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上）

引言

近代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带着使命叩击中国的大门，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要把基督教传入中国。正当时，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处于晚清之际的中国开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也由此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宣教士也逐渐获得了很大的特权——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建堂的权利，由此在华的宣教伟业进一步得到纵深拓展。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正在发生的变革产生相互间的激荡。

在这成千上万的宣教士群体中，有一位很特别，在他生前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是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老外”，但是在他身后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有很大的争议。这位宣教士就是来自英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人。

1870年2月12日被英国浸信会差到中国，起初主要在山东烟台、青州一带传教。

1876～1879年华北地区大旱，他积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地方高级官员结交。此后更深入地开展面向中国官绅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福音事工，广泛结交中国上层社会，宣讲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主办报纸、出版翻译著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19年在伦敦逝世。

在传统教会里，和常常被纪念的戴德生等宣教士相比，李提摩太这个名字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贴上“自由派”、“社会福音派”的标签而打入另册。

在教会外，李提摩太这个名字长期和“帝国主义分子”这个标签连在一起。1951年，为了跟上形势需要，丁则良写了一本小册子《李提摩太》，此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这本小册子把李提摩太描述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年是李提摩太逝世一百周年，对于一位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再简单地贴上某些标签是很粗暴的做法。要认识李提摩太，先不要根据只言片语或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进行定性，而是要客观全面地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其实，和李提摩太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24年，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曾任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二任总教习的苏慧廉所写的《李提摩太在中国》出版，这位在温州服侍长达二十多年的宣教士在引言中如此动情地写道：“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文革结束后，随着极左风气的冷却，人们对李提摩太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回归正常。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发表长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学》，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的艰难历程。山西大学官方网站有个“校史”专栏，对这段风尘的历史做过介绍，肯定了李提摩太做出的贡献。

1986年，徐士瑚又在当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六期（总第四十八辑）上发表了介绍李提摩太事迹的长篇专文《李提摩太与山西》，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李氏在赈济灾民、介绍西学、解决教案、创办山大四个方面与山西的关系加以详述”，而且评价李为“思想复杂、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对儒释道与伊斯兰教都专研过的传教士”，认为李提摩太虽然其“动机出于传播耶教福音，但客观上为山西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创办西斋（即山西大学）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综合李提摩太的有关传记资料，通过展现其所作所为，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提摩太。同时，也介绍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策略，期待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能有所启发。

对于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曾经被视作是戴德生传教路线的对立面，也曾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本文也会触及到这两者的比较。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不同的传教路线，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也代表了他们面对不同传教群体所采取的不同处境化策略，而在其背后也有着不同的神学动因和宣教异象。

一. 李提摩太的出身和信仰背景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两处浸信会教堂担任秘书和执事。和戴德生相比，李提摩太的家庭似乎相对比较平凡，没有那么多属灵光环。李提摩太早年的属灵经历并不太突出，当然也没有戴德生那样的“传奇”色彩。

1858-1860年间，在欧美出现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垒一时间都土崩瓦解了，开始转变他们的信仰。受这股复兴潮流的影响，“这位中国未来的传教士在这场‘如同燎原烈火般燃遍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和瑞典’……的‘宗教复兴运动’中如获重生” 。

李提摩太受到这场复兴运动的熏陶，向耶稣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在家乡附近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英国浸信会的信徒。此后不久，在听过一次并非专门针对传教士的讲道之后，李提摩太第一次有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冲动”。当时他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命令他要到国外当传教士。

1865年（中国内地会建立的那一年），李提摩太考入一所神学院叫哈佛福德神学院。在神学院里，他和其他同学一道要求更改课程，引发一次课程改革。

他和同学们要求校方做以下改革：
以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
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
并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
李提摩太当时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但最终校方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

二. 李提摩太对华宣教事工

2.1 对中国的宣教负担之建立

李提摩太是如何对中国这个位于遥远的远东国家产生兴趣的呢？这还得要从内地会说起。

1866年，英国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宣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省份的进军。

后来李提摩太回忆道：那时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

1868年，李提摩太听了一位叫魁丽斯的女士有关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李提摩太。在哈佛福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李提摩太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但由于李提摩太是浸信会信徒，有人建议他向浸信会协会提出申请。李提摩太就此照办，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

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李提摩太这样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李提摩太当时这位年轻的学子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眼界，这似乎也暗示了他今后将会采取和戴德生不同的宣教路线。

2.2 来华宣教初期事工

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正式被英国浸信会差派到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就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

