她同时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反映了时下中国和世界艾滋病传染上一些现状和趋势的具体数据：
——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中，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是27%，男女性行为传播的比例是68.5%，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的男女性行为传播是主导。其中男男的比例中，校园新增人数17-25岁之间的比例约80%，这显示就是男男性行为传播在校内学生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占主导。
——2016年，全世界范围内有3700多万的艾滋病感染者得到了治疗，但还有约1700万艾滋病感染者没有得到应有治疗，死亡人数约有100万人。这些数据也说明，联合国希望在2020年把艾滋病传染者的人数控制在50万之内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了。

近年来积极投身防治艾滋病慈善事业、“爱与生命”防艾主题公益活动的创办人卞秉彬被邀请成为青爱工程的爱心大使。他同时作为独立民生观察家，社会评论家，在看到关于2016年中国和世界艾滋病的数据后，认为其中所反映出来许多紧迫的社会与民生问题值得关注。

卞秉彬（左）被邀请成为青爱工程爱心大使。（图：卞秉彬提供）

“盲流青少年”占感染艾滋主导人群，谁是他们的监护人？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数据，1万7千个艾滋病感染者在15-27岁之间，其中有80%以上是校外的青少年。”

这首先说明“那些没有被教育覆盖的人群是最危险的。”卞秉彬指出，“今天艾滋病的传染最主要的途径是性行为，而透过性行为而导致艾滋病病毒传染最主要的人群还是集中在没有足够性行为常识和生活健康方式形成的人群里面——也就是说主要是青少年群体。”因此，在他看来，此次座谈会是和主要针对青少年的发展来谈如何抗艾的主题一脉相承，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在青少年群体中来抗击艾滋病、降低其传染率，第一就是解决了今天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新生群体中的三分之一的人群，因为数据表明新增的三分之一是青少年。”

而如何针对青少年群体展开防艾工作呢？当然首先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性意识和性生活常识正确的观念，这是解决的关键之一，但除此之外，要意识到被多元价值观所推动的社会形态中，青少年群体成为了一个性开放前提的“盲流”人群，卞秉彬对此特别强调说。

为什么今天是校外人群感染率比校内感染高很多呢？他分析说，第一是因为校外的青少年更多时间是不受监管的，反过来也说明了在学校里面接受一定监管的学生在性教育和性安全上有效果的，但“没有接受学校监管、被社会所冲击的这些盲流青少年在发生性行为、早孕、性病感染与艾滋病感染上面都成为最高危的群体。”所以，如何让这些“盲流”青少年回归被监管——因为没有成年的人都应该有被监管——是呼之欲出的问题，那么，中国法定监护人的概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卞秉彬进一步剖析说，“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建立、学校的性教育、推动青少年健康价值观的宣传等，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填补历史性的空白——即在法治中国不断健全的情况中如何找到谁是这些‘盲流青少年’真正的法定监护人？”

而这个问题牵扯到两个重要的方面：学校和家庭。这就会有很多空白领域，比如有单亲家庭、留守的孩子等，也有学校中被边缘化的孩子，比如被退学的孩子、外来务工群体的孩子等没有及时就学的。而这些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又成为了问题的“刀锋剑口”。

“首先，我们通过这些问题看到今天这些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责任是什么？他们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到底是哪些？如果这个孩子发生这些问题，他/她的监管人是否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些结果的导致并不仅仅只是孩子的问题，一定是在对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上产生了漏洞，而导致对他生命健康带来致命影响的结果。”这位社会观察人士评论说，“那我们如何来亡羊补牢，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找到他们法定的监护人并且让他们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城市化进程、留守儿童问题、传统家庭受到冲击等各种时代因素，带来不少儿童和青少年处于“监护人空缺”的状态。但是，社会需要并且应该让这些孩子找到应当对他们负责的监护人。卞秉彬呼吁说：“所以，我作为青爱工程的爱心大使，也作为长期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民生问题专家，我有这样的意识和义务站出来呼吁社会来‘揪出那个被缺失的岗位’——孩子虽然作为错误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结果，但他们也都是受害者，我们社会应当找到他们的法定监护人，而这个监护人角色本来就因为各种时代问题而缺失，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揪出来的话，光靠性教育改变孩子想法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个孩子。”

