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士利(William Cassels,或译威廉·卡塞尔、凯巴)为近代英国来华宣教士,他是著名的剑桥七杰之一,在四川传扬基督的福音,为圣公会华西教区首任主教。
1858年3月11日,盖士利生于葡萄牙波尔图,母亲生有七个孩子,年轻时就守寡,她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育成人。
盖士利长大后回到英国,分别就读于英国德比郡雷普顿学校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剑桥毕业后不久,他被按立为会长(牧师),担任兰贝斯圣公会诸圣堂牧师。他充满爱心,深入许多人不愿踏足的贫民窟侍奉,把基督的爱带给了不少被社会遗忘的人。不久,盖士利听到上主的呼召,要求他到遥远的中国工作。他立刻找中华内地会负责人戴德生报名,并得到批准。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前往中国时,他的母亲立即拦阻他前往,她找到戴德生,要求他取消儿子的行程。作为唯一留在英国的孩子(其他孩子都离开了),守寡多年的母亲自然不愿他离开。更何况是去当时艰苦落后,充满危险的中国?
但是主的灵很快感动了盖士利的母亲,她同意儿子去中国,甚至写信给戴德生称“这条路已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神己带领他走上这条路,虽然不合我的意,但我须跟上,愿神赐福他,也赐福你们的工作。”
1885年2月,在一片欢送的掌声中,盖士利与剑桥大学的其他六位毕业生施达德(Charles Studd),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司安仁(Stanley Smith),亚瑟.端纳(A.T. Polhill-Turner),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宝耀庭(Cecil Polhill-Turner)离开英国,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土地,他们七人后来称为“剑桥七杰“。3月18日,盖士利一行抵达上海,开始其在华的宣教事工。
(“剑桥七杰”合影,后排右一为盖士利。)
盖士利先后在上海、山西、陕西等地宣教,最后选定四川作为宣教工场,并在此奉献了余生。1886年,盖士利进入蜀地。当时四川宣教十分艰难,很多人都沉迷偶像,抵挡福音,而且各处都有袍哥(哥老会,民间帮派)出没,不少洋人遭到他们杀害。盖士利靠主刚强壮胆,在荆棘中奋勇向前,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福音扎根于天府之国。1895年,英国圣公会成立华西教区,盖士利被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按立为首任会督(主教)。
在盖士利与同工(剑桥七杰之一的章必成也曾帮助盖士利)耕耘下,四川教务不断得到发展,先后建立了绵州(1894),绵竹(1894),安县(1894),新都(1894),中江(1903),德阳(1903),茂州(1906)成都(1910),汉州(1913)等传教站。并兴办了保宁仁济医院,绵竹教会医院等医院。1909年,盖士利在成都设立“辅仁学社”。取《论语》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义。除主日礼拜外,另开设英文、德文、哲学、心理学等讲座。盖士利也参与了华西协和大学的创办,后来辅仁学社加盖一层,称圣约翰堂(今成都上翔堂)。
盖士利的晚年都在东北部的阆中宣教,带领不少人归主,1913年筹建可容纳2000人阆中圣约翰堂,并于1914年底落成,该堂也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教堂(现为福音堂)。12月20日,圣约翰堂举行献堂典礼,湘鄂教区的吴德施主教主持了祝献典礼,大堂里座无虚席,将近有1500的会众前来参加典礼。另有将近2000人希冀挤进教堂一睹盛况。
典礼中,盖士利主教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该2:9)”作为祈祷,祈求主大大使用这个教会。据史料记载,当时阆中教会辖7个联区,22个牧区,总领川北、川东包括重庆在内的30多个县、市教会活动,共有教堂119所、教徒4918人。盖士利的妻子李美丽也成为他的得力同工,她除了参与宣教外,还帮助盖建立了医院和学校。
1925年11月,在华工作近四十年的盖士利前往乡下为几位信徒施洗后,突然染上伤寒,医治无效而安息主怀。他去世后,被安葬在圣约翰教堂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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