在烟台的前两年，李提摩太采用传统的布道方法，尽力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来传播福音，但他发现取得的成果却不值得一提。

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大旱，因大旱引发大饥荒。李提摩太就从山东进入山西，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山西赈灾慈善活动为李提摩太在中国官方和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声望，这也为他以后更深接触中国高层官员和士绅奠定了群众基础。

2.3 对华宣教事工之转折

起初李提摩太对华宣教事工中规中矩，街头布道、灾区赈灾。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提摩太了。李提摩太的宣教事工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而这次转折造成了日后李提摩太和戴德生宣教路线取向的分野。

有两个经历推动李提摩太转变他的宣教思路。

第一个经历是，他发现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的局限。李提摩太在来华宣教的头两年，他在烟台使用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进行传福音，但效果很不理想，他对此深感沮丧。但他不久从研读新约中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李提摩太在马太福音看到一处经文，主耶稣吩咐门徒如何去到人群中传道：“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马太福音10:11-12）

翻译成“好人”的这个中文词的英文译本翻译为“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

看到这处经文，李提摩太似乎对他的宣教前景得到了全新的亮光。据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如同我们的主所指示的。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

很快他就听说在烟台附近住着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便开始实施他从新约圣经中所发现的宣教新策略。于是他前去拜访这个从事晒盐为业的“虔诚人”，并带去了一些福音书、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集作为礼物。这位虔诚人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提摩太，并留他一起吃饭。席间他们就宗教问题进行探讨并交换各自的观点。

李提摩太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后来，他把我领进了里边一间房子，那房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是我每天做礼拜的地方’。当我把赞美诗集拿给他时，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赞美诗——它歌咏的是尘世的飘忽无常——对我说：‘这首诗是属于我们的’。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一派在做礼拜时一直使用这首赞美诗。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这一类的人，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意识到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种令我震惊的深度。那时，我对中国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史的知识还很贫乏，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传教机会。”

也许因着这次经历，李提摩太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极为贫乏，于是决心钻研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熟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借此能和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人”展开对话，借此打开向他们传福音的大门。

能承认自己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贫乏，并愿意谦卑去学习和了解的，这在当时的宣教士中算是凤毛麟角的，因为同时代的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是不屑一顾的。

 第二个经历是和当时中国高层督抚李鸿章的一次会谈。1880年李提摩太被邀请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总督，李鸿章在谈话中对当时一些中国人信基督教颇为不屑，他对李提摩太说道：“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他们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四散而去。”

这种说辞固然有夸大之处，但李鸿章的另一句让李提摩太陷入深思的话是，“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正是这句话促使李提摩太决心尽最大努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施加影响。后来，他进一步决定在官员和学者中间开展旨在传播信仰的学术讲座。并且他游走于中国上层政治和文化阶层，成为中国晚清时代的风云人物。

三. 李提摩太宣教路线之特点

有了上述经历带来的转折之后，李提摩太独辟蹊径，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波澜壮阔的侍奉历程，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高度。

首先，李提摩太把宣教对象确定在中国的“上层精英人士”，主要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这就意味着李提摩太决心要另辟蹊径，走老前辈利玛窦的“学术传教”（或曰“文化传教”）之道路。利玛窦在李提摩太之前200多年来到中国，向中国的王公贵族和读书人传福音，通过学术手段带进福音信息，借此吸引了很多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来归信福音。

1872年李提摩太开始试行他所谓一种新的传教方式就是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

1891年李提摩太在接手广学会工作后，在该年的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规划方案，其摘录如下：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我们现在不晓得李提摩太用了什么方法把中国当时全部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人数做了如此精确的统计（精确到个位数），这个做法让后人叹为观止。李提摩太所统计的这些人（官员+学者）正是他决心要宣教传道的对象。

为此，针对这样独特的社会群体（有权力、有文化、有地位、有影响的中国人），李提摩太也相应地探索了诸多处境化宣教策略，由此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李提摩太宣教路线，从中也彰显出李提摩太对中国文化别样风格的“道成肉身”。

第一，通过宣讲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扩大中国上层社会视野，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借此打开传福音的大门。在这一方面他和明末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利玛窦的路径几乎完全一致。参加完赈灾活动后，李提摩太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为此，他进行了一些研究。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

此外，李提摩太通过和中国本土的学者接触后发现这些学者常常是陷入各种迷信中，“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为此他进一步意识到对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进行思想启蒙，要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这些精英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扫除他们的无知，然后再带入福音的信息。

