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女传教士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实实在在改变的福音

近年来述说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大多是男性传教士占主导，无论是西学传播还是教育传播，男性传教士都是被述说的大多数，鲜有作品阐述女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和对中国女性的改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男权背景中，男传教士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取得了更加瞩目的成就，而女传教士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正在崛起的群体，在男权占主导的东西方社会中，她们的活动空间自然要小于男性，所以其不论影响还是活动都受限于这一事实。但是空间小于男性并不意味着无可作为，女传教士以她们的努力诠释了她们的存在。

在欧美传教运动开始的阶段，女传教士并不多，鸦片战争前只有女传教士201人，基本是男传教士的家属。随着各种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在中国大陆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来华传教士数量也显著增加。与之相应地女传教士的比例也开始上升。1889年来华女传教士达到1296人，到了1920年则达到3919人，人数超过男性传教士，占总传教士人数的60%。

在欧美国家基督教传统中，女性活动的空间远没有男性大，在诸如圣公会、长老会等教派是排斥女性基督徒担任圣职。而美国在女权运动兴起之前，教会提倡的家庭伦理中女性一直是扮演贤内助的角色。在美国19世纪初传统教会为了对抗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酗酒等社会问题，而发起禁酒运动，在禁酒运动中女性基督徒被教会鼓动，并积极参与其中，因为把男性信徒从酒馆拉回家中，是女性基督徒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贤妻良母的伦理法则，正是在禁酒运动中，女性基督徒才有了自己活动的机会，她们才开始独立组织自己的禁酒运动组织，而不再依靠男性。这就是女权兴起的前奏，乃是后来兴起的轰轰烈烈女权运动的源头。

来华女传教士的比例上升，乃至在数量上超过男性传教士，是兴起于十九世纪女性追求活动空间的结果。正是在对华传教中，女性基督徒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神圣事业中的女性地位和空间，迈出了实现了自主意识的脚步。

女传教士的增加，不仅是女性意识的崛起，还是中国传福音的需要。

晚清的中国是个男权的国度，女人被束缚在三从四德的清规戒律中，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男权文化，阻碍着男性传教士的传福音事业，女性传教士的性别优势在这里得到发挥。

正是女传教士这一优势，让她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特别的国度，了解同为女性的中国女人的生存现状。正是基于自身性别，女传教士关注着教育、家庭等女性问题，并努力改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虽然女传教士改变中国女性问题的动机是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更好地让中国女性参与到福音事业中，但是福音带来的好消息，同样通过传教士传给中国女人。

中国女人的缠足本始于五代，是零星的个体案例，之后虽然一直没有间断，但没有形成社会普遍现象。但是随着明代的宋明理学普及，女子缠足上升到思想的高度，而到清代，作为游牧背景的清代统治者并不认同女性缠足，清廷入关之后，曾于顺治二年（1645 年）、顺治七年（1660 年）、康熙三年（1664 年）三次下达禁令，禁止民间女性缠足，对于缠足者予以重罚，对于失察的直系官员也要严办，这条禁令在起初与剃发令一道在民间强制执行。但是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把女性缠足作为对抗满人的策略，本着男降女不降的精神，把女子缠足当成民族自尊心理的最后屏障。但是在传教士看来缠足是种社会等级的标志，也是为了化解男性审美所带来的婚嫁压力。

1874年伦敦传教会牧师约翰·麦克高望及其妻子联合了60名中国女性基督徒创办了“厦门戒缠足会”，由厦门开始女子戒缠足运动，又名天足运动迅速蔓延全国。在天足运动的影响下，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以及其它教会学校都相继禁止缠足女孩的入学，以及家长在孩子上学期间缠足。除此之外甚至有的学校还禁止雇佣缠足的女人做老师或者其它工作人员。

受传教士的影响，康有为于1883年在家乡创办天足会，鼓励女子不缠足，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发布禁令再次禁止民间女性缠足。

除了给中国女人解放双脚之外，女传教士还解放了女人的大脑，创办女学，不是只有男人才能进学校，女人也能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教育权。

1844年来自于英国伦敦会的女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
1850年，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于上海设立裨治文女塾 ；
1853年，天津设立了淑贞女子小学 ，福州设立了福州女书院 ；
1859年 ，美以美会在福州开办了一所女塾 ；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设立了贝满女学堂。
从1847年到1860年间传教士就在通商口岸创办女学12所。
1895年，有教会女子小学225所，女学生4262名，女子中学69所，女学生2096名；女子书院及培训班14所，有女学生416名。
1905年华北女子大学的建立标志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
1917年，福州开办华南女子大学，1915年在南京开办金陵女子大学。
中国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形成了完整的女子教育系列。

中国教会学校在校生中历史上首次出现女生高于男生的境况。1915年，在教会办的师范学校中，女生占65%，职业学校女生占51%，圣经学校女生占72%。1919年教会学校中，女生占64%。

教会女校的出现，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伦理发动挑战，培养了第一代有自己职业的女子，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向世人证明，女人并不是低人一等，也不是必须依靠男人，更不是祸水，而是可以和男人并驾齐驱的。女人并不是生下来就为了嫁个好男人，而是和男人一样可以有自己丰富的生命和空间。

女传教士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中国女人，虽然没有男传教士如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人那样参与中国核心层的变革，但是给底层女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并直接使中国女性问题进入知识分子视野，知识分子们开始考虑女人与国家的未来，把女人与男人对等放入国家高度。

虽然女传教士没有给中国女性带来普遍改变，但是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改变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