他总结说：“简单来讲，首先要‘揭开’这些时代造成的社会伤疤，不要单纯只是以为给孩子做好性教育就好了，还要再迈进一步——找到孩子产生问题的真正的责任人。”

当然，他也承认责任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谁谁，但根本而言，这位民生专家建议在两个方面要加强：
第一，在孩子们生活的社区，要找到和建立对孩子们的监护人监管的机构，这种监管机构也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组织和干预。最根本来说国家在立法方面提供一个法治的基础，同时要加强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共同推动这个工作。
第二，对于流动孩子，需要有一个固化的管理系统。比如现在一个成年人成了流动人员，在一个新的城市或地区也需要登记，对孩子也应该如此，借此我们需要了解和监管每一个流动的孩子，“因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数据显示80%以上是校外比较失去监管的孩子，那么，如何找到这些“盲流孩子”，这是我们问题的关键。”

面对艾滋病毒，没有人是安全的！

对于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中，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比例是27%，男女性行为传播的比例是68.5%这一数据，卞秉彬认为，这说明之前大多数认为艾滋病就等于是少数人比如男男、女女性行为导致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按照这样的数据可以说，凡是有性行为的人都有可能被传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近七成艾滋病感染者的是正常的男女性行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危险？他提出自己的剖析，指出目前正常的男女性行为遭受到三大冲击。

一是“王宝强式的婚姻危机”，即因为利益关系而导致的经济型或利益型婚姻在当前社会中并不占少数，这就导致了当婚姻双方的利益受到冲击时，婚姻的实质很容易解体，这就使得婚姻双方都有可能有自己的性伴侣，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的性对象是固定的，这就可能会导致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传染。

二是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儿童被性侵现象。座谈会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主任张银俊也指出，除了青少年群体之外，“还有就是针对幼童的性侵现象屡屡发生。这些性无知、性愚昧、性犯罪现象的总根源可以说是性知识、性道德、性安全、性法治的教育不充分、不均衡所导致的。”卞秉彬也表示，针对儿童性侵问题的导致，与教育机构缺失了法定监护人意识和对承担具体责任的表述息息相关，特别是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应该追究的是法律责任而非仅仅道德责任，“仅仅在道德上提出如何解决儿童性侵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向儿童和青少年做防艾宣传中首先要做的是性教育的介入，而性教育的介入在当下中国是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就是要填补中国千百年来没有主流性教育的空白，而今天填补这个空白的责任就落在了防艾机构。”

在他看来，防艾机构的性教育工作在这方面具有历史性的深远意义，“今天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北京青爱等我们这些防艾机构共同来做的青少年防艾工作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向少年儿童做性教育的历史大工程。”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驻华代表桑爱玲说，联合国有一些推荐的对青少年做性教育的成熟的课程， 联合国人权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也都要求世界各国尽快建立对青少年的性教育的必要课程，也就是说性教育在学校里面不是选修课，而是必修课。“作为一个民生专家，”卞秉彬建议说，“我认为中国在建立这些青少年性教育的课程上，可以借鉴本民族一些地缘文化的需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性教育课程。”

他尤其呼吁，“普及儿童性教育的同时，也要赋予儿童的性权利。儿童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保护自己的性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是当下很多老年人面对的是一个“婚姻的失乐园”，这个问题的原因一个是留守老人居多，一个是无性婚姻，一个是子女因利益比如房子产权分割等问题而不允许“黄昏婚”。这都带来老人空虚、留守老人寂寞等现实，最终促成了老人用比如广场舞等不同方式来排遣寂寞等，其中也包括一些老人错误性行为的产生。