因此，为了能和中国的官员、学者进行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李提摩太意识到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为此在从1880至1884年，他花了将近一千英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用于购买书籍及科技仪器，并进行自修，然后找机会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

李提摩太的做法是，举办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从这里看到，李提摩太对中国文化精英并没有直接进行布道，而是先找到他们的“软肋”，通过宣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来对他们进行启蒙，然后再慢慢地带入福音。难怪李提摩太被誉为是继利玛窦之后推动“西学东渐”的又一重要人物。

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说，李提摩太是借用上帝的普遍启示、普遍恩典做媒介来达到传播上帝的特殊启示（福音救恩）之目的。

第二，李提摩太不仅宣传西方近代先进科技文化，他也刻苦钻研中国本土文化和宗教，来装备自己，以便能更好地和中国官员、学者交流对话，在此基础上开展福音工作。

为此，李提摩太研究中国的宗教书籍，从事起学术研究。他学习过由另一位宣教士翻译的儒教经典。之后又研习更为大众化的宗教书籍，就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团体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录》，这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的汇编。

他还研习佛教最重要的典籍《金刚经》。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一套《金刚经》，每一段经文之后，都附有对相关术语的简要解释。为此李提摩太曾每天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时间来研读和抄写《金刚经》。为了能更深理解佛教，他还专门去一所很有名的寺庙居住了一个月。

通过这些学习，加上对《近思录》的研究，李提摩太掌握了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在《圣经》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后，他又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在当中他尽可能避免使用外国名字，因为他觉得中国人痛恨外国的事物，并且采取了他所认为的“我们的主诉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于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权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提摩太为了应对中国文化处境化的问题，可谓煞费苦心。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西方基督教的一些经典著作，或自己著书，宣传西方的宗教和科技思想。

此外，他还抓准机会访问中国各类宗教领袖和其他学者，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向他们请教和探讨，并现场观摩中国本土宗教仪式，了解中国本土的宗教和文化气息，俨然成为一个中国文化通。他甚至还撰写了学术论文《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来研究中国人所深为惧怕的鬼魅附身现象。

随着深入接触中国宗教和文化，李提摩太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观点渐渐不同于当时西教士的主流看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宗教也包含真理的亮光，是引导中国人迈向基督教的门槛。

第三，广泛地接触官员和社会各界精英（包括宗教界和知识界），用各种方法来影响这些人。

有了上述两方面的装备（可以概括为西学和中学），李提摩太更深入而又广泛地接触中国各类精英人士。他把这种活动称作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他所接触的政治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风云人物），并和这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白银资助李提摩太所负责的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还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鼓吹改良，甚至一度差点被聘为皇帝的顾问。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所提出的改良主张其内容基本上是来源于李提摩太。

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们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些官员们大都是倾向于保护传教士的宣教事业的，也对基督教普遍抱有好感，尽管他们最后并没有真正归信基督教。在当时那种从上到下普遍排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交往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福音事工在中国复杂社会环境下的顺利进行。

除了政治人物外，李提摩太还接触各类宗教人士，有佛教、道教、喇嘛教，也包括儒家。主动拜访当地一些教派领袖，探讨宗教问题，李提摩太非常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李提摩太到访过中国的著名寺院，观摩过道教和佛教的宗教仪式。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宗教文化持乐观、开放、尊重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宗教里面有真理的亮光，是引导他们相信基督教的台阶。

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时，当地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曾多次来拜访他，并同他进行长谈。他也被邀请回访这位读书人，这位读书人把他引荐给当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还一起进餐，期间就东西方之间的不同之处展开了讨论。

李提摩太曾和一位道教徒交流，此人把在道教中研究的最深奥的道理告诉了李提摩太，而李提摩太则努力向他指明，基督教已经更全面、更明确地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李提摩太来说，中国的宗教都有美善的一面，包含有真理的亮光，只是在他心中还是唯有基督教是最卓越最高级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通向基督教的初级台阶。　

此外，李提摩太还抓住中国定期举办的科举考试时机，别出心裁地向未来的国家栋梁和文化精英传讲福音。每逢科举开考之际，大批学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指定的地方考点，李提摩太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和中国学子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李提摩太和其他宣教士为了向这些中国学子传福音，他们在考场附近向学子们发送圣经和福音资料。为了激励这些学子们能谦卑用心地去阅读思考这些材料，他们很聪明地采用了有奖征文活动。

据记载，“主张间接传教的李提摩太于1879年在山西进行一次分书活动，先是将书普遍分到全省一百零八个县份，再趁着同一年乡试期间，针对应试的七千名考生送书，用来赠送的两部书由他来慎重挑选，避免其中有冒犯中国人的观点。为了配合送书，他还举办考课活动，并请赫德提供奖金。”李提摩太此举“开启了此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考场送书活动。”

在山西家喻户晓的著名牧师席胜魔就是西方宣教士们用这种方法传福音所结的果子。

在这种和中国精英人士的交往中，李提摩太扮演了架设中西文化沟通桥梁的角色，他不仅翻译西方的科技和宗教著作给中国人看，他也翻译中国的宗教和文学作品，并尽力挖掘中国宗教和文学典籍里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子。

因此，在李提摩太尝试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他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按照他从基督教信仰对西游记做了这样的解读：“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虽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解读难免牵强附会，但我们应该理解他的苦心。他要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接触，尽可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讲述福音。

第四，非常重视文字事工，广泛地以文字和出版物来影响中国的领导层和知识界思想界。

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影响了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又包括：
a.编辑出版各种文字刊物，
b.翻译西方著作，
c.办报纸；
d.自己亲自著书立说。李提摩太的主要著作及译著有：《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这些刊物和著作对晚清的思想和社会革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

1891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充分利用广学会的平台，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和小册子，并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使广学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出版机构之一。

李提摩太曾提出这样的主张：“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因此，广学会“一开始以中国的官员、绅士以及考生（未来的官绅）等知识分子阶层为主要传播对象，影响中国人从影响知识分子开始”。由此可见，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工作，无论办报刊还是出版读物，背后都有一个深刻的动机，那就是竭尽所能以文字去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各领域的领袖级人物。

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人的具体情况，编写合乎中国人需要的教义问答书。他的做法是从自己国家出版的教义问答书选择了一些他认为是最好的，并有针对性地又加上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的问题和答案。此外，他还充分利用了中国当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份，插入了对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我们从中看到李提摩太是多么重视处境化。

李提摩太还针对中国领导层撰写相关著作，他认为通过文字可以对中国的领导阶层和知识阶层进行正确的引导。在一次和李鸿章的会谈中，李鸿章问李提摩太：“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给他带来灵感，促使他后来写作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来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来做辩护。

1905年7月，浸信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大会，全球各地的浸信会都派代表出席，李提摩太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

李提摩太对基督教文字事工在福音工作上的重要价值有着深刻的洞见，并且身体力行。他为此向英国浸信会提出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在当时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此外，他还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第五，热衷于社会关怀事工，以此为纽带与当地官员、民众建立友谊，进而打开福音的大门。

1876-1878年，中国北部遭受严重旱灾，持续干旱引起可怕的饥荒。李提摩太亲眼看到受灾地区各种各样的凄惨景象，并且强烈地感同身受。

他注意到当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应对旱灾和饥荒，“有庙就拜，向各种偶像祈祷”。他趁机准备了几张在黄色纸上写的海报，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李提摩太骑着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在城门上张贴海报，规劝人们在患难面前皈依上帝。

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传福音，面对这场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他更是积极地投入赈灾活动，尽最大努力去拯救受灾难民。他向饥民分发救济品的做法，反而增强了他向群众传福音的说服力。很多人来找李提摩太领取救济品，也有很多人来向他咨询有关基督教的事情。他就乘机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这些慕道友回到家以后，会把他们从李提摩太那里所领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这样一来，福音就传开了。

这场席卷中国北方的旱灾也让李提摩太更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救济关怀事工之于传播福音的重要价值。当时李提摩太给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中国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这是“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

并且，他建议教会应当从以下四个途径来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就这一点而论，有人把李提摩太称作是对中国人的“肉体救赎”。当山东发生大饥荒时，他还向山东巡抚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山西进行赈灾，发现山西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向当时的山西巡抚提出过类似避免饥荒的建议。

从这里可以看到，李提摩太非常关注社会关怀事工，通过社会关怀事工，向中国引入基督教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改造这个古老的帝国，提升中国的文明水平，为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福音铺平道路。

第六，创办西式大学。

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李提摩太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

李提摩太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他认为，正是“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在筹办学校的过程中，官方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委以重任，但也遇到了来自顽固派的诸多阻扰，但李提摩太还是争取到了在这所新兴的大学里基督教自由传播的权利。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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