最后，卞秉彬总结说，这些数据都证明了中国性开放的程度已经渗透到老年人和青少年两大群体，他认为可以用中国性开放的程度不断的在走向‘异化’来概括这一趋势。

为何这样说呢？卞秉彬解释道：“当前的社会上，主流的有责任和爱的性价值观正在被肉体享乐主义和‘性娱乐’所取代。因为性本来要建立在双方的责任和爱上这才会健康，这也是我所推动的‘爱与生命’最核心的价值观所在，而现在把性当成娱乐，娱乐到死、小孩娱乐、老人娱乐，已经到了也让老人和青少年这两个群体深陷其中的地步，小孩娱乐是因为盲目，老人娱乐是因为空虚。”

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不仅不公平更使人人自危

最让人值得痛心的是，尽管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世界各国关于艾滋病治疗上研究机构也在争分夺秒的研发新的药物，也陆续有不少好消息出来，可谓是最终在向着艾滋病治愈的目标迈进“最后一公里”。但2016年，仍旧有约1700万艾滋病感染者没有得到应有治疗，死亡人数约有100万人。

“现在医疗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艾滋病病人只要服药就可以得到治疗，就可以不传播、不死亡。但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好的历史时代面前，居然还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和传染性，说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是关键，”卞秉彬指出。

他表示，这样的数据显示我们今天在艾滋病医疗防控上有一个很大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检测不及时和服药不及时。

“无论是这其中哪一个，都是和对艾滋病的歧视分不开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去检测一下艾滋病是一个‘侮辱’，很多人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监测。”卞秉彬举例说，比如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是血压高，但是随手拿起一个血压器检查下自己和周围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侮辱，有人感到胸口闷去用心脏仪检查下心脏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侮辱，但是艾滋病虽然也是一个病，如果有趣去做艾滋病检查可能会就觉得是个侮辱。而这个侮辱的成因来自于社会对艾滋病人的道德谴责。

在他看来，这样的道德谴责不够公平，这样的不公平包括三个方面：

1.艾滋病感染者只是“中头彩”，而没有得艾滋病人并非能证明自己是干净的。

2.病人有治病的权利。联合国也提出，病人得到救治和尊重是基本的人权。今天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道德谴责的话，是在无形中剥夺了对方的人权。

3.当我们使病人因为有这样的道德障碍而无法迈进医院延误了他/她的治疗，剥夺了及时检测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就失去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安全的环境取决于今天中国社会婚姻的稳定性关系已然破裂，即使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人也无法保证自己性对象的自律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谁都无法真正的免除自己不得艾滋病的危险。“如果病人不去医院不吃药，病毒就会高速流传，反之如果让他们好好进医院治疗那么病毒就没有传染性，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治疗，所以我们向着反之的方向走，”他强调说。

“爱与生命：中华大爱迎世艾”呼吁“0歧视 1起来”

对比数据、知晓现状、剖析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去寻找出路、帮助有需要的人。在卞秉彬看来，最根本是要弘扬“爱与生命”的价值观。

他表示，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很深刻的体会。2010年曾被确诊为甲状腺癌症并经历生死后，卞秉彬最大的心愿是效法耶稣当年关怀大麻风病人的模样，关怀今天的艾滋病患者。于是，2014年他开始发起“爱与生命”防艾慈善公益活动，其中主题活动之一就是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之际透过公益晚宴、艺术展览、颁奖晚会等不同的形式来邀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同关注这一民生问题，关怀艾滋病患者。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也不例外，“爱与生命”将举行“0歧视，1起来——中华有大爱”的系列活动。

11月30日下午2点，世艾日前夕，将于在上海大时代广场举行“爱与生命——中华大爱迎世艾3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届时，将邀请获得奥斯卡纪录片短片奖的《颍州的孩子》制作团队分享，并发布2017年性艾报告，同时举行中华大爱迎世艾公益片在纽约时代广场的播放启动仪式。

12月1日世艾日当天，将举行百位艾滋病贫困少儿艺术作品展。这些作品将在全国100个城市同时展出一个月的时间。

12月5日，纪念世界艾滋病30周年系列活动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将在上海举行。

“爱与生命，0歧视、1起来，中华有大爱，让我们共同努力，让生命之光照亮整个中国，”卞秉彬